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标志

个人主义: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摘要：《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译介鼓励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勇于同封建社会作斗争，对个人主义大力宣扬，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改革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

关键词：玩偶之家个人主义现代性影响研究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创作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对于《玩偶之家》汉译本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不过，对《玩偶之家》汉译本传达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还可以更系统地陈述事例，阐发论点。笔者欲就《玩偶之家》怎样传入中国，传入后引起了怎样的批评，舞台演出有怎样的效果，怎样影响中国文学家和剧作家的创作等问题，提供一些事例，并指出这些事例传播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的关系，从而具体说明《玩偶之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一、《玩偶之家》怎样传入中国?

最早将易卜生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1902至1909年鲁迅留学日本，当时正值日本兴起易卜生热。1908年，鲁迅在东京《河南》月刊上发表《摩罗诗力说》及《文化偏至论》（均写于1907年），称易卜生为“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鲁迅，1981：51）同年，仲遥在《学报》第10期上发表《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也介绍了易卜生。1914年，陆镜若在《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专论《伊蒲生之剧》，文中将易卜生誉为“莎翁之劲敌”，“剧界革

命之健将”，并介绍了易卜生50岁后的11部戏剧。但当时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因此，易卜生的作品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期间，应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话剧运动再次兴起。在对旧剧的批判中，他们也建立起了新的戏剧观，即“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洪深，1935）易卜生作品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正符合这种新剧观的需要。因此，易卜生的作品和思想开始被大规模地译介到中国。经过一番宣传造势后，1918年6月15日出版了4卷6号的“易卜生号”。头条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其后是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全剧）、《国民公敌》（节选）和《小爱友夫》（节选），最后是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号”上刊登的这部《娜拉》是在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译本，由胡适译第三幕，罗家伦译第一、二幕。《新青年》5卷4号上刊登了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中，其中包括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和《雁》（《野鸭》）。其后，陈嘏、潘家洵、欧阳予倩等人也相继翻译了易卜生的作品。期间，亦有翻译易卜生评论与传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符合了当时中国新文学发展和社会斗争的需要，自然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亲睐。《玩偶之家》的译介、文艺评论、舞台演出都一排欣欣向荣。

二、《玩偶之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哪些批评？

作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之一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看重娜拉精神的觉醒，即有个人意志和懂得对自

己负责。在胡适看来，如果有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出走与不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刘洪涛，2003）可见，胡适眼中的娜拉象征的是一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另一位举大旗者鲁迅，于1923年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作演讲时说道：“娜拉走后怎样？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1981）鲁迅认为，娜拉出走后，唯有经济自立，才能避免堕落或是回来这两种结局。想要经济自立就“要战斗”，要“剧烈的战斗”，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1981）茅盾却认为要真正提高女性地位，“还有比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中心的问题在那边呢！”（茅盾，1988）1935年初，南京的一位女教师和三名女学生因参演《娜拉》，而被开除。茅盾为此写了《的纠纷》一文，认为女子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显著提高，妇女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只要妇女能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地位就提高了。另一位文坛巨匠郭沫若为纪念革命烈士秋瑾，于1941年写了《娜拉的答案》。他将秋瑾比作娜拉，指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是参加革命。“脱离了玩偶之家的娜拉，究竟该往何处去？求得应分的学识和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郭沫若，1959）

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四位作家都对娜拉出走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其中郭沫若表明娜拉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在今天看来，这显然是误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郭沫若的看法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类的误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起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三、《玩偶之家》怎样影响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

五四作家们受易卜生作品影响之深，不断创作出表现知识青年婚姻痛苦和大胆叛离家庭的小说、戏剧。第一部模仿《娜拉》创作出的戏剧作品是胡适的《终身大事》，该剧中的田亚梅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个娜拉。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娜拉型的剧作，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卓文君》、欧阳予倩的《泼妇》、成仿吾的《欢迎会》、白薇的《琳丽》等。著名的剧作家曹禺也承认“外国剧作家对我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曹禺，1982）在《雷雨》和《日出》中的繁漪和陈白露身上都可以找到娜拉的影子。受《娜拉》影响最直接最深刻的小说当属鲁迅的《伤逝》。主人公子君和涓生大胆追求爱情，逃离了家庭的牢笼。子君受易卜生《娜拉》的影响，勇敢的同家人决裂，与涓生结婚。但最后子君并未经受住残酷现实的考验，无聊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的重压摧毁了她的理想，以致抑郁而终。这样的结局也正体现了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中表现的担忧，认为妇女必须经济独立，才能真正得到幸福。

四、《玩偶之家》在中国的舞台反映

1914年，春柳社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但是演出并不成功，观众反映冷淡。这是跟当时中国社会现状有关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且“叛逆”的戏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少学校和进步文艺团体演出了《娜

拉》。1923年5月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女生在新明戏园演出《娜拉》，赢得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喜爱。就这样，《娜拉》开始在中国戏剧舞台渐渐扎根。1925年6月，上海戏剧协社公演《傀儡家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尤其是想要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青年知识分子。1935年初，南京的磨风社公演了《娜拉》。南京的一位小学教师王光珍女士扮演娜拉，另外三位女学生也参演。但校方却以“行为浪漫”为由，将她们开除了。可见，娜拉在中国戏剧舞台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甚至遇到了挫败，但仍然影响了中国青年的思想。可以说，娜拉的舞台演出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五、《玩偶之家》的个人主义同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娜拉》在中国语境中被解读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宣言。娜拉婚前是父亲的附庸，婚后是丈夫的附庸。她的丈夫赫尔茂表明上对她温柔体贴，实际上却一直控制着娜拉。娜拉就像是丈夫的“玩偶”。娜拉假冒父亲签字，借债救夫。当债主以假借条威胁赫尔茂时，赫尔茂大骂娜拉，责备她害他身败名裂。危机解除后，赫尔茂又恢复“温柔体贴”的样子，说会保护娜拉，“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来的小鸽子一样。”此时，娜拉觉醒了，她理直气壮地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我还有别的同样神圣的责任——我说的是我对自己的责任”。最后，娜拉摆脱了道德的桎梏，毅然离家出走。

《玩偶之家》的思想符合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需求，它传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