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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题目：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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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的再认识

摘要：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平常我们都只是单纯的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可是又有许多著名人物对他有很高的赞誉。现在，我们根据下列资料重新认识一下晚清的知名人物李鸿章。

晚清重臣－李鸿章

关键词：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马关谈判，洋务运动

一、中法战争

1884-1885年间的中法战争是法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安南势力的一步步扩张，夺取对安南藩属权的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安南古称越南，分为三个部分：北为东京（即北圻），中为安南本部，南为交趾支那。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所设的安南督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受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藩属国。但这种藩属关系的实质内容即是四年一次的礼节性朝贡。安南王国独立地统治越南，中国并不驻军保护，也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如果安南受到攻击，中国必须派兵援助。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这种自古以来的关系最终被打破。1862-1867年，法国吞并了交趾支那六省。1874年的《西贡条约》，使法国人获得了对安南的保护权、传教自由、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进行贸易的权力，对印度支那的占领也得到了承认。法国已俨然代替中国成为安南的宗主国。此时正忙于

马嘉理事件和台湾危机的清政府，无暇从行为上对应法国人的这一挑衅，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副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这一条约。1882年12月20日，李鸿章与法使保海在上海签订协议，双方撤兵，两国共同保证安南的独立，“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中国设法使云南境内土物运往保胜畅行无阻……” ，和平似乎可以恢复。然而殖民份子茹费里上台，并在国会通过远征东京的军费案。这样，双方都箭在弦上。1883年8月，法国借安南肆德王逝世，幼主继位之机，逼迫其签订了《顺化条约》，使1874年的《西贡条约》获得确认，安南成为法国的傀儡。清政府大惊，却竭力坚持对安南的宗主权。1883年12月至1884年2月，清军在山西、北宁被击溃，由此导致1884年5月11日的“李—福协定”。协定约明：“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由法国保护越南；在中越边境，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 云云。然而，在双方约定的退兵日期内，法军度日页上校的那冒进的九百名妄图占领安南的部队在北离被击败，对此事的谈判也因法方的无理要求而不了了之。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当时法国业已完成工业革命虽受普法战争的影响，其国力仍是当时世界第二。就战时的1884、1885两年来看，海上力量有远东舰队，共有大小舰支20艘，其中多为当时先进的木壳、装甲巡洋舰。当时的中国，正值洋务运动发展的关键阶段，工业化刚刚起步。在越南的兵力共3万人，清军“武器残旧，尽是火药枪、长标、大刀。再看海上，“闽仅有三轮分守福、厦、台，台、浙仅有两轮分守宁、温，江南兵轮仅三号可用，北洋只有两快船，有事未可远驾”。李鸿章对战前双方兵力有过精辟分析，认为清军陆路可敌而弱于海路及海陆配合。

中法战争自爆发起，一直在北圻（东京）的陆路战场和东南沿海的海路战场进行。其中，马江海战，基隆—淡水之战，镇南关——谅山大捷，法军攻占澎湖是其中的关键性战役。海路战场的关键性战役——马江海战于1884年8月22日下午在何如璋等人的荒唐和法军的提前进攻中爆发，法军几乎在20分种之内就解决了问题。此一战，法军就获得了对东南沿海海路战场的绝对支配权，清军再无任何海上力量对法军做出抵抗，其海路失败的命运此一战即已决定。于是，法军从容地进攻基隆和淡水。10月1日，法攻基隆，刘铭传战却之。法军转攻扈尾（今淡水），刘铭传以“如扈尾有失，则前军不战而溃，府城必失”，乃移师专守扈尾，遂胜法军，但这是以放弃基隆为代价的。10月2日，法军舰队攻占了基隆。刘铭传虽然在淡水打退了法军，但一矢基隆，遂困守台北，造成极为被动的局面。10月22日，法军封锁全台港口，禁止各国船只来往出入，

台湾被“四面环围，音信不通”，刘铭传上书“恳乞朝廷速救全台性命” 可见当时台湾的局势危在旦夕。在陆路战场，1885年2月，“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镇南关，法军又毁镇南关，” 另一方面，唐景、松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余不能拔，反消耗大量兵力。后法军在宣光反攻，刘永福溃，唐景松等退驻牧马。此时，“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就是在此时，清政府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助下，派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密谈议和条款，并谈就了妥协条件，这就是中法停战的依据。此时，两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的七旬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做好了充分的临战准备。1885年3

月23日，法将尼格里分三路进攻关前隘，冯子材“自开壁，率两子直犯敌军，诸将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奋，殊死战，……毙法军极众……鏖战两日，法军大败，遂遁”。清军又三路攻谅山，……力战连克，遂破邦甲。至此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然而，这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胜利，就如同法军在北宁大败清军一样，皆非决定性的战略性转折。这仅仅是在边境上的胜利，整个北圻仍在法军控制之中；虽经此役，法军的主力并未有伤，遭败的只是冒进犯关的部分法军，何况以后议院还进一步向越南增兵拨款。再者，此时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已从陆路转至海路，同时大捷的意义又被法军攻占澎湖所抵消。1885年3月21日，法兵舰窥台湾之澎湖据之，这一打击对清政府是致命的。“澎湖诸岛，外蔽全台，内固金、厦，历来视为险要”，而法军“得之则以塞援台之路而为水军停船之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的澎湖失陷，难怪李鸿章评论道：“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

综上，至1885年3月底从整个中法战争的全局看，中国在陆上固然是暂时占谅山优势，然而在海上，自马江海战后，中国一直未能扭转败势，制海权仍受控于法，孤立无援的台湾战事因澎湖的被占而险象环生。所以，中法两国面临的是同样的战局：陆、海两路，各自一胜一负。且陆路尚有变化，而海路战局已定。中国可以说是“不败”，但法军却也难说全然胜利。

二、甲午战争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