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撼大地 文獻理遺編——紀念宿白先生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十八卷
２０１８年，５７—６２頁
考古撼大地　文獻理遺編
———紀念宿白先生
榮新江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早上，考古學家宿白先生不幸離世，享年９６歲。

從早上看到杭侃教授發來的信息，我就無法安心做其他事情了，不時翻閲著宿白先生留下的各種著作：《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一版，２００２年再版，三聯書店２０１７年新版。

《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張彦遠和〈歷代名畫記〉》，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

《中國古建築考古》，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漢文佛籍目録》，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跡———３～８世紀中國佛教考古學》，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

《漢唐宋元考古———中國考古學》（下），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

《考古發現與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出版。

《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出版。

……
我是１９７８年９月入學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當時歷史系有三個專業：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我在中國史班。

因爲７７級是７８年２月纔入學的，所以我們７７和７８級兩個年級的所有班，加上中文系７７級古典文獻專業的一個班，都在一起上“中國通史”的大課，而那時的“中國通史”講得很細，要上很長時間，所以我們和考古專業的同學也混得蠻熟。

等到考古專業的“中國考古學”上到魏晉一段時，我已經漸漸想把自己的專業放在中古史和敦煌學上了，所以宿白先生開始講“中國考古學”魏晉以下時，我申請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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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宿先生的嚴格考察和盤問，我被允許參加他的課程，要求除了下考古工地，一切繪圖、敲瓷片等課内外的活動都必須按時參加。

這個課，上下來非常累，但也收穫極大。

宿先生講課，是慢條斯理地念事先寫好的稿子，剛好是我們一般記録的書寫速度，没有半句廢話，哪一句都不能放過。

最具挑戰的是，他時而拿出一片紙，在黑板上補繪一幅圖，把最近的考古材料介紹給我們。

這張紙，常常是他吸煙後的煙盒紙，所以我們知道他一段時間裏抽什麽煙。

可是他拿出煙卷盒這麽一描，我們就要拼命跟著畫。

好在我小時候練過畫畫，大體上可以跟上，但一節課下來，握筆的胳膊總是酸酸的，但頭腦充實了很多，獲得的知識總是讓人愉悦半天。

這個課的内容，從魏晉到唐宋，面面俱到，同時也有許多新的視角，並非平鋪直敍。

記得講鮮卑人的考古遺跡，根據當時已經發現的材料，從大興安嶺到平城，勾勒出一條鮮卑人的遷徙路綫，聽來十分有啓發。

更有意思的是，後來不久，就在宿先生在大興安嶺畫的鮮卑起源地的圈子中，發現了嘎仙洞遺址。

這真是讓我們這些對考古還啥也不懂的學子，感到十分過癮。

真正和宿先生有較多的接觸，是我上大學二三年級的時候。

當時北大的一些先生開始大力推動敦煌學研究，把北京圖書館新獲的法國國立圖書館伯希和文書、英國圖書館斯坦因文書和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的縮微膠卷購置回來，放在圖書館２１９房間，同時又從圖書館書庫中，調集五百多種中外文敦煌學方面的圖書，包括《西域文化研究》等大部頭著作。

我當時被指派在這個研究室裏值班，有老師、學生來看書，就關照一下。

如果哪位老師需要找縮微膠卷中哪個號的文書，我就事先把膠卷摇到那個號的位置，等老師來看。

記得有一次宿先生來看Ｐ．２５５１《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結果因爲是淡朱筆抄寫，膠卷上一個字都不顯示，讓宿先生很失望。

對於我來説，這種老師們來的時候，是我問學的最佳時機。

因此，前前後後，從宿先生那裏獲得許多敦煌學的知識。

到１９８２年５月，由鄧廣銘先生牽頭，北大成立了中古史研究中心，宿先生也是中心的創辦人之一，和鄧先生一起商議，把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作爲中心的四項規劃之一，並且首先開展起來。

宿先生和鄧先生在朗潤園１０公寓住對門，我們經常在鄧先生家見到宿先生，有時候也順道去宿先生家裏坐坐。

這年９月，我開始讀隋唐史專業的研究生，重點仍然是敦煌文書，所以有機會就更專業的問題向宿先生討教。

８５年我畢業的那年，考古專業已從歷史系分出去，宿先生出任首届考古系主任。

雖然人員分了，但學術未斷，我畢業後留在中古史中心工作，宿先生也是中心的導師之一，所以還有很多機會向他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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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從鄧先生家出來，從三樓下來見到回家的宿先生，他讓我隨他上樓，説是給我看一件東西，就是《日本雕刻史基礎資料集成·平安時代·造像銘記篇》第１卷（東京，１９６６年）所收京都清涼寺藏“新樣文殊”版畫，這是北宋時日本求法僧奝然從五臺山帶回去的。

我當時剛剛發表《從敦煌的五臺山繪畫和文獻看五代宋初中原與河西、于闐間的文化交往》（載《文博》１９８７年第４期），利用敦煌藏經洞保存的紙本畫稿、印本文殊像，輔以敦煌《五臺山讚》等文獻，考證１９７５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自莫高窟第
２２０窟重層甬道底層發現的後唐同光三年（９２５）翟奉達出資彩繪的“新樣文殊”像，是根據來自中原五臺山的畫稿，而不是如考古簡報所説的畫稿來自于闐。

這一結論得到宿先生的肯定，並且提供給我大體同時奝然從五臺山帶回日本的大致相同的版畫，强化了我的看法。

而且，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跡札記》（《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９期）一文中，説到“五代初，新樣文殊即西傳莫高”，將拙文作爲依據。

這給我莫大的鼓勵，因爲我這篇文章曾經投給一個所謂“核心刊物”，被退稿，後來通過考古所的一位長輩的關係，發表在陝西文管會辦的《文博》上。

没想到，這篇文章卻得到宿先生的肯定，那被退稿的沮喪心情也就一筆勾銷了。

還有一事也浮現在腦海，那是我寫了一篇《五代洛陽民間印刷業一瞥》的小文，發表在《文物天地》１９９７年第５期，只有兩頁紙，很不顯眼。

没想到不久宿先生就讓李崇峰來找我，想看一下我發表的圖版的清晰照片。

這件帶有題記的《彌勒下生經》刻本殘片，原是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得，二戰前流失，被日本學僧出口常順在柏林買到，入藏大阪四天王寺。

１９７８年，京都大學藤枝晃教授應邀整理，編成《高昌殘影———出口常順藏吐魯番出土佛典斷片圖録》，精印一百部，未公開發行，由出口氏分送友好和研究機關。

這書當然在國内很難見到，宿先生也没有看到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我在日本龍谷大學訪問半年，在西域文化研究會的研究室裏看到這部書，用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方式複製了一本。

因爲我讀過宿先生大多數有關雕版印刷的文章，發現這是一件新材料，於是做了一篇札記，考證這是五代洛陽民間書鋪所印，特别有價值的是“裝印”和“雕字”分屬朱、王兩家，表明印刷術在五代時期的進步。

我把Ｐｈｏｔｏｃｏｐｙ的這件殘片的圖剪下來，交給崇峰兄，複印了一份留底。

後來宿先生編印《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把這件圖片收入其中，並轉述了我的文章結論。

這既是對我的鼓勵，也説明宿先生在做學問時，對於任何一個紙片，對於任何一篇小小的札記，都不會放過。

此外，宿先生還叫我到他家，詢問過德國ＯｔｔｏＦｒａｎｋｅ發表的《涼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的清晰圖版，因爲這座碑銘對於他所提出的“涼州模式”的西漸，是最好的證明。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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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９０７年發表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通報》上，我用的是放在外文樓三層閣樓上東語系圖書館裏陳寅恪舊藏的抽印本。

宿先生還幾次詳細詢問歐洲和日本對於摩尼教石窟壁畫的研究情況，這與他推進吐魯番摩尼教石窟的考古調查有關。

每次去他家，我都要做充分的準備，回答問題，就像是被老師考試；而這也是請教問題的好機會，所以每次都不會錯過。

關於宿先生的學問，考古方面，我不敢奢談，這方面已有他的弟子們寫過一些文章，其中尤以徐蘋芳先生的《重讀宿白〈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的創建歷程———讀宿白先生〈中國石窟寺研究〉》最爲經典。

徐先生是最瞭解宿先生學問的人，在中國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産的過程中，我有很多機會聽徐先生講宿先生的學問，受益良多。

我在歷史系和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從事教學和研究，當然更偏重於文獻方面，在我學習中古史、研究敦煌吐魯番文書的過程中，對於宿先生在文獻方面的功力，包括對版本、對石刻文獻的熟悉，更是體會深刻，敬佩莫名。

宿先生利用文獻材料推進考古學研究的最好例子，是大家熟悉的利用金皇統七年（１１４７）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簡稱《金碑》），重建了雲岡石窟的年代體系和後期的營建歷史。

我讀宿先生的相關文字，最大的感受是，這麽一方《金碑》，原石早已毁滅，連拓本都不存在，可是元朝末年的熊自得撰《析津志》時，過録了這方碑文。

《析津志》撰成未及刊印，明初編《永樂大典》時，分韻抄録《析津志》文字。

到清光緒十二至十四年（１８８６—１８８８），繆荃孫從國子監借抄《永樂大典》天字韻所收《析津志》文字計八卷，《金碑》即在其中。

後來相關部分的《永樂大典》又毁於庚子（１９００）八國聯軍，只有繆荃孫抄本保存下來，經李盛鐸而入藏北大圖書館，爲宿先生發現其價值。

僅此一失再失的文本，轉抄而秘藏的文獻，就已經讓人看得頭暈目眩，更何況發現其中所記，原本是有關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而這篇文字是做了幾十年雲岡考古的日本學者壓根也不知道的雲岡石窟營建史料。

這没有一定的文獻功力，怎可能慧眼相識。

其實，這樣的發現不止於此。

對於敦煌莫高窟營建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文獻是原立於３３２窟前室南側的《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簡稱《聖曆碑》），可惜在１９２１年，碑石被流竄來敦煌的白俄軍人折斷，上截碑石已佚，下截殘碑現存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

宿先生卻在北大圖書館收藏的數萬張拓本中，找到劉喜海、繆荃孫遞藏的碑石未斷時拓本，再利用法藏Ｐ．２５５１敦煌抄本，復原出原碑形式，並整理出完整的碑文。

在此基礎上，宿先生利用碑文所記從樂僔、法良，到東陽王、建平公，在相關的系列文章中，對莫高窟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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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建史，做出自成體系的解説。

如果不是對石刻文獻爛熟於心，是無法從大海裏撈到這樣的珍寶的。

同樣的例子還有北宋吕大防主持刻製的《長安圖》碑，原石金元時已毁，拓本也不見流傳。

清末有殘石在西安出土，旋又散失，但有拓本流傳。

此前學界所利用的材料，是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日本學者前田直典據邵章所藏拓本拍攝的照片，以及１９５５年平岡武夫據這套照片所繪製的綫描圖。

事實上，邵章舊藏拓本保存在北大圖書館善本部，而且北大還藏有一套散裝的未曾發表過的殘石本，其中有邵章藏本缺失的内容，還多出一塊西南郊的殘石。

也是宿白先生在２００１年發表的《現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１期）一文中，首次提到並利用北大收藏的這兩種《長安圖》拓本，推動了長安城的考古研究。

現在，北大圖書館善本部金石組的胡海帆先生已經把這兩組拓本整理發表在《唐研究》第２１卷上，對於長安考古、歷史等方面的研究，一定會産生更大的影響。

在唐宋墓葬考古方面，文獻材料的重要性更爲重要，特别是堪輿家撰寫的地理葬書，更直接有助於解剖墓葬内部結構。

宿先生在發掘、整理白沙宋墓時，就利用了北宋仁宗時王洙等奉敕編撰的《地理新書》，在所著《白沙宋墓》一書中，特别説明此書在考古學上的特殊價值。

我們知道，《地理新書》在金明昌年間由張謙校正刊行，但現在所藏只有國家圖書館和原中央圖書館兩個清代影抄本。

北大圖書館李盛鐸舊藏書中，有元覆金本，這當然不會逃過宿先生的法眼。

更重要的是，他不僅讀過，而且將其合理運用到考古學研究當中。

過去我讀《白沙宋墓》，對此書印象深刻，但保存在善本書庫的書，畢竟不方便閲覽。

臺灣集文書局在１９８５年影印了原“中央圖書館”藏抄本，我立刻托友人鄭阿財先生購得一部，在後來的教學、研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此這般，都是承蒙宿先生的學恩。

宿先生對北大圖書館寶藏的熟悉，並不僅僅限於文獻、石刻，數量不多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寫卷，他也非常熟悉。

他在内部發行的考古學教材中，曾提到北大圖書館藏的北涼貲簿，引起朱雷先生的注意。

朱雷在宿先生的幫助下，在北大圖書館得見原件，撰寫了《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武漢大學學報》１９８０年第４期），結合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同組文書，考證其爲《北涼高昌郡高昌縣都鄉孝敬里貲簿》，大大推進了十六國時期的田畝賦役制度的研究，也爲後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提供一件標本性的文書。

這件對於敦煌吐魯番研究頗有意義的成果，也應當説是拜宿先生之賜。

翻閲宿先生的考古著作，文獻材料不時躍然紙上。

今天，我們擁有更好的考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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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也有更爲强大的文獻資料庫，但閲讀纔有發現，發現纔有創新。

宿先生一生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他給我們留下的研究方法，在新的條件下，必將産生更大的效力和影響。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日初稿，７月３０日改定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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