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谷拟建韩子栋纪念馆

栏目：“红色印记”——《红岩》中的阳谷英雄（下）“我要争取活到90岁，还要再干几年，在全国多塑些‘小萝卜头’像，为教育青少年再多做一些工作。

”——韩子栋难忘“老战友”奔走宣传“小萝卜头”《红岩》里英雄的晚年生活2011-01-11 聊城晚报X05版1989年5月，韩子栋在上海虹口区“小萝卜头”塑像落成典礼上讲话。

1986年4月19日，韩子栋在江苏邳县“小萝卜头”塑像前留影。

韩子栋于1987年11月为“小萝卜头”题词。

韩子栋与家人合影。

韩子栋与沈醉、王光美一同参加活动。

本报“红色印记”专栏昨日报道了《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阳谷人韩子栋的传奇经历：早年他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磨难，14年后才寻找机会成功逃脱。

此后，他又经历了些什么，他的晚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回过几次老家，家世和后代是什么情况，老家阳谷在纪念和缅怀这位传奇老人方面，又有哪些设想呢？带着这些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现居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韩子栋老家）的韩兆星，他是韩子栋的堂侄。

“文革”进牛棚，曾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韩子栋的家世，以及他与韩兆星的亲缘关系。

韩子栋之父韩希昭弟兄五个，韩希昭是家中老大，其二弟童年夭亡，三弟韩希霖，四弟韩希纬，五弟韩希瑞。

韩希昭有三子一女，三子分别为老大韩之钧、老二韩子栋、老三韩之文，女儿是李韩氏。

韩希霖育有三子，分别为韩之海、韩之洲、韩之敬。

其中，韩之洲为韩兆星之父。

如此说来，韩兆星应称呼韩子栋为堂伯父。

韩兆星也是目前在阳谷老家，与韩子栋亲缘关系最近的、为数不多的健在亲戚之一。

韩兆星今年58岁，曾任石佛镇睡虎村完全小学副校长，2006年内退，从教三十余年。

最近十多年来，这位老教书匠，一直在做着一件特有意义的事情。

2000年至今，他自费奔走于北京、上海、合肥、贵州等地，与韩子栋定居于外地的亲属见面，拜访韩子栋当年狱友的后人，还与“小萝卜头”的亲哥哥宋振镛会面，广泛搜集有关韩子栋生前的档案文字资料和珍贵照片，颇有所获。

韩兆星告诉记者，韩子栋7岁时随本家三爷爷韩介景读私塾，12岁进入聊城省立二中读书，后来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

“据村中老人讲，我堂伯父从小志向远大，他常对小伙伴说，长大后要为穷人做事。

他的性格特点鲜明，只要自己认准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来，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倔脾气。

”韩子栋的父亲韩希昭是家里的顶梁柱，他粗识文字，头脑灵活，既是农民，又兼做小生意，农闲时贩大枣、晒小盐，还从乡亲手中收土纱土布，然后卖到集市上，从中赚点零头。

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韩子栋被捕入狱后，全家的生活因此蒙上阴影。

父亲思子心切，一病不起，忧愤而死；母亲日夜以泪洗面，导致双目失明，很快也与世长辞。

家中只留下小脚、体弱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韩秀融艰难度日。

从重庆白公馆脱逃后不久，韩子栋找到了党组织。

随后，他被派往冀鲁豫边区（老范县）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的报告，组织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韩子栋先后在中财委、中央人事部、国家技术委员会等部门工作。

1958年，他响应干部上山下乡的号召，主动要求到边远地区工作，党组织遂把他从北京调到贵阳，先后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阳市政协主席等职。

“文革”中，这位从国民党监狱里逃脱的革命老战士，却又受到迫害，被关进牛棚8年，直到1979年3月才获平反昭雪。

经党中央直接关照，1981年，韩子栋被安排到贵州省政协，担任副秘书长，1985年退居二线。

数次回阳谷，捐房支援村里办学韩子栋逃出国民党监狱后第一次回老家看望妻女，是在1947年农历十月初十。

他见到了久别多年的妻子，以及从没见过面的14岁女儿韩秀融。

那年韩子栋虽然才39岁，但长期的监狱生活，早把他折磨得没了人样：齿落眼凹，皮包骨头，脸色发黄，头发花白，额头上还有块伤疤，像个沧桑的小老头，乍一看还有些吓人，乡亲们和家人硬是没认出他来。

据韩兆星回忆，当天下午约三点半，韩子栋从范县回到阳谷老家探亲。

在村口遇到村里人，他故意打听韩之栋（原名），对方说：“之栋早死了多年了。

”到了家门口，他又故意问妻子：“之栋回来了，你知道吗？”妻子答：“他早死了，你不要骗人了。

你是什么人？快出去！”这时他摘掉草帽，洗了洗脸，又刮了刮胡须，然后说：“你看我是谁？”根据韩秀融2002年3月25日的回忆，那天父亲突然归家，是她长到14岁时第一次见到父亲，“那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今生难忘”。

她怀着复杂的心情喊了声“爸爸”，接着大哭起来。

韩子栋正要弯腰抱她，她却突然昏了过去。

乡亲们闻讯赶来看他，他便借此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动农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他还动员村里的青壮年参军，支援解放战争。

在他的发动下，村里组织开展了支前活动，男青年踊跃参军，妇女忙着为解放军做军鞋。

韩子栋还教育村里的妇女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放开小脚，学文化、学技术，并教她们识字。

很快，他将妻女从阳谷老家接到范县生活，此前一直没能上学的韩秀融也进了学堂。

此后，韩子栋又数次回阳谷看望乡亲们。

韩兆星印象很深的一次是，1979年4月的一个阴雨天，韩子栋回老家，“那时他蹲了八年牛棚，刚刚获得平反。

”此次回来，韩子栋分别在聊城地区行署礼堂和阳谷县电影院，给广大干部群众作了生动的报告。

在阳谷，韩兆星聆听了堂伯父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他回忆了自己在国民党监狱的悲惨生活，还号召大家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和繁荣经济，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贡献”。

在阳谷农村，韩子栋欣喜地发现了家乡的两大变化：一是没有拿旱烟袋抽旱烟的了，二是没有用秫秸盖顶的屋子了。

不过，在了解到村里办学经费紧张后，他当即把家里的四间老屋捐给了村小学，用于支援学校建设。

当时，阳谷县城正在修环城公路，韩子栋了解到县里缺少修路资金后，出面向上级争取资金二十万元。

黑牢留烙印，最怕听炒菜和钥匙晃动的声音长期的黑牢生活，给韩子栋的心理留下很重的阴影。

“妈妈曾经告诉我，你爸爸最恨听见炒菜的声音，当他听到把菜放进热油锅时发出的"吱吱"声响，他的头发、汗毛都会竖起来。

因为这种声音会使他回想起当年特务对他用刑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去。

”韩秀融回忆，所以母亲在炒菜时总要把厨房门关好。

韩子栋也特别讨厌听到钥匙晃动的声音，因为这会让他想到过去监狱看守拿着大串钥匙来开牢门的叮当响声，想起开牢门拉他或狱友去审问、受刑甚至枪杀的画面，这使他很难受，往往要几天后才能暂时平复内心的痛苦。

据韩秀融介绍，在国民党监狱长期被关押，韩子栋的身体受到摧残，他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萎缩性胃炎等疾病，病痛让他常常坐立不安。

然而，为了补回14年的时光，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和努力学习，“在北京的时候，父亲每天晚上11点睡觉，次日早晨5点起床，先是锻炼身体，然后再看一阵书”。

韩子栋在生活中极为节俭。

韩秀融上小学时，他在北京街头小摊上买了一双旧皮鞋，平时还舍不得穿，出远门的时候才拿出来，“他这一辈子只穿过一双皮鞋，就是这双旧皮鞋”。

他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先写在废纸背面，经过反复修改，到定稿后才誊写到稿纸上。

“爸爸尤其对水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常对我们说："水是非常宝贵的，是世界上动植物都离不开的，特别是人，一天没有水都不能过。

如果限制你用水，每天只给一两盆水，够用吗？"”据韩秀融回忆，韩子栋长期习惯用一脸盆水洗澡。

这样能洗干净吗？他的回答是“能”。

他说：“我用两个脸盆洗澡，先用少量的水洗第一遍，把全身擦一遍，把脏东西搓下来，再擦肥皂，用一半的水来洗掉身上的肥皂沫，最后再用剩下的水来冲洗，这样可以洗得很干净的。

”韩子栋不光是节约用水，就连掉在家里地上的一小段线头或布头，他都会弯腰捡起来。

他总是对家人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点了，可是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啊！”在1986年6月，韩子栋被确诊患上肝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韩秀融说，她的父亲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坎坷磨难后，还能长寿，母亲的周到照顾是一方面，另外也和他的心胸开阔、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分不开。

韩子栋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坚持走“8”字形路线保持体力，逃出监狱参加党的工作后，他依然长期保持锻炼身体的习惯。

在北京工作期间，韩子栋虽然非常忙，但他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起床前先做自我按摩，从头顶按摩到脚板，活动全身筋骨，起床后做自己编的体操。

到贵阳后更是如此。

贵阳山多，节假日只要有时间，韩子栋就带着子女去爬山，风雨无阻。

时间一长，他散步、爬山，行进速度比一些年轻人还快。

韩子栋晚年曾很有感触地对他的子女们说：“在监狱里锻炼身体是为了战胜敌人，现在坚持锻炼，是为了给党多做几年工作。

”难忘“老战友”，奔走各地为“小萝卜头”塑像韩子栋从参加革命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在1985年离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关心下一代和青少年教育事业中去。

他经常往返奔波于全国各地，以自己特殊的斗争经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在调研中，韩子栋发现当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的滞后形成强烈反差。

他担心这样长期下去，会导致青少年的精神滑坡，这使他产生了用“小萝卜头”的形象和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想法。

1990年，韩子栋受中国关工委和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的委托，组织一些老同志筹办了“小萝卜头少年教育委员会”。

在给青少年作报告时，他多次深情地回忆了“小萝卜头”这位在狱中与他共同传递情报的“老战友”。

为了让“小萝卜头”的生动形象扎根于孩子们心间，韩子栋倡议为“小萝卜头”塑像。

在“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等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北京、上海、西安、江苏、河北、重庆、贵阳等地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均树立起了“小萝卜头”的塑像。

每年都会有大批少年儿童来到这些塑像前，缅怀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不少中小学都开展了“向"小萝卜头"学习，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

1991年，韩子栋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但躺在病榻上的他，心中想的仍然是关心和教育下一代。

他在逝世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争取活到90岁，还要再干几年，在全国多塑些"小萝卜头"像，为教育青少年再多做一些工作。

”遗憾的是，仅仅一年之后，这位一生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的老人，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亲人的深深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韩子栋一生中育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长女韩秀融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工程师，现已退休；儿子韩抗美一直在贵阳轴承厂工作，是一名普通工人；小女儿韩曙光在“文革”时曾插队下乡，后回城上学，现为贵州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