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

“贵与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内容提要:“贵与尚中”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极其珍贵的内涵在当今的改革开放与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人合一与谐统一与为贵以与为美

一

“贵与尚中”的精神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易坤象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易乾传》云:“保合大与,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与为本。“太与”是天地万物高度与谐的状态;“与”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春秋时期的史伯是第一个对与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她讲:“夫与实生万物,同则不继。以她平她谓之与,故能丰而长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无一文,味无一果,物一不讲。”①其意思是讲:与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与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方向。假如不是如此,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中庸》讲:致中与,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以大与谐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承认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却又把实现对立面的与谐统一看作是最终的结局或至佳境界,强调相异相对事物的协调相融,所谓“与"生万物。古人在这个地方提出了高度关注与积极倡导万物与谐的思想。

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孔子继承与发展了古代“与”与“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的实践理性辨证原则与中庸之道。《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个地方以“时中”、“用中”来解讲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贵与尚中”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自然界﹑社会与人一辈子状态的理解,又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成良性关系的期盼,是真善美理想的体现、

二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与”的概念出现特不早,在甲骨文与金文中都有“与”字;在《易经》“兑”卦中,“与"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与"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家们把“与”作为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揭示了与谐的价值、本质与机制。史伯区不“与”与“同”:“以她平她谓之与",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与,如此就能产生新事物,因此讲“与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从辩证法来看,“与而不同”实际上提出“异”与“一"的辨证关系,首先是承认异,这是前提,然后将异化为一,即实现统一。无异的“一"为“同",有异的“一"为“与”、无异的“一”是生命的终结,是死寂;有异的“一”是生命的创造,是活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与同的区不讲:“与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与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与,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与、史伯关于与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

孔子也区不了与与同,她讲:“君子与而不同,小人同而不与、”②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与同区不的言论的。孔子关于与、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个地方以“时中”、“用中"来解讲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与之为用也。"③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④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

三

贵与尚中思想尽管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截了当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与谐、与睦、与平、祥与,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与周围环境实现的最佳关系状态;＂与为贵＂”与气生财"”家与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与”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处世经验;”将相与"”兄弟与""姑嫂与”"邻里与＂"民族与"被传为千古佳话;摒弃前嫌、共赴目标,投以桃李、主动示好,诚实守信、以德待人,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办事中庸、适可而止,实行仁政、宽厚待人,忍耐退让、委曲求全,搁置争端、求同存异,保持均势、相互制约,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宝贵的求"与＂求“中”的经验。

“与”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与”;恪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与”;“与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与睦共处是一种“与”、与谐,静之为衡,动之有序的最高法则;宣示了世间万事允持厥中⑤居中有常的无上至理。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亨通的无形大道。这种与为贵的中道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与谐﹑人与自然的与谐,更特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与谐、就是以与睦﹑与平﹑与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以与为贵”、＂亲仁善邻"、"协与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与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老子讲:＂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讲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与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最主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渐行闭关锁国主义,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不良莠",行区不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力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