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评估与威胁因素

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评估与威胁因素作者：何茂春田斌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1期【摘要】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的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

威胁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开始集中显现，因此必须更新既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合理规划，正确研判安全态势，理性处理安全问题。

只要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就一定能维护我国的总体安全。

【关键词】国家安全安全环境威胁因素中国崛起【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评估国际安全问题不可忽略，但也不必过分夸大。

今日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足以让中国有信心、能力、时间和经验因应各类安全问题，而且有条不紊、有张有弛地处理安全问题，以最小的代价、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立足长远地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

一个全球性大国在复兴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和挑战。

如果说美国的崛起是在战争世纪中完成的，那么中国的复兴将在一个整体和平的世纪中推进。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和平并不必然带来安全，而发展则离不开安全的环境。

中国受世界持续和平发展之利，经济增长、国力提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级，寻求和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环境是中国内政外交的头等大事。

然而，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从内部环境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安全环境相比本世纪前十年相比，面临更多挑战。

未来几年，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将愈加复杂多变。

从全球层面来看，当今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复杂趋势。

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但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

在和平环境下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几率有所下降，但国家内部动荡、政权更迭的风险却有所上升。

2011年的埃及革命拉开了和平世纪中国家内乱集中上演的序幕，随后利比亚、苏丹、也门、叙利亚、乌克兰等国也相继爆发内乱。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让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边界随着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不断延伸。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部安全环境的重视程度也随着各种利益的扩展而不断加深。

利益的边界决定了安全的边界。

中国倡导发展、合作与共赢的理念需要更加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拓展经贸投资空间、维护运输通道安全都需要更多国家的积极合作。

然而，一些国家抱有防范与遏制的冷战思维加大了中国维护外部安全的成本。

此外，在全球层面的安全问题中，恐怖主义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

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将恐怖主义带入了“后拉登时代”。

然而，恐怖主义不仅没有被打下去，反而继续蔓延。

其袭击手法更具多样性，袭击目标更具针对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恐怖袭击的次数也在增加。

从地区层面来看，除朝鲜半岛局势起伏不定外，我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基本属于“陆上无大事、海上风波起”的状态。

朝核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已经有损我国周边安全稳定的发展利益。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仍需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地区利益攸关方的认同和支持。

但如果朝韩双方缺少在敏感动作时与中国保持预先沟通的意愿，以及没有留给中国充足的对话协调空间，那么，未来半岛局势的不可控因素很有可能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中国与其他陆上邻国的关系可谓稳中有进，地区安全形势逐渐趋稳，中俄、中国与中亚、中印、中巴等双边关系都得到进一步深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与推进也为地区安全提供了新的内生动力。

反恐一直是中国与相关邻国安全领域合作的重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双方单纯考虑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对抗局面。

2014年底，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军，但美国此次“抽身”无疑也是在甩包袱给相关邻国。

中国巩固西部安全需要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有关国家展开密切合作，上合组织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但中阿双方如何深化合作将是中国在地区反恐合作上的新挑战。

中国与海上邻国因岛屿主权争端风波不断，自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以来，这一地区充满了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在美国的支持下，其亚洲军事盟友日本、菲律宾在与中国岛屿主权争端上态度更加强硬、政策更加激进。

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然而，岛屿之争使得近几年我国与海上邻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虽然主要责任并不在我方，但局势的紧张已经威胁到我国在相关海域的正常权益，也威胁到我国海上船只自由航行、渔民捕鱼作业的安全。

从国内层面来看，当前安全环境较为复杂、安全形势也不容过分乐观。

中国发展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国内各种复杂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发展和改革必然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多么好的规划、方案都将难以实现。

评估当前的国内安全环境，不稳定因素有所上升。

反腐败、恐怖主义、生态环境、社会矛盾、能源、网络信息安全等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在一起。

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确保经济增长、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关键。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随着调结构、促改革的加快推进，中国将直面涉及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棘手问题，触碰当前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调整各种复杂利益关系。

如此，才能为有效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创造稳定、安全的国内环境。

威胁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个叠加阶段。

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在增多，中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有所上升。

世界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其全球利益安全的成本。

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导致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大调整。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权力再分配的博弈过程中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G20取代G8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架构。

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攀升对整个全球政治权力产生了直接且有效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外部的安全边界、安全层级也随着影响的加深而扩大。

加强海外能源资源的合作安全、运输通道安全、企业投资安全、海外国民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中国维护全球利益安全的重要内容。

然而，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既有受益者，也必然存在受损者，后者对前者的回击和抵抗造成了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系统自身的阵痛，受益者维护利益安全的成本也随之增加。

西方国家常指责中国贡献不足，应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或热炒中国投资是在搞新殖民主义，在全球掠夺急需的自然资源而以美国、日本、菲律宾为代表的权利受损者不断挤压中国的利益安全空间，直接将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防范遏制对象。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中国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显然，钓鱼岛和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为美国重返亚太在外交层面上增添了更多话语权。

奥巴马今年4月在亚洲军事盟友间进行穿梭外交，通过宣称履行保护同盟国条约义务、加强军事合作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有针对性的错误表态可能导致日本政府继续冒进，倘若日本在特定时期、特殊环境下误判或低估了中国所传递的敏感信号，那么，中日双方很有可能在东海海域出现擦枪走火。

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增加了中国维护地区安全的合作成本。

地区多边机制可以使各个国家降低协调沟通成本，减少多边体系内个别国家对机制安排的挑战，进而增加多边体系的稳定性。

中国倡导多边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对话机制，希望在多边机制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

然而，自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亚太战略。

首先，美国开始加强与东盟国家联系，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在雅加达建立驻东盟专任使团的非东盟国家。

其次，美国在APEC启动多项谈判议程，提升其在亚太经贸合作的主导权，通过力推TPP谈判来构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贸合作新机制。

再次，美国积极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三大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以亚太地区安全提供者的定位争夺地区安全合作的主导权。

由于美国从过去的有限参与转为强势介入，亚太多边机制安排在发挥其机制自主性和协调性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导致其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合作上容易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

这将使中国无形中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来寻求合作安全、维护共同安全。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倡导多边平等参与和美国倡导中美共责，侧重中国责任的博弈；二是转变多边机制中广泛性议题美国主导化；三是增信释疑，减少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一再出现针对中国的现象。

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加大了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直接成本。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总人口数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刚进入新世纪时，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好的时期，并认为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状况相比世纪之初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当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一枝独秀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似乎迎来了周边国家在政策上对中国崛起事实的集中反应期，且这个过程正在发酵。

影响中国维护周边安全成本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当前的岛屿主权之争。

领土问题对应着国家生存安全问题，钓鱼岛及南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中国的国家生存安全。

日本政府自“购岛”事件发生后，其对华政策愈发强硬，在钓鱼岛问题上，安倍内阁沿着右倾化道路越走越远。

日本一方面在自我冒险，一方面在寻求美国的明确支持。

奥巴马在访日期间再次表示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反对任何试图影响日本管理钓鱼岛的单方面行为，这是将破坏维持钓鱼岛现状的责任推向中国一方。

菲律宾与美国签署了为期10年的新安全协议，希望借助一纸协议提高其自身薄弱的防御能力，增强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上的筹码。

领土争端解决往往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2010年4月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签订国界线的勘界议定书后，中国已经全面解决了除印度、不丹外的陆上领土争端。

然而，在解决海洋领土主权问题上，由于受到区域外国家的影响，使得本应通过双方自行解决的问题在第三方的介入下而暂时搁浅。

周边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以及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认识和判断都会影响其对华政策的选择。

而对华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我国维护生存安全的成本，也影响我国维护发展安全、合作安全的成本。

“中国威胁论”曾一度被大肆热炒和渲染，而最近几年，更多的邻国开始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大多数国家仍以充满矛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