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的变化及其背景——国际形势、经济结构以及国民意识

一、政策的变化及其背景 ——国际形势、经济结构以及国民意识 发言1 日本区域性联盟政策的形成（宗像直子）
发言2 对中日关系前景的政治探问（王逸舟）
论点1 日本和新加坡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FTA）的意义
(1) FTA和来自结构改革的压力
· 为解决结构改革中让领导人棘手的难题，日本利用了良好的外在压力。

日本和新加坡的FTA，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先例。

（田中）
· 如果要刺激改革的话，压力的大小是因国而异的。

不是把来自美国或中国的，而是把来自新加坡的压力作为外在压力，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吗？（冈松） · 我们可以预见，日本国民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亚洲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注意倾听亚洲各国的愿望和忧虑。

这不是被强制的，而是自发地认识到与其拥有共识，满足其愿望是多么重要；这不是高压下的外界压力，而是无压力的友好提案。

所以国家的规模大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提案是否正确。

（宗像）
(2) 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
· 日新自由贸易协议体现在政治、外交上的重要性，大于经济层面。

它体现了日本在这一领域的政治意愿。

我希望这种政治意愿能扩大到更大范围，特别是日中关系上。

（津上）
· 日本和新加坡的FTA能够成为亚洲合作的典范吗？在两国的贸易关系里并不包括农业，日本若与亚洲其他各国打交道，农业是不可回避的。

另外，日本和新加坡的发展阶段几乎相同，而亚洲区域联盟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推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的联盟。

（Tersen）
· 农业问题很敏感，解决好农业问题需要政治上的领导力。

不单是消除农民对自由化的抵触，还要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农业政策。

需要的是以后政治力量从农村转向城市时，也能被城市居民积极支持的政策。

城市居民会购买价格虽贵些但可以安心使用的国产货，也会肯定观光农场这类设施的娱乐价值。

应该从这些需要出发考虑日本农业的优势所在，不需要泛泛的多功能，应该设计出与外部效应紧密相关的政策。

制定出这种政策的智慧和使之变为现实的政治领导力缺
一不可。

（宗像）
· 在日新FTA中，也考虑到了ASEAN其他国家， FTA不仅是贸易的自由化，还包括合作的问题。

为实现经济联盟，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日本应该有效地进行援助，这一点也要向欧洲学习。

（宗像）
· 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今天的欧洲不同，大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现在东亚联盟的一个难点，但是欧洲当初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

最初联盟的五个国家发展阶段大致相同，但是后来与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的联盟就很困难，费了不少时间。

从日本和新加坡发展阶段几乎相同，我认为从这两个国家着手是正确的。

虽然在日新FTA中没包括多少农产品，但从广义上看，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这是日本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不论对日本，还是对新加坡而言，都可以通过这次经验学到不少东西。

（Chew）
· 亚洲和日本之间的课题之一是人的流动，即日本引进劳动力。

关于这一点，和新加坡的FTA是怎么谈的？（冈松）
· 我认为，人的流动并不单是引进外国人，为了吸引有才能的人，必须积极地营造一个必要的、有魅力的环境。

在这一点上，日本应该向新加坡学习。

如果很多优秀的外国人活跃在日本，就可以改变因不良事件带来的对外国人的不良评价，日本的民间也就会更积极地倡导接纳外国人。

（宗像）
· 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签署的可能吗？（高原）
现在智囊团在研究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今后的进展主要看韩国的准备程度，我们希望韩国也能做好探讨FTA这一选择项的准备，为此需要改善环境。

（宗像）
论点2 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和FTA
· APEC的自由化进程的确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顺利，但也不是倒退，只是前进速度比较慢。

APEC是个有着21个成员国的庞大组织，所以前进速度慢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佐伯）
· 我们已经开始更为现实地考虑APEC的作用。

APEC是一个多种经验可以共享的可贵组织，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可以从其他国家得到有关经济改革的有益经验、设想。

应该现实地考虑APEC的力量，并加以培养。

（宗像）
· 与WTO和FTA相比， FTA和PEC的关系更注重讨论。

WTO和FTA有着共同的规则，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对立。

但茂物目标（2010/2020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并
非规定而是许诺，所以需要解决FTA与APEC之间概念上的冲突。

（佐伯）
· FTA必须满足GATT第24条规定，另外，还要考虑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FTA与WTO的动态关系。

新加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FTA源于全球自由化这一纯正目的的话，就不会与WTO发生冲突。

作为日本有这样的合作伙伴，也比较放心。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使FTA推动自由化、经济改革，乃至推动APEC的自由化及其他多边自由化？这是需要政策制定者考虑的。

它不会自然形成，是政策制定上的课题。

（宗像）
论点3 亚洲的经济联盟与日中关系
· 所谓日中间的货币合作，是建立一个AMF（亚洲货币基金）型的安全网？还是让两国外汇连动，然后统一成欧元那样的单一货币？（关）
· 当初中国反对日本的AMF构想，后来认识到为防止亚洲货币危机这种事态的发生，货币合作是很重要的，于是改变了想法。

在这种货币合作里，政治意图很重要。

中国接受了日本的构想后，应该进一步鼓励对话。

（王）
· 德法关系真正发生变化，是在开始实施联盟路线以后。

日中有没有可能再走进一步，实现联盟呢？（Tersen）
· 欧洲从合作走到联盟这一步，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东亚情况各异，联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

先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日本和新加坡入手是正确的。

中国发展了，东亚的合作体制、联盟就会更迈进一步。

（Chew）
· 我认为日中关系是亚洲区域性联盟、区域性合作的重要轴心。

另外，亚洲的联盟形式应与NAFTA、EU不同。

亚洲地区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在各自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独特形式，分区主义、小规模地区主义也都扎根在这个地区。

所以，应该从简单的做起，逐渐过渡到比较难办的领域，比如最初是贸易，然后是一部分国家的两国关系，再进展到更高层次的政治、防务关系。

（王）
论点4 日中美关系
· 日中间的良好关系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都有利。

王先生是持有这种新观点的学者之一。

他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美关系的思考。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日本应该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而日本大都认为日中美维持正三角关系很困难。

王先生的观点并不要求日本与美国保持距离，而是主张中国也
应与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最佳组合，在考虑改善日中关系的实际做法时，可以把它当作基点。

（津上）
· 我想知道王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算是个人独到的见解，属于少数派？还是以后这种见解会逐渐具有影响力？（青木）
· 既不是少数派也不是主流派。

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学者、政府官员、人民解放军将校在内，与我一样，认为在确立中国未来的方向时，有必要制定一个方针，那就是“基于新的理念”。

不过，我的观点还算不上大多数意见。

论点5 政治家对历史的认识
· 王先生的发言中谴责了“日本政治家不正视历史”。

如果只是一部分政治家的话，希望说法有所保留。

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日本人都在否认南京大屠杀”。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之一是不是 “日本人” 、“中国人”的泛泛论？为了防止误解，日中间对话时，应该带上条件，这是很重要的。

（高原）
· 的确，也许我发言中谴责的日本人只是少数派，但处于现在这样一个转轨期，政治家对国民负有特殊责任。

中国正在进行从第三代领导人向第四代领导人的过渡，过渡期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这也同样适用于日本。

1年半前，小渊首相发表了面向新世纪的宣言（“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报告）。

但是，后来日本在未来方向性上却呈现出与之相异的动态，可以看出其混乱。

日本能否维持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不在于国内的政治体制如何，而在于是否采取新型的、开放式的思考方式。

现在的日本正面临着一个紧迫的局面。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