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1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

李江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成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队进行抗日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北抗日武装等进行抗日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从平津战斗开始，到武汉会战，进行了一系列防御战役战斗，均以失败告终。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失利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和企图妥协、推行片面抗战的政策造成的，然而仅以此概括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不够的，还有必要从军事方面作些探讨。

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有现役部队170余万（无后备役）。其陆军编有步骑兵191个师另52个旅，4个炮兵旅及20个独立炮兵团，还有部分特种部队；海军有各种舰艇109艘，编成四个舰队，总吨位为78000吨；空军共有各型飞机600架，作战飞机314架，编为九个大队。日本有现役部队38万，加上预备役和后备役，战斗兵员共计199万。其陆军现役部队编有常设师团17个，另有独立混成旅团及各特种部队；海军共有战斗舰艇274艘，总吨位为86万吨；作战飞机约2700余架，分属陆军和海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调集大量兵力进入华北，对我国展开战略进攻。其基本方针是“速战速决”，解决中日战争后，准备实施对英美的作战。国民党对日军的战略进攻，采取了“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期待“盟军协同反攻”。国民党军队展开于华北、上海、华中等战场，以一系列阵地防御作战，抗击日军的进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近一年零四个月，日军以伤亡40余万人的代价，夺取了我340余座城市，国民党正面战场防线由沿海向内地后退约700公里，由华北到华中后退约1800公里，军队伤亡约110万人。从此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以其并非绝对劣势的兵力失利于战争初期，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军事原因。

一、没有进行起码的战争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由来以久，蒋介石政府并非没有察觉。然而，由于国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把消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为基本国策，根本无心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蒋介石政府在国际国内压力下被迫改变政策，实行对日抗战后，其缺乏战争准备的致命弱点便暴露了出来。

首先，战前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定下抗战决心，7月中旬，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给国民党各元老发电，邀请他们上山共商抗战大计，并未制订全面战争计划，只是说服大家要以国难为重，出兵御敌。8月7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决定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待盟军反攻。8月下旬。国民党才划分了战区，制定了《作战指导计划》。由于作战计划产生于开战之后，战争准备工作无法进行，加之作战指导思想不统一，一遇具体问题便争论不休，难以作出正确决断，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如日军逼近大同时，守军第7集团军司令傅作义主张在此与敌决战；而战区司令阎锡山则认为大同地形不利乃下令放弃大同。日军趁国民党撤退之机，利用机械化部队跟踪追击，迅速攻陷太原。

其次，战场准备不足。国民党政府在一些军事要地构筑了部分国防工事。但是，战前开修的工事，直到战争爆发，第一期工程普遍没有完工。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的马当、田家镇等地修筑的“要塞工事”简陋不堪，根本不能抗击日军的舰炮火力，配置在田家镇的要塞炮，也是从军舰上临时卸下来的100毫米舰炮，每门炮只有四十余发炮弹。还有的工事包给不法商人修造，不仅偷工减料，而且许多都无法使用如上海附近包给一个姓黄的商人修造的三百余个机枪工事，竟有二百余个不能直接把机枪放进工事去。国民党政府在苏州至福山及无锡至江阴一线修筑的“国防线”，也不过是纵深千把米，互相不能支援的火力点而已，许多工事被土埋着，连进出口也未加清理，无法使用。

再次，部队缺额，训练不足。开战时，国民党军号称170万，实际能使用的却不到三分之一，部队普遍缺额。尤其是杂牌部队，缺额更大，有的名义上是集团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军。徐州会战时，守卫肖县的是第32军第139师，实际不足一个团，仅有两营人马。战前，由于国民党忙于内战，对日军作战思想、战术特点均未加研究，开战后临时补兵甚多，许多部队基础训练尚未完成，普遍缺乏战术素养及作战常识，战斗力低下。凇沪战役时，国民党第21集团军从后方仓促调往前线后，奉命对蕴藻滨的日军反击，遇到日军施放烟幕，即误判为毒气，部队停止不前，不仅反击未能奏效，反被日军突破了阵地。

二、战略部署中心失当

战争初期，日军的作战方针是北重南轻，其进攻重点放在华北，企图“通过华北会战获得一个大的胜利”“在两个月以至半年以内”迅速结束战局，以获得“政治上的解决”；而进攻上海的目的，则在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钳制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夺取华北”。

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已经判明了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在华北地区，然而，国民党政府从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四大家族及英美在华利益出发，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国民党一方面确定了“永久固守”晋察绥，尤其是要“确保山西”的方针，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沿线地区，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止日军进犯；一方面却“以主力集中华北，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这样，国民党的整个防御重心并没有放在华北，而是放在了华东。正是由于国

民党兵力部署上的失误，使日军在战略上占了很大便宜，得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的防御，逐渐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华东。在华北告急时，国民党军主力正忙于在上海方向扫荡敌陆海军根据地；当其想将华中部队北调救援之际，上海战局又已吃紧，终不敢冒然北进，眼睁睁看着华北防线崩溃，大片国土沦陷。继尔，随着日军大量移兵华东，上海、南京等地也相继失守。

三、指挥混乱，协同不利

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8月15日下达了总动员令，8月20日，蒋介石出任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为了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在前线省份设立了5个战区。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军统一了作战指挥，但由于其机构庞杂、层次繁多，而且还要经常变更指挥关系，加之各部队派系林立，各存异心，实际上指挥混乱不堪，部署调整、协同作战极为困难。例如，战争初期为加强太原方向的防御力量，统帅部令川军邓锡候部改编为第22集团军，出川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太原保卫战。待该集团军进抵山西境内时，太原已告失守，只好随着二战区的溃兵狼狈后退，途中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自行补给。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称川军为“土匪军”，发难统帅部要将川军调往其他战区。有的部队在内战时曾是蒋介石想消灭的异己，在作战中却有意不报告指挥所位置，以没有接到命令为理由来逃避接受指挥；有的则采取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兵力组织战斗。结果，许多命令不是没有接到，就是执行时变了样，部队或是任务不明，盲目行动，或是各行其是，还没有同敌人交战，自己就乱成了一团。有的部队为保存实力，明知友邻需要支援，仍按兵不动，坐失良机。如凇沪会战中，当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时，正值守军换防，兵力空虚，需要支援，而位于拓林、乍浦两地的国民党军却既不前往增援，又不侧击日军，致使日军安全地控制了滩头阵地，顺利接应后续部队登陆成功，此后凇沪形势急转直下。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一部向防守新店的第42军发动攻击，位于该军左翼的第30师、第37师在没有敌情顾虑的情况下按兵不动、待阵观望。结果，日军攻占第42军阵地后，又转移兵力，各个击破了这两个师的阵地。

四、作战样式呆板，缺乏有机结合

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执行的是“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支撑这一理论的除了“焦土抗战”、“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等广泛的口号外，其基本的内容便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至于“用退避消耗之战法，诱敌于我预想之地”，“完成歼敌之态势”，实为掩人耳目的托词。纵观正面战场初期战局，既看不到有计划之诱敌，又少有运动歼敌之战果，反复采用的只是正面线式防御，毫无抗击敌侧后攻击之能力。如凇沪战役中，国民党将主力配置于正面一线，而在翼侧狮子林至川沙口一线仅以一个骑兵连担任警戒，日军以正面攻击和翼侧突击相结合，始则以主力在吴淞、川沙口地区实施登陆，从北面迂回上海，继尔又在杭州湾地区登陆，从南面侧击上海，迫使国民党军三面受敌。这时，国民党军主力都陷在正面第一线，所留预备队甚少，不敢大胆反击日军翼侧攻击，结果无法阻止日军迂回作战，整个防线迅速瓦解。徐州会战时，国民党军虽四倍于敌，仍采取正面“守势作战”，主力30余个师均一线配置，机动作战部队仅有8个师。会战过程中，日军多次分兵冒进而国民党军则始终依赖阵地防守，丧失了许多主动出击歼敌的好战机。当进攻台儿庄之敌第10师团损失惨重，已陷入被围之困境时，国民党军仍未能及时集中兵力大胆攻击，致使残敌万余人突围逃跑。武汉会战时，国民党军在兵力上也占有优势，而且战区地形也较为有利，敌人则战地甚广，战线延长，后方补给线长达数百公里，且沿途地形复杂，警戒兵力十分薄弱；最怕我切断其补给线，但由于国民党军奉行正面专守防御，不敢采取攻势行动，只是处处设防、分兵把口，株守一地，就是当部分日军孤军冒进，陷入困境时，国民党军也很少采取积极攻势作战，结果终被日军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