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的阿q形象和讽刺艺术-毕业论文

【标题】《阿Q正传》的阿Q形象和讽刺艺术
【正文】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发表以后在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又掀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

小说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阿Q，通过阿Q的悲剧遭遇，揭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软弱，愚昧与不彻底的小弄思想。

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和发挥，从而构成了一部阿Q的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

即便是在当下，被经济大朝冲斥下的市场经济时代对阿Q形象的研究，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阿Q精神的分析和解读，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下面笔者就从民族劣根性的典型形象、精神分析、以及鲁迅对阿Q的态度对这部小说作新的解读和阐释。

一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一个高度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他是农民带决不仅仅是农民，而是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代表，然而阿Q身上的这种性格又远远超出了民族和国界，它是整个人类人性的某些弱点的集合，不同民族的人，都能从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鲁迅对阿Q不仅仅作为一个农民形象来描写，还写出了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

便之成为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

阿Q是一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农，他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受着最深重的压迫和剥削。

他上无片瓦，只能寄住在土谷祠里；下无寸土，只能靠打短工度日。

他甚至连连姓也没有，因为未庄有赵太爷在，阿Q就不准姓赵，说了姓赵就要挨打受罚。

阿Q十分勤劳能干，他“割麦便割麦，撑船便撑船”。

然而他辛勤的劳动却连一个人的温饱都无法维持。

在赵太爷、钱太爷这些地主老财们的压迫之下，阿Q被逼得连破庙也住不成，短工也无处做，被剥削得只剩下身上穿的一条“惩一儆百”的对象枪杀了。

阿Q的一生是受压迫、受剥削、受凌辱、受残害的悲惨的一生。

阿Q受到这样深重的压迫，理应起来反抗和斗争，但是阿Q却没有觉悟。

阿Q 的不觉悟表现在他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当他受到欺辱和凌辱的时候，他不是正视显示，相反的却用“精神上的胜利法”来安慰自己，把失败当作“优胜”，从精神上进行自我安慰和陶醉。

他遭了赵太爷的毒打，感到有些忿忿，但转念一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似乎赵太爷成为他的儿子，他就抛却了对于赵太爷的忿恨，反而渐渐地得意渐渐地得意起来了。

当人家知道他常用“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的时候，就揪住他，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生，阿Q就歪着头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于是，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我轻贱的人，除了自我轻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也不是第一个吗？于是他又心满意足，得胜似地走了。

到了真正没有办法掩盖自己失败的痛苦的时候，他就攀起右手，狠狠地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巴掌，也就觉得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又转败为胜了。

阿Q的不觉悟还表现在他对所受的痛苦易与忘却，他不会牢记敌人给他的压迫。

他挨了假洋鬼子的一顿哭丧棍，觉得这是生平的第二件屈辱，但“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以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觉得轻松些，而且‘忘
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

阿Q的不觉悟还表现在他看不清准他的敌人，谁是他的朋友。

他受到地主豪绅们的欺辱，往往到阶级兄弟身上去出气。

他被洋鬼子打了，就到小尼姑身上去泄愤。

他被赵太爷逼得无处做工，却误以为是小D抢了他的饭碗。

他想革命，却是投靠假洋鬼子，并把小D和赵太爷混在一起，也作为革命的对象。

最可悲的是他的反动统治阶级设下的杀害他的圈套毫无觉察和警惕，在大堂上稀里糊涂地认了罪、画了圈，到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被杀的原因。

鲁迅用幽默的笔调描写阿Q的落后和不觉悟，特别是对他所使用的可笑的“精神胜利法”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划，但决没有把阿Q写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二流子”。

当时有些画家将阿Q的肖像画的古里古怪，鲁迅很不满，“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过没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

[1]鲁迅对阿Q形象的这一段说明：“对那些诬称阿Q是‘二流子’的人，是有力是驳斥。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这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2]又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3]鲁迅的目的，是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就是说，鲁迅描写阿Q 的受压迫。

受剥削和不觉悟，揭露他所受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是为了引起广大读者注意去研究这种痛苦的社会根源。

造成阿Q的痛苦的根源在哪里？应该怎样进行疗救？这正是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所要提出并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

由于地主阶级对阿Q的压迫、剥削和奴役，才造成阿Q的极端穷苦和落后。

阿Q之所以不能起来反抗，而是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他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毒害的结果。

剥削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向劳动人民灌输思想毒素。

阿Q对于革命的看法，就是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

他思想上，中孔孟之道的毒很深，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什么“男女之大防”，都是套在阿Q头上的精神枷锁。

阿Q 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被封建势力统治得非常严密的未庄，这就是形成阿Q 性格的典型环境。

阿Q之所以受旧思想的毒害如此之深，还有着他自己的特殊经历和条件，这就是他过着无固定职业的流浪生活，喜欢喝酒打架还常常参加赌博，沾染了游手好闲之徒的习气……这些都是他易于接受旧思想毒害的内在条件。

对
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阿Q也曾有过反抗，但由于反动统治和习惯势力的强大，他的反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

他并没有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进行更顽强的斗争，而是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采用自我安慰的方法，来获取精神上的胜利，这是阿Q反抗性格的畸形发展，也是遭受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要改变阿Q的畸形性格必须要改变阿Q的社会地位。

要改变阿Q的落后处境，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彻底摧毁万恶的旧制度，这是鲁迅通过阿Q的形象显示出来的伟大真理。

鲁迅对阿Q的不幸遭遇充满了深切同情，他迫切希望像阿Q这样的劳动人民能够摆脱身上的精神枷锁，迅速觉悟起来。

他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
争”[5]。

鲁迅批判阿Q的落后意识，并不是否定阿Q这个人。

阿Q是一个惨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雇农，因此，他虽受旧思想的毒害，但他的阶级地位和悲惨遭遇，决定了他对地主阶级有强烈的仇恨。

因此，当辛亥革命风暴波及到未庄，赵、钱两家吓得惶惶不安的时候，阿Q就感到“快意”。

在对待革命的看法上，阿Q也受到统治阶级反动宣传的影响，一直“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但是阶级斗争的现实终于粉碎了反动派的欺骗宣
传，促使阿Q改变了对革命的看法和态度。

当他看到革命使百里文明的举人老爷都害怕了，便有些“神往”起来：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阿Q的革命要求，显示了他作为雇农的本质特点。

这种革命要求虽然还是自发的、朦胧的。

但正如列宁说指出的：“‘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

[6]鲁迅正是把握了作为雇农的阿Q的本质特点，真实再现了阿Q性格的发展。

提出了农民革命这一重大社会问题。

这就使作品的主题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新的飞跃。

当然，我们对阿Q的革命性的估价应恰如其分，过分夸大和赞扬阿Q的自发革命要求是不对的。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也”。

［7］这是完全符合阿Q思想性格的分析。

阿Q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很深，又没有受到过无产阶级的启发、教导，他还不可能懂得很多革命道理。

他要革命中希望得到的也不过是“元宝，洋钱，洋纱衫……”之类，并无明确的革命目的。

他恨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但是他把雇农小D也当革命对象，并没有能够从阶级关系上真正分清敌我。

鲁迅曾经说过，他创作《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

［8］他所指出的“精神上胜利法”，确实是揭示了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的痼病。

他通过阿Q典型性格的塑造，呼唤着要整个民族从这面镜子中获得自省的途径。

二
《阿Q正传》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其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强烈印象。

其实这种“精神胜利法”，并非阿Q发明，更非阿Q专有，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精神胜利法”曾经相当流行，使用得最多的还是反动统治这及其御用文人。

清朝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屡战失败，就靠幻想和咒骂获取精神上的胜利，借以自我宽慰和陶醉。

例如：明明是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请宣言的批语却把它说成是“妥为招抚”。

明明是被迫开辟通商口岸，清皇帝却恬不知耻地宣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

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

现经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又据奏称该夷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

朕谅汝等不得己之苦哀，准令通商”。

[9]真是荒唐可笑之极！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正是“精神胜利法”的突出表现。

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影响下，文臣武将们上行下效，如清朝将军奕山被英军打败后，反而说英人“穷蹙乞抚”。

[10]用吹嘘“精神文明”来掩盖落后挨打的事实。

有些人也用自轻自贱的办法来自我安慰。

反动统治阶级不但自己使用“神经胜利法”，而且千方百计向群众灌输，以达到麻痹群众觉悟，使之安于现状的目的。

这样，其他阶级的某些成员，或多或少的沾染了这种流毒，因而就成为了一种普通现象是可能的。

恩格斯在分析十七世纪的德国社会时，曾经指出：“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的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

后来当德国再次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是很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隘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通的德国典型，以给德国的所有
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

[11]从恩格斯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以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这种性格还会影响其他的社会阶级，成为一种带着某种普遍性的东西。

在近代中国，“精神胜利法”之所以在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整个社会上蔓延开来，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一八四零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12]清政府统治者为了保住即将倒塌的皇帝的宝座，对外屈膝投降，对内“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

[13]于是，“精神胜利法”就成了他们自欺欺人的法宝。

他们一方面用“精神胜利法”来进行自我陶醉，一方面利用被他们掌握的权力和舆论工具，大肆散布“精神胜利法”，去毒害那些受尽压迫和剥削的群众。

而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巴不得中国人都陶醉在所谓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中。

因此，帝国主义欢迎“精神胜利法”，他们把它当成鸦片烟加以赞扬、予以推广。

这些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精神胜利法”蔓延开来的时代和阶级根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反动统治阶级运用“精神胜利法”是并不奇怪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但是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精神胜利法”使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也受到沾染，以至丧失了革命斗争精神，影响了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总之，在人们没有完全摆脱私有制度的束缚之前，人性就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不可能向完满的自觉性升华，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

作为私有制度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要大大地前进了，在追求理性、科学、平等和法制等方面，是远非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可以比拟的，然而作为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不是依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狭隘性和盲目性，类似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就可能出现出现的机会，程度和方式，要比封建社会中少得多和好得多了，因此沈雁冰指出的“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确实是相当深刻的认识。

这就可见对于典型性格的认识应该采取开阔的态度，核充分看到它既可能与阶级性发生联系，也可能与国民性发生联系，还可能与人性发生关系，人物性格和典型化都可能具有这三种不同的层次。

鲁迅在阿Q性格中写出的“精神上的胜利法”这种国民性病症，分布在各个不同阶级的人的身上时，确实是不可能不带上不同的色彩。

雇农阿Q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是在被未庄的闲人们讥讽头上的癞疮疤时，表现出了“你还不配”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等等，从头到尾都带着一种“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这与其他阶级的“精神上胜利法”在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上就有所不同了。

譬如说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失败时，他们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却又完全是渗透出封建统治阶级的气味。

在鸦片战争之役，英军侵于虎门，窜入没有严防的北方沿海，进入天津大肆骚扰时，在道光帝的“圣谕”中，却白日说梦似地大讲什么“该夷因浙闽疆臣未能代为呈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

分明是惨到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屈膝求和，在有关的“圣谕”中却还装得趾高气扬，像这样的“精神上的胜利法”，比起阿Q来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处于不顺利的时候，他们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就很有可能发泄成为“精神胜利法”这种病症。

中国近代历史是封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枪炮面前走向衰亡的过程，；虚弱、腐化和堕落的封
建统治阶级再也不思发奋图强，却在虚幻荒诞的胜利梦中得到陶醉，他们正好可以用这来欺骗人民群众，掩盖自己没落腐朽的真相，以便阻挠人民群众来对他们进行斗争，维护苟延残喘的反动统治，由于“精神胜利法”具有这样的作用，就在封建统治阶级中广泛流行起来，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封建统治阶级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农民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患的固然同样是受到社会制度制约的病症，然而由于他们处在不同阶级地位，表现出来的作风和气派确实是又很不相同，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是因为他与上中社会阶级接触较多，因此当我观察农民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就立刻会想到“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除了像这种同样病症的共性，在不同阶级身上表现为不同的个性之外，在典型性格中也还存在着与阶级性差别无关的千变万化的个性。

过去我们在探讨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时，往往是简单化地将阶级性与共性划上等号，而不了解共性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表现形态。

阶级性固然可以构成共性，国民性也可以构成共性，而人类性则更可以构成共性。

对于阿Q来说，“精神上的胜利法”无疑是他的个性，正因为充分边县出这样的个性，才使作品获得了思想和艺术的魅力，然而对于私有制度下无法摆脱狭隘性、盲目性和奴性主义，因此会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各阶层人们来说，它却又成为一种共性。

社会生活是异样复杂的，在其中活动的人物性格也显得异常复杂，不应用现成的配方去限制它。

阿Q典型性格正是向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挑战，用单调乏味的格式无法对它作为完美满的解释，只有立足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观察的视角，才有可能对它作出确切和深入的阐述
三
“讽刺”是《阿Q正传》的一大特色。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欺诺，曾经《鲁迅，白话文的巨匠》一文中，称《阿Q正传》为“讽刺小说”。

日本友人增田涉曾征得鲁迅本人的同意，将《阿Q正传》编入《世界幽默全集》。

[14] 《阿Q正转》一开头，就显露出战斗的讽刺艺术的锋芒。

鲁迅将犀利的笔，象匕首一样，指向封建买办文人，指向这些反动文人所赖以生存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

在《序》中，作者引出孔老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格言”，然后，再用幽默的笔调加以嘲弄。

作者故意在“正名”上大做文章，列举了各种传记的名称，说明对阿Q都不适用。

因为过去的传记都是替统治阶级树碑的，要替劳动人民作传，就势必要冲破孔老二陈规。

接着，鲁迅又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鲁迅非常幽默地引用林纾的话加以嘲弄，并且偏要用“洋字”来给小说的主人公命名，这也是对封建复古主义者们的还击。

在《序》中，鲁迅还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进行了嘲讽。

当时胡适大肆散布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鲁迅幽默地要胡适的门人们来考证阿Q的姓名和籍贯，这是对胡适的挖苦和批判。

《阿Q正传》从头到尾都闪耀着这种讽刺艺术的战斗光芒。

鲁迅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巧妙地造成谐趣，使读者在笑声中了解所写的人和事物。

《阿Q正传》的叙述，处处都有谐趣，其语言手段是多种多样的。

仿拟。

阿Q及其周围的人物，在病态社会里形成了畸形心理，对事物的看法、想法和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可笑的，因此仿拟人物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观察和他们的语言，把外界事物、心理活动和行动结合起来叙述，便是造成谐趣的重要手段。

多用反语。

说阿Q“见识高”“武勇”和是“完人”，说赵秀才“博雅”，说他的
事是“大新闻”，说“忘却”是祖传的“宝贝”等都是反语。

这些反语令人觉得所写人物及其行为更可笑。

巧用文言。

如在未庄，谁如果被“有名”的人打了，也就跟着出了名，因而叙阿Q 被赵太爷打嘴巴，用一“蒙”字，表示挨打也像荣幸地蒙受恩惠似的；写阿Q由于头晌有癞疮疤而忌讳说癞，后来连光、亮、灯、烛也讳，作者用“推而广之”一语，使人觉得那忌讳之广的可笑；写阿Q的“中兴”时，叙酒店掌柜疑而且敬的形态，用“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的文言句式，也是巧妙幽默的。

庄词谐用。

将一般用于国家、政党、社团或大人物所做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的词语、带有严肃色彩的词语，用于说日常小事，用于说普通的人，甚至用于说无聊滑稽的想法和举动，使语言幽默。

例如，说认定“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之类是阿Q 的“学说”；阿Q常常怒目而视，而行动上怯于反抗，作者便说是怒目“主义”；阿Q按照地保传达的赵府的要求去磕头赔礼，作者说是“履行条约”；将“盘辫子”的人们称为“盘辫家”。

活用成语、“炼话”。

如说人们对阿Q“敬而远之”，说阿Q把小尼姑“视若草芥”，对小D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等。

牵附造词。

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凭借词义的牵连，翻造词语。

如：因有“深闺”，造出“浅闺”；由“不朽”文章，造出“速朽”文章；由“十分”得意，造出“九分”得意等。

一些常用的修饰手段如比喻、对照、夸张等，在《阿Q正传》里也都被使用得很幽默。

如写阿Q挨了赵太爷的打，却使大家仿佛格外尊敬他了，用比喻是：“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著，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

这比喻以“畜生”和受“尊敬”的不调和而又统一，造成谐趣。

对照，如赵家“虽说定例不准掌灯，……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赵太爷未进秀才的时候，准其点灯读文章；其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准其点灯舂米”。

这对照既含蓄又幽默。

夸张，如写阿Q画押，说阿Q“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

叙述阿Q在精神胜利法和其他畸形心理支配下的行为都是幽默的，笑里含着同情，甚至可见泪痕悲色；但同时也有辛辣的讽刺。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不同人物的讽刺，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掌握了恰当的分寸。

鲁迅对赵太爷、假洋鬼子、老把总等反动统治者，以强烈的憎恶的笔调，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

而对阿Q这个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鲁迅则是充满深刻的同情。

鲁迅对阿Q的缺点，虽然也进行了讽刺，但这讽刺“是善意的”，目的“在希望他们改善”。

[15]阿Q 因为说自己姓赵遭了赵太爷的打，有些忿忿，但他“后来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这的确是可笑的，应该予以嘲讽。

但指出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可笑，乃是为了促使阿Q正视被压迫的现实。

阿Q遭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虽然觉得屈辱，但被打以后很快就“忘却”了，甚至反而觉得轻松些”。

这也是可笑的等等。

鲁迅批评阿Q这些愚蠢无聊的行为，正式为了启发他认清真正的敌人，觉醒起来。

因此，当阿Q稍有觉醒的时候，鲁迅即给予热情的肯定。

鲁迅描写阿Q的革命要求，正是为了说明，统治阶级加在农民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枷锁，是完全能够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克服的。

而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讽刺，正是为了打碎阿Q身上这种精神枷锁。

这种讽刺是善意的，是满怀热情和希望的。

这种善意的讽刺，使的《阿Q正传》充满着喜剧的色彩。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16]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