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论文完结稿

论公平与效率摘要：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至今仍成为理论界争论不休的焦点。

由于目前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不同的政策目标组合，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在此笔者再次对二者进行探讨，以其达到协调二者的目的。

关键词：公平、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公平与效率的概念对于公平概念的界定，理论界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

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

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

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

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

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

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

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市场的主体地位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

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

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例如，按劳分配，以投入的劳动为尺度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必然形成个人收入差距；按投入要素分配，以投入的劳动、资本、土地、经营力为尺度，更会形成个人收入差距。

如果抹杀这种差距，追求结果的均等，必然导致平均主义，这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

以上几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公平的含义，但却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首先，平均主义与公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财富的分配在公平情况下，不一定是平均的。

由于人类社会成员的个体差异长期存在，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多寡不同。

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实质上是没有贡献或贡献小的人对贡献大的人的利益侵占，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

追求分配的公平不等于要求收入的绝对平等，也不是不承认效率对劳动力价值的贡献，更不否认收入差异存在于分配之中的合理性。

其次，公平最终反映在分配的结果上，但公平更主要是体现在分配机会、分配权力、分配规则上，存在于分配的关系、机制、原则、分配的起点和分配的过程之中。

社会公平在分配领域的反映更集中地表现为基本人权的保障、公民权的实现和劳动力价值的正常实现。

从总体上来说，公平是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

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公平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按其所产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何谓效率？效率指资源投入和生产产出的比率。

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效率问题，人作为智慧动物，其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的人投入少，但实现的目的多，即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而有的人投入很大，但实现的目的少，或者实现不了其目标，即我们所说的事倍功半，前者是高效率，后者是非效率，所以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因此，效率的概念可以界定为：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种简化表达。

二、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议公平与效率在不同的领域含义各有不同，在这里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讨论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效率优先论这种观点来自西方自由竞争的各个学派，他们认为自由竞争是最平等的，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的政策目标，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反对政府通过行政干预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认为以收入均等化为中心的结果均等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损害。

他们认为，市场、自由、效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自由作为一种人类社会一直在追求的价值目标，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条件，正是在自由的前提下，市场经济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资源的配置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率。

有自由就有效率，自由的缺失就是效率的缺失，自由和效率是一体的。

弗里德曼认为，“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

相反，正是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

”另一方面，效率本身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来自个人的努力程度，反映了个人勤奋，越是勤奋工作的人，就越应该给予较高报酬。

反之，则应受到报酬上的惩罚。

如果不重视效率，就是对勤奋的挫伤，对懒惰的鼓励，因此应把效率放在首位。

（二）公平优先论这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的观点。

他们认为，应将公平作为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公平是一种天赋权利，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标价。

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这是对天赋权利的侵犯。

要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因为，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或两极分化是最不平等的，效率不是来自公平而是来自不公平，因为自由市场机制所强调的机会均等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在资本分布、天赋状态及教育水平等方面都不具备平等意义的条件下，机会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加上市场中存在着垄断因素，也有非经济原因，如性别、宗教的歧视等，因此市场竞争中的效率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要求政府对公平问题实行某种干预。

在保证所有的人都具备平等进人的条件的前提下，由人们各自在市场中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这样分配的最终结果是，没有人宁愿选择别人的资源，即社会成员之间不再相互妒忌。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与其他人有很大的区别，以往人们都将市场视作平等的敌人，认为市场机制允许并鼓励财产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

而这种理论的坚持者则将市场看作实现平等的场所。

人们在市场中参与“公开拍卖”，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人都获得了“按需分配”这一平等的结果。

“作为大量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定价手段的市场，在任何富有吸引力的资源平等理论的阐述中都必须处在核心位置。

”这样，他就用他独特的方式将平等置于效率之上，使其成为市场合理性的基础。

（三）公平与效率并重论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和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等重要，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二者必须兼顾，即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

在两者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强调公平，有时又强调效率。

这种理论试图找到一条既维护市场机制，又消除收入差别扩大的途径，即设法使效率和公平二者都有所增加的途径。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要限制，但是不能限制过分；收入均等化措施要有，但不能过度。

他认为平等和效率都是重要的，在不同的领域中，两种价值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阿瑟．奥肯认为社会有责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交易，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

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当然这种牺牲必须是公正的，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一种合乎公正的选择必然是平等与效率之间达到相当的均衡状态，用经济学的话语说，就是我们选择平等所增加的利益应该等同于放弃效率所付出的代价。

也就是说，既要注意解决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又要发挥好市场机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

为此，奥肯赞成一种混合经济结构，即指既保留财产私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存在，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明确地说，私经济主要关心以利润等为标准的效率，公共经济主要关心社会福利和平等。

二者互为补充，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奥肯看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追求权利平等，而在经济领域中，市场却以创造效率为由产生着收入财富上的极大不平等。

大多数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都源于市场中的机会不均等，但经济不平等所反映的机会不均等，可以在现行制度结构中加以有效地纠正，使市场中起作用的是“更大效率及更广泛平等的机会”，更大的机会均等则应该为人们带来更大的收入平等，而不是相反。

他指出，“收入分配的平等与权利分配的平等一样，会成为我们道德上的选择。

对其代价和结果加以权衡，我倾向于收入上更多的平等，而且是完全的、最好的平等。

”他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纠正机会不平等的方法，如国家增加教育经费，使高等教育为机会均等化服务；将大企业的股票分给工人，让工人参与决定。

以上是西方社会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主要看法。

就效率优先论而言，它对我国经济学在处理公平效率关系的态度上影响力最大，尽管效率优先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它把公平与效率完全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尤其反对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等观点，则是不可取的。

公平优先论则过分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张分配的均等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要素供给者提供报酬，这些报酬构成人们的收入，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使报酬有差别，从而使收入有差别，追求收入分配的均等，只会使资源配置劣化，抑制社会经济效率提高，这种观点同样是不可取的。

公平与效率平等论，既看到了公平优先论的缺陷，又看到了效率优先论的缺陷，试图从二者的有机协调中寻找最佳的模式，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把公平与效率截然对立起来，断言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也是不可取的。

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背景制度为基础，脱离了特定的背景也就脱离了相应的合理性。

因此，对待西方的理论思想不能简单照搬，否则不仅不会使我国的经济持久增长，还会误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三、我国应该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在改革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收入分配出现了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

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开展了热烈讨论。

对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我们党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