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

清政府最后的时间表

作者：邵建

来源：《读书》2010年第2期

清政府垮台于一九一一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清政府。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九○六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九月一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变来变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一九○七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一九○七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九月二十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十月十九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

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一九○八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一九○七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一九○五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一九○八年七月三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一九一一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应，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一九○八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一九一六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一九○九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政治改革犹犹豫豫，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不过，这一年十月，筹备两年之久的各省咨议局正式成立，主张立宪的士绅们通过地方选举纷纷进入各省咨议局，他们成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开博弈的政治力量，号称“立宪派”。在各地议会闭幕之际，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各地咨议局倡议，成立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预备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议局的基础上速开国会。立宪派士绅出身，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惧怕革命。在他们看来，唯有切实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发生。前此，梁启超对革命党的分析颇能代表立宪派的看法。梁氏认为革命党可分两派，一派“专以煽乱为事者也”，一派乃“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这两派前一派人少，后一派人多，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认为，多数派只要“朝廷于政治改革事业着着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那么，“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一九一○年：这是清政府垮台的前一年，这一年十月三日，资政院正式开院，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上年咨议局，今年资政院，按理说，这是清廷在立宪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但，咨议局显然已不满足资政院这一建制了，他们直接要求开国会。因为在清廷那里，资政院只是中央咨询机构，而国会却可以直接产生自己的责任内阁。把内阁权从清政府那里分出来，是立宪派开国会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一九○九年咨议局甫开，就联席组成了“国会请愿同志会”。一九一○年间，该会聚集京师，连续三次请愿，要求清廷一年内开国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绵延数月之久，一直到资政院开院那天，请愿同志会来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获大多数资政议员赞同后，即上奏呈请要求。这是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联合行动，也是清末立宪派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关键之举。

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当然晓得其中利害。产生内阁的权力一旦易手，则意味着国家行政权的旁落，它当然不干。第一次请愿，朝廷维持九年预备不变。第二次请愿，依然维持九年不变。第三次请愿，朝廷压不过去，终于改口，改宣统五年(即一九一三年)准开国会，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时下诏解散请愿同志会，不准再行请愿，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