浅析“以意逆志”论内涵的演变

浅析“以意逆志”论内涵的演变
杨祎梦
【摘要】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它具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实际上就是将"意"和"志"融为一体的理解和阐释。

由于各个时期占主导的文化、思想不同,必然给"以意逆志"的发展限定不同的方向。

【期刊名称】《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3
【总页数】1页(P31)
【关键词】“以意逆志”;经学;玄学;理学
【作者】杨祎梦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09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论寄寓了儒家的人格理想和仁义道德，后世学者对“以意逆志”论都有各自不同的阐述。

“以意逆志”论是针对诗歌阐释而提出的，“逆”衔接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空间和心理距离。

《说文解字》：“志”，意也；又：“意”，志也。

由此看来，先秦两汉之际，二者的意思并有被严格的区分开。

后世对于“以意逆志”中的“意”，也是众说不一。

“以意逆志”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一直为后世学者关注和研究，其内涵也被不同时代的诠释者改写和补充。

在汉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下，“以意逆志”论形成了新的特色，呈现出新
的发展趋势。

汉代是一个经学氛围很浓的时期，经学是作为主流思想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因此它承载了社会政治的重要方面。

汉儒对于《诗经》的主旨论，无非“美刺”、“讽谏”两种说法。

经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统治者的讽谏，带有借古讽今的意味，这样的诠释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将“志”的内涵局限在“美刺”、“讽谏”中而忽略文本自身的解读，这种文学批评方式与政治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这样的功利性引导下，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相差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

《毛诗序》就将很多作品阐释和附会成一篇篇空洞无物的道德说教。

汉儒赞扬《诗经》的教化功能，认为《诗经》的社会政治作用在于通过“美刺”能够对政治以及社会伦理道德产生影响。

这样阐释“风”“雅”“颂”，实质上等于把诗三百零五篇的内容完全纳入美刺之中[1]220。

在经学的影响下，可以说在汉代“以意逆志”朝着“意
在言外”的方向发展。

魏晋时期玄学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玄学兴起以后，“以意逆志”论不再局限于汉儒的“美刺”、“讽谏”说，而是能做到依文以立解，以文本为依归解读。

汉儒治经于音韵、训诂、文字上颇下功夫，较为繁琐，到了魏晋这一时期逐渐由繁琐走向简洁。

三国时期的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观点。

王弼的思想在魏晋玄学史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的这一理论具有高度的哲学思辨性，对文学和思想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思想和观点吸收了一部分玄学思想。

批评家们较少拘泥于文辞，但却执着于文学作品的“象”、“意”，以此推断诗人之“志”。

玄学的依归是道家，“道”本身的内涵就是具有外延性的，言之不尽，很难用精确地语言上描述，体现出语言在表达思想上是具有不可到达性。

而作为古代阐释学领域的“以意逆志”论本身就包含着深厚的儒家哲学背景。

在玄学的影响下“以意逆志”朝着“得意忘言”的方向发展。

“以意逆志”论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要是归结于儒学的复兴和理学的诞生。

以理学思想为主导的学术体系必然使得“以意逆志”论向新的方向发展。

宋代儒学
家论文探求一个“理”字，主张“文以载道”，重视文学作品自身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

认为惟有载“道”之文，根于“理”之诗，才能立于世，将道德与文学创作相结合。

因此“志”附加上了“道”和“理”的色彩。

宋代的理学家大都是重道轻文，这种思想也贯穿在理学家的诗论中，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诗教的重视，认为诗教重在培养人的性情。

理学之“理”，当然首先植根于儒家思想，二程就力图从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根源性意义的范畴如“天”、“命”、“心”、“性”中寻找与“理”的同一性。

[2]278-279人性论作为理学的核心，对创作主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产生了道德与作品结合而论文。

宋人对作者人品、心术以及道德修养的重视，强调作品的寄托意义，也因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3]59“以意逆志”就是要从作品中寻求其内在的“道”、“理”，追寻作品的道德意义。

清代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时代特点，又使得它的诗文批评在内容方面具有整合历代诗文观念的集大成性质。

[4]183清代是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此时文学批评发展繁盛，“以意逆志”在清代呈现出集成融合的特征。

清人创作了大量的诗话、词话，对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总结和反思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方法和观点，试图全面的探讨和发掘文学作品的内在旨意。

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往往是将郁积在内心的复杂情感隐隐道出，这种情感不可言尽，或是在文字之外，往往令观者难以捉摸。

也正因如此而陷入迷雾之中，这就是文学作品主旨难辨。

文学作品中的“志”大多隐晦而难明，相隔千载更是无从得知。

清代学者常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使用，着眼于作家及其生活时代，综合作品内容及艺术风格论述，二者相互制约、补充。

处于不同时代的读者需要克服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同时也要排除“自我”，进入“无我之境”，以期达到最大程度还原作者的意愿。

“以意逆志”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与其时代思想文化相对应的。

它重在发挥读者的能动作用，运用这一方法对古人内心世界进行揣摩，探寻作者的创作意图。

读者
主体的生活经历、文学修养、美学取向等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批评整合的过程中又必须使批评理论不断构建、创新和发展。

【相关文献】
[1]候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北京,2010.
[2]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3]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