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告别雾都之名

史上最严重的雾霾之灾和“北京咳”一样，在伦敦也曾出现一个英文新词“smog”。

它是由烟的英文“smoke”和雾的英文“fog”组合而成。

然而新词背后的故事，说起来就沉重许多。

伦敦空气污染的问题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新事物。

早在13世纪，伦敦就一直被民众抱怨空气污染严重。

毕竟煮饭、取暖、炼金属，样样都离不开烧煤。

1661年，英国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告诉查理二世，伦敦的空气污染会大大减短伦敦人的寿命。

直到20世纪初期，工厂和家庭通常仍通过烧煤来取暖做饭。

再加上地处气压偏高、风少和人口密度偏高等因素，整座城市常常笼罩在浓烟浓雾里。

“smog”这个词就是用来描绘这个现象。

可是单凭屋外的浓烟浓雾，伦敦或许还称不上是“雾都”。

按照当时伦敦一个不成文的社交礼仪来说，如果你要去酒吧和女孩搭讪，你一定要准备好递上香烟。

因为当时的伦敦，人人抽烟。

所以，当时所谓的“雾都伦敦”，应该不仅仅是形容屋外浓烟浓雾，就连许多室内公众场合也常常烟雾弥漫。

曾经客居伦敦的老舍先生将其描绘为“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霭。

最严重的一场雾霾之灾，发生在1952年12月初。

这一年是暖冬。

连续数日寂静无风。

由于逆温层的作用，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气体与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

站在泰晤士河桥上望去，恍如置身于白茫茫的云端。

浓雾中，多家店铺白天都掌着灯，马路上少数有经验的司机开着车灯在行驶。

飞机航班被取消，火车只能缓缓移动，只有地铁仍在快速移动。

一些地方的能见度在一米之内，人们刚走几步便迷失了方向。

由于燃煤产生的粉尘表面会大量吸附水，成为形成烟雾的凝聚核，这样便形成了浓雾。

另外燃煤粉尘中含有三氧化二铁的成分，可以催化另一种来自燃煤的污染物二氧化硫氧化，生成三氧化硫，进而与吸附在粉尘表面的水化合生成硫酸雾滴。

这些硫酸雾滴吸入呼吸系统后会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甚至会使体弱者发病甚至死亡。

当时，伦敦正在举办一场农牧业展览会，参展的牛群首先对烟雾产生了反应，它们不吃草，焦躁不安地摇头、摆尾、跺脚；气喘吁吁地吐着舌头，似乎呼吸遇到了极大障碍；继而浑身酥软、躺倒在地。

没过多久，它们的呼吸系统和心脏遭到了严重损伤，其中一头老牛当即死亡，另有12头牛奄奄一息，只好被送进屠宰场，还有160头牛病情也十分严重，急需治疗。

不久，伦敦市民也对毒雾产生了反应，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多。

尽管烟雾悬浮在城市上空，但是人们的生活并不能停止。

工厂不能停工，人们还要取暖吃饭。

工厂的锅炉，店铺、家庭的壁炉，还在不断地冒着浓烟，空气中的毒素也随之不断地增添。

烟雾弥漫全城，浸染着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当地的居民每天吸入肺腔中的，便是这种被污染了的气体。

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不断用手揉着眼睛，泪水顺着面颊流下。

此时，凡是人群聚集之地，均可听到不停的咳嗽声。

学校的教室里不时地发出干咳声和喘气声，老师不得不提高声调进行授课，但没讲几句话，自己也咳嗽起来。

雾灾推动治污立法当时，美国有位官员到达伦敦。

他讲述说：“当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伦敦时，因为伦敦机场烟雾弥漫，所以飞机只得在伦敦南面32公里的多意奇机场着陆。

在机场，刚一推开机舱门，一股硫磺和煤烟的气味就迎面而来。

下了飞机，听人说夜里在伦敦的街道上散步，口中似有金属的味道，鼻子、咽喉以及眼睛受到了辛辣的刺激，很像剥开洋葱皮时眼睛所感到的那种刺激。

”美丽的泰晤士河谷被浓厚的烟雾笼罩着。

烟雾穿门入室，钻进了格林威治区的居民家中，使人们痛苦难忍。

在养老院内，那些靠养老金度日、正在火炉旁烤火的老人，更是痛苦不堪。

他们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眼里不停地流着泪，喉咙里燥热难忍。

一位叫史密斯的老人，住在伦敦市立公园附近的疗养院内。

老人虽然过去得过心肌炎症，但经过多年的治疗，症状已经稳定，病情有了好转。

但是，经过两天的伦敦烟雾侵扰，老人感到胸闷难忍，心脏部位开始隐隐作痛，全身直冒虚汗，偶尔还有呕吐现象。

起初，疗养院内的医生以为老人是心肌炎症复发。

虽然采取了紧急救治，但老人的病情继续加重。

几天后的凌晨，老人终因呼吸极度困难，心脏衰竭离开了人世。

随着天气越来越差，烟雾越来越浓，整个伦敦淹没在昏暗的烟雾之中。

由于煤没有经过充分的燃烧，大量地散发着浓烈的硫磺气体和烟尘颗粒，因而除了昏暗之外，还出现难闻的恶臭。

不少人在极度的气喘之下，因肺部难以吸到氧气而窒息身亡。

黑云压城下的伦敦，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污染物浓度不断增加：烟尘浓度最多时达每立方米4.5毫克，比平时高了十倍；二氧化硫最高浓度达到5.4%，比平时高了六倍多。

当时24岁的芭蕾舞演员芭芭拉回忆说：“太恐怖了！我从未见过那么可怕的烟雾。

”大雾降临的那天晚上，芭芭拉和她的未婚夫从一个宴会驱车回家，尽管车灯开到最亮，但仍看不清道路。

她只好下车一边步行一边吆喝，引导汽车一寸寸爬行，回到家已是清晨五时许。

芭芭拉说，她是穿着晚礼服和高跟鞋走完那20多公里路程的。

芭芭拉是幸运的，她毕竟活下来了。

在大雾持续的五天时间里，据英国官方的统计，丧生者竟然多达4000多人。

直到12月10日，一个寒潮经过英格兰，强劲的西风带来了北大西洋的空气，吹散了笼罩在伦敦上空的烟雾。

人们才如释重负，肺部又重新吸进了清新、洁净的空气。

直到灾难过去后，伦敦城中的825万居民才意识到，当代最可怕的一次空气污染灾难曾经降临到自己头上。

然而，死神并没有远离伦敦。

在此之后的两个月内，由于又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当时人们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一周后才发现许多人死于呼吸道疾病。

后来，人们重新检查了当年死亡者的肺的样本，发现有许多重金属、碳和其他有毒元素。

大雾所造成的慢性死亡人数高达8000人，与历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陡增3000～4000人。

烟雾事件发生后，在通往公墓的路上，送丧的队伍络绎不绝，许多运尸车在人群中缓缓穿行。

幸存者的生活也在这次灾害中变了样。

成千上万的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心脏病、肺炎、肺癌、流感等各种疾病。

在此期间，前往伦敦各大医院求诊的就医者络绎不绝，各个医院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医院的病房和走廊里都充满了烟雾受害者的哮喘和咳嗽声。

1952年的事件引起了民众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使人们意识到控制大气污染的重要意义，并且直接推动了1956年英国《空气清洁法案》的通过。

关于空气污染足以致命的报告，最先是由验尸官、病理学家以及死亡登记处向议会呈报的。

尽管长期以来这些报告都在不断地送往政府的讨论桌，但当时任地区政府部长（后来成为英国首相之一）的哈罗德·麦美伦并不认为政府能为伦敦的“烟雾”做点什么。

麦美伦甚至认为，民众渴望政府去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想法，是一个福利国家最大的弊病。

他的意见代表了许多高官的想法。

因此改革空气质量的问题一直未能提上议程。

直至1952年这次大灾，才推动议员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平时议员高官们可以喝从法国运来的洁净水，可以吃从荷兰来的干净蔬果，可以不受交通拥堵、城市混乱和治安问题的影响，但是他们无法不呼吸同样污浊的空气，无法不同样深受其害，亦是此推动了英国空气治污立法的飞速发展。

《空气清洁法案》缔造新伦敦1954年12月，杰拉尔德·纳巴罗爵士在议会建议，要求政府对任何造成伦敦空气污染的行为进行干预，杜绝或减少烟雾的排放。

尽管法案得到众多议员的支持，但还是在议会“酝酿”了两年，直到1956年7月才得以通过。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空气洁净法案》。

法案限制工业与住宅使用产生黑烟或粉尘的燃料，以补助的方式鼓励大众使用无烟燃料，如电能或天然气能源。

要求战后兴建的发电站设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并且要求市民在烟囱中加装烟雾过滤器。

法案还强制要求工厂减少95％的空气污染排放，并规定由地方政府和环保署定期评估工厂是否有使用最好的空气污染管理措施，等等。

不过，这一法案仍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由于法案并没有限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伦敦高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仍然会透过大气层转为酸雨，落入苏格兰地区。

此外，虽然政府为伦敦的雾霾现象专门设立了委员会，但委员会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项任务，甚至提出，任何机构都无法预防“雾”的出现，因为它属于自然现象。

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利用公共广播发布烟雾警告，提醒大众出门戴口罩，奉劝老人不要出门等。

尽管不够完善，《空气清洁法案》仍然开启了“以法治雾”的序幕。

紧接着，议会又出台了后续法案，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

1968年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

与此同时，伦敦出台了一系列抑制交通污染的措施，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

密如蛛网的地铁线路覆盖整个伦敦。

发达的公众交通以及政府对非公交系统用车的高压手段，让公众更乐意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

更为重要的是，伦敦政府很少配置公车。

除首相和内阁主要大臣外，其他的部长级官员及所有市郡长都没有公务专用配车。

很多部长和议员们都会住在市区的专属公寓里，每天花上15分钟步行或是搭地铁上班。

在伦敦地铁上，市民可能会常常碰到正在看报纸的市长。

2003年开始，为了达到欧盟关于空气质量的要求——欧盟要求其成员国2012年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不然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伦敦市政府颁布规定，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

到2008年2月，伦敦针对大排量汽车的进城费已升至25英镑/天，折合人民币350元/天。

这些收入大都花在了公共交通上面。

拥堵费之举虽然争议不断，却也取得了奇效，不但使得收费地区交通拥堵程度减少了30%，还大大降低了市区的空气污染程度。

上述措施有效地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的排放量。

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上百天减少到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五天。

1995年起，英国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

此外，上世纪80年代，伦敦市在城市外围建有大型环形绿地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有效地防止了扬尘飞沙。

政府还尝试在街道使用一种钙基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

这种黏合剂类似胶水，可吸附空气中的尘埃。

街道清扫工已将这种新产品用于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城区，目前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

通过一系列立法，工业部门、交通部门、环境部门和媒体舆论都为大气污染治理有序地运转起来。

到现在，伦敦的雾已经成为历史，只有冬季或初春的早晨偶尔才能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