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思潮课程作业

《中国近代学术思潮课程作业》------我对梁启超的一点看法分数：学院：历史学院专业：人文科学实验班学号：姓名：日期：关键字：维新变法，流亡日本，革命，善变，国民观念，近代史学, 趣味主义，博学家，百科全书。

导语：章太炎先生曾说过：“世可托者，孙、梁二人”。

那么何以章太炎先生给梁任公如此高的评价呢？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命运岌岌可危。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小国通过变法也强大起来，来侵略中国。

面对清政府此时的腐败和国家的存亡，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开始思考。

1895年，在北京会试期间，考生联名发动“公车上书”，京师震骇，而这其中就有康梁，此后他们也策划，并参与了“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

在这期间，梁启超在上海，在《时务报》任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文，雄辩惊人，影响巨大。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由于对西方文化涉猎广泛，其思想、言论亦为之一变。

他的新思想广泛传播，同时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后遭其师反对，赴檀香山办理保皇时务。

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思想方面，其对史学的贡献超过了政治方面的贡献。

此外，在生活上，梁先生也是一个十分豁达乐观的人，对朋友重交情，讲义气，胸襟豁达，待人诚厚，同时又是非分明。

他的性格率直，对子女也是随性引导发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无论在外面多么叱咤风云，但是回家之后，是一个对自己的子女一往情深的好父亲。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也是兴趣所至，“每一有所染，则沉溺之”，故所治学问繁目杂，博而不精。

或许有人说他不专一，说他善变，但我很欣赏梁先生的洒脱与率直，以及他的趣味生活。

正文：一、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沧江，饮冰室主人，新民子，广东新会人。

他天资聪颖，六岁时即随父读完《五经》，九岁作文即能缀千言，十岁赴广州应童子试，舟次吟诗惊座，得“神童”美誉，十一岁中了秀才，可谓少年得志。

1888年梁入广东最高学府学海棠为正科生，治戴、段训诂之学。

1890年他进京参加会试，然而命运此刻却不再眷顾这个神童子了，他在会试落第。

这次落第或许也是个好事，如果一举登科，那么清王朝多了一个不得志的官，梁氏一生的命运或许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此次落第后，梁启超在陈通甫等人介绍下，在归途中拜访了康有为，一见大服，遂执弟子礼。

这次拜见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他的一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录梁氏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子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

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自怨自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及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之梗概。

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棠，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

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从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读出康有为带给梁启超的震骇。

翌年，梁启超进入万木草堂学习，从此，他的思想逼近了时代的主题，它也勇敢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入京会试，愤惋于甲午之败，考生们联合发动“公车上书”，京师震骇。

1896年抵沪，《时务报》创刊，梁启超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文，雄辩惊人，影响巨大，时人把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

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弟子和得力助手，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然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是一个宣传家。

从一开始，它的活动特点就是在宣传，在当时，他虽在很多著名刊物发表文章，但大多宣传的是其师康有为的思想，而不是他自己独创的。

梁启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

变法失败后，他流亡至日本，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书》，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积极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这一时期，他一定程度上不再完全受康有为思想的支配控制，相对独立地全面宣传了一整套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积极意识形态。

他这一时期的论著，影响了连续几代的青年人，这广泛而富有成效地启蒙宣传工作是他人生辉煌的一笔，虽然有动摇，然而他的功劳是如此难以抹杀。

二、他的国民观念民族的存亡刺激了梁启超国家思想的产生。

在维新运动走向高潮之际，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在给湖南巡府陈宝箴所上的奏折中，他这样谈论“民权”与“国家”的关系：“今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权者生于智也。

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

是故国既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人相等，则彼虽灭我国，不能灭吾权……。

”“民权”一开始就在梁启超的国家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

戊戌维新失败后，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持续的发展。

他认为集一私人之权利思想，即为一国之权利思想，国家观念的形成除了有“个人权利”思想之外，还需要有“合群”的思想。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也和当时社会人人参政，、议政有异曲同工之妙，倘感人人为国家，那又何愁国家不兴盛，不发达呢？正是从“个人权利”思想与“合群”思想出发，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国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国民观念。

他所说的国民，就是指既有“个人权利”思想，又有“合群”思想的个体。

他将一个个独立的“国民”视为国家构成的主题与单元分子，他的这种国家观构成了他观察国家强盛与否，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观念，因此，20实际初，如何造就新国民成为了梁启超国家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中，自由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置。

何谓自由？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也……我国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可不先知自由为何物。

”他将自由分为四种：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民族上的自由，生计上的自由。

在这几种自由中，政治自由是其中最重要的。

政治自由不仅是国家要奉行的政治原则，而且是全体国民要养成的基本政治素养。

在梁启超看来，近代以来的中国解决参政问题与民族建国问题最重要。

所以，所谓培养国民的自由精神，也就是培养国民参政意识与民族精神。

在培养国民的参政意识上，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自由之界，他说：“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

服从者何？服法律也。

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

”这样的观念是十分明智的观念，相当现代化。

这也不得不说时梁启超的一种通达，也是他思想的进步之处。

与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是“自治”。

梁启超认为：自治主要是一种价值精神，它是实行民主政治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前提条件。

我很欣赏他的这句话：“天下事乱故不可久也，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之者。

不自治则治于人，势所不可逃也。

”落后就要挨打，不自强必受制于人，如果我们没有自治的意识，那么就很难摆脱被人治理的厄运。

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必然奠基于国民自治能力与自治精神之上。

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第一次从理论上上区分了政府与国家，并且提出了“国民”这样一个概念，强调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思想的先驱，他开启了国民们的混沌于蒙昧。

三、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近代史学思想，由于中国与世界的联合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封建俗理，而是把中国纳入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史学的注意力转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上，走向了经世致用的方向。

历史在前进，时代总会赋予它新的内容。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从当时的现实需要出而追索历史文化的精神所在，从而突破了汉学家寻章摘句的史学。

梁启超的近代史学思想在近代思想中占有很重要地位。

他晚年致力于史学，论著甚多。

孔夫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以此为纲常。

封建历史学就是通过一套“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的道德说教来达到以古鉴今的封建伦理说教，作为资产阶级历史学的代言人，梁启超把历史学从善恶伦理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赋之以追求客观规律的目的，还是史学思想史中一个大的转变。

1901年，梁启超写了《中国史叙论》一文，其体例已背离了封建原则，次年又写了《新史学》一文，正面提出新史学思想，文中指责封建旧史学只知有朝廷有个人，不知有国家有群体，并说：“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学界开辟一新天地。

”而表示了他自己要否定就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愿望。

他给史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明确提出了客观规律的概念，打破了旧史学的界限。

1902年，他又写了《论正统》一文，尖锐批判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论，指出封建史学所谓的“正统”的标准，又论证了这些标准的矛盾，他翻封建史学陈陈相因的旧案乃人为自古以来就无所谓正统，这篇历史理论性的文章，是对腐朽的封建史学观念一次大涤荡，有着解放史学思想的意义，虽然其史学思想中也表现出过分夸大精神作用的唯心史观和个人英雄史观，他的成就和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

四、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观梁启超先生多趣味主义人生观是他一生乐观精进的动力。

他对趣味主义人生观的阐述有三个方面，一即境由心造，心超乎成败，心超乎得失，看的得开了，才能放得开，1901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此时他写下《自励》二首，全无去国万里，飘零天涯的苦态，而荡怀“落论求为百世师”，“十年后当自我”的极度自信，这恐怕与他的趣味人生观不无关系。

其二，趣味生活化，即自由劳动，每个人都该劳动，劳动既是对身体的一种放松，也是生命的一种回归，人能在劳动中体会无穷的的乐趣。

三即功利而超功利，就是说使创造着功利的、事务性的日常，使奔波忙碌，有进不已的现实人生，在超功利的自由愉悦的心境中展开。

我想正是梁先生的趣味人生观，使得他的一生丰富多彩，不怨天尤人，也是他的生活过得怡然自乐。

梁启超虽是治世心切，然而他一入美国落机之温泉，却觉风景幽绝，杂念顿消。

而写出“泻潭飞瀑何太急，栖壑片云长自闲，安得风尘弃我去，年年携酒看青山。

”的诗句。

大自然能涤净人的胸怀，予人悦乐。

梁启超先生提到了三种从自然中享受到趣味和愉悦的情况：其一：“步旷野，吸新空气，观杂花芳草，欣欣有生意，当此时，心魂最乐。

”；其二：“体认造化的神妙，自然的丰富，自有无穷之趣。

”；其三：“乘海船，御天风，听海涛，翛翛有出空之想。

当此时，心魂最乐。

”古人云：“听瀑布，可涤蒙气；听松林，可豁胸襟；听檐雨，可止劳虑；听鸟禽，可息机营。

”自然、天籁向人所发出至真至纯至朴的信息，唤起人蕲向自由和纯朴的本性，净化为尘俗所染的情怀。

若我们做到像古人，像梁任公一样，那么心中自然会有另一番天地。

结语：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仅仅是因为它是领导维新变法的人之一，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启蒙宣传家，他的足迹在中国，在日本，在檀香山，他为变法宣传，为革命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