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哲学性思考

翻译中异化与归化的哲学性思考
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就翻译策略而言，译论界始终存在着异化与归化的论争。

其实，异化和归化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而应该将它们视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翻译手段，即二者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

标签：异化归化翻译对立统一
一、引言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有不少翻译家或哲学家对翻译进行了哲学思考。

在中国译史上，约半个世纪前，我们看到艾思奇（1937）、贺麟（1940）、陈康（1942）、朱光潜（1944）和金岳霖（1948-1983）五位哲学家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认真探讨了翻译问题。

孙致礼（1996）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说：“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译者的翻译水平，不仅取决于他两方面的语言素养和一般的艺术素养，而且还与他的翻译观有着很大关系。

……每个翻译家都遵循着一定的翻译原则，只不过有的人是自觉的，有的人是不自觉的。

”他总结了文学翻译中的十种矛盾，认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唯物辩证法。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的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

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最为突出的是把归化和异化对立起来，没有看到二者相通的一面。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分析，以突出二者的辨证关系。

二、归化和异化概念溯源
归化和异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杰罗姆等人所说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书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施莱尔马赫对两种不同翻译方法的描述实际上就是异化和归化的概念，只是他还没有明确地对其做出指称。

1995年，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将施莱尔马赫论及的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把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

根据其见解，《翻译研究词典》将异化翻译定义为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而将“归化”定义为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transparent，fluent style）的风格，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strangeness）的翻译策略。

并将归化翻译的具体应用分为6个步骤：1.审慎地选择适合于归化翻译的原作；2.有意识地采用流畅而自然的目标语言文风；3.使译作顺应目标话语的类型；4.加入解释性材料；5.消除原文语言中的地域和历史
色彩；6.使译文在总体上与目标语言的成见和偏好相一致。

三、归化和异化的对立
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在于韦努蒂把这两个概念置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中进行了集中而深刻的探讨，并指出它们之间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完全对立。

他认为，归化翻译是为了遵循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要求；而异化翻译的原则是要偏离本土的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音和文化差异。

韦努蒂用批判的观点，彻底考察了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揭示了“通顺的翻译”（归化）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

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这就表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

韦努蒂认为，假如弱势语言文本在进入强势文化的翻译过程中被归化，那么弱势语言文本所包含的异质成分就会被抹煞。

由此产生的译本不仅不能体现异族文化的“异”之所在，反而会误导英美读者。

在他看来，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有利于建立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对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情绪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Venuti，Lawrence，1995：20）。

异化的翻译保留了外国文本中之“异”，但破坏了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译文在忠于原文时，就只能背离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异化的翻译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

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

异化翻译在英语里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郭建中，2000：50）。

因此，韦努蒂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高度大力提倡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

他认为，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

这些译本标志着目标语言文化主流价值观的极限，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某一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

四、归化和异化的统一
异化与归化，说到底也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更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其相通的一面。

各民族文化虽有相对独立之处，但都是相互开放的，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界的影响，翻译对于文化的演变实际上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这就为建立各种不同语言间的交际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因此，译语文化不应该通过翻译完全消化源语文化的特色。

也不时在其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来安排
源语文化现象的位置，而是在其发展的可能性中吸收源语文化，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如果不充分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而过分强调异化，也不会有利于文化的交流，这就需要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把握“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无所谓孰是孰非，它们是同一个问题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互为依存的。

事实上，极端的异化或归化都不能达到翻译的目的，都无法实现跨文化交际。

过度异化或归化都会失败，调和这一对矛盾的关键在于“适度”，要抛开两个极端，寻求两者的平衡点。

如：That may be—and I may have seen him fifty times，but without having any idea of his name.A young farmer，whether on horseback or on foot，is the very last sort of person to raise my curiosity. The yeomanry are precisely the order of people with whom I feel I can have nothing to do.A degree or two lower，and a creditable appearance might interest me；
I might have hope to be useful to their families in some way or other.But a farmer can need none of my help，and is therefore in no sense as much above my notice as in every other he is below it.（J. Austen：Emma，Ch.4，V.I）
那倒是可能的。

说不定我已经看见过他五十次了，可是他的名字，我却毫无印象。

一个年轻的庄稼汉，不管他骑马还是步行，是最引不起我的好奇心的。

自耕农正是我感到与我无关的那种人。

一个地位低一二等而外貌看来还可靠的人可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可以希望从这个方面或者从另一个方面给他们家帮点儿忙。

不过，一个庄稼汉不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高于我注意的范围，正如在所有其他各个意义上，他低于我注意的范围一样。

（祝庆英、祝文光译《爱玛》，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1页）
“高于我注意的范围”和“低于我注意的范围”，分别是对“above my notice”和“below it”的机械直译。

这样的翻译，恐怕很多读者不解其意。

其实，这两处若译成“用不着我关心”和“不值得我关心”，意思便一目了然。

由此可见，过分的异化，不顾读者的需要，不顾目的语者的语言习惯，一味追求跟原文的形式对应，结果只会导致译文晦涩难懂。

同样，过分的归化，不顾原文的语言形式，不顾源语的民族文化特征，一味追求译文的通顺和优美，甚至在译文中使用一些具有独特的目的语文体色彩的表达手段，读起来颇像原作者在用目的语写作一样。

这样的译文，虽然会博得一般读者的喜爱，但是由于会产生“文化误导”的负作用，其危害在一定意义上要超过过于异化的译文。

例如：
But you is all right.You gwyne to have considable trouble in yo’life，en sometimes you gwyne to git sick；but every time you’s gwyne to git well agin.（Mark Twain，The Adventures of Huckberry Finn，Ch.4）
可是你的八字还不错。

命中有不少凶险，可也有不少吉利，有时候你会受伤，有时候会得病；可是回回儿都能逢凶化吉。

（张友松、张振先译《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21页）
这段文字译得非常地道，非常晓畅，但是“八字”本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将
其塞到美国人嘴里，实属一种“文化错位”，使读者误以为美国人也讲中国人的迷信。

我们认为，这句话还是老老实实地译作“你的命还不错”为好。

笔者认为，追求异化和归化的统一，掌握适度原则，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即特定时期文化融合和语言融合的状况
西方女权运动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从英语里一些职业新名词可见一斑。

这些新名词刻意淡化性别，如用“police officer”代替“policeman/ policewoman”，用“camera operator”代替“cameraman/camerawoman”。

在妇女权益方面，中西状况原本不同，中西文化也未充分融合。

汉语里提起“警察”“摄影师”，首先使人联想到的还是男性。

如果原文“police officer”“camera operator”用于指女性从业者，译成汉语时一般还需归化成“女警察”“女摄影师”，这是中西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决定的。

（二）语言使用的小环境，包括具体场合、对象、上下文等
窖存40～45年的白兰地酒，英语称“XO”，为“extra old”的缩略，词典译为“特陈酒”，这个归化译法也见于文艺作品。

在商业活动（如广告）和消费场所等实际使用中，人们却多用原文读音和书写，即完全异化。

究竟译成“特陈酒”还是照搬“XO”，跟使用场合这一小环境紧密相关。

（三）社会约定俗成
“Oval Office”特指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

汉语依据社会约定，已完全接纳了异化而来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指代意义。

（四）长期实践检验
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德律风（telephone）、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这些异化而来的词语在汉语里一度十分流行，但逐渐分别被“国际”“电话”“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所取代。

实践证明，极端异化得来的词语往往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异化和归化适度与否，往往取决于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例如：近几年随着英语和汉语的进一步融合（大环境），英语单词“cool”褒义的一面也为中国人所了解。

现代汉语里的“酷”字原本只有“残酷”及“程序极深”等意义，本身并无褒义，但因读音近似“cool”的缘故（小环境），近年被赋予了褒义，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这个用法已见诸国家出版的正式报刊（社会约定）。

大环境、小环境、社会约定和实践检验都是变量，这说明“译无定法”，应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归根结底要把握适度原则，正确处理异化和归化的矛盾。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的两种策略，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

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决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相互弥补。

只不过在中国翻译史上，归化翻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异化翻译则处于从属地位，这是其历史原因所致。

但是到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兴起，不同文化的交流随之越来越广泛，对他种文化的了解的必要性看得越来越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中国导致归化译法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和文化民族自负心里已基本消失。

对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认知和接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翻译界近几年大力倡导的异化翻译就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反映，无论是译者还是读者，对文化差异都采取了一种开放和尊重的心态。

人们希望更加了解和欣赏外国文学所特有的韵味，领略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异国情调，异化翻译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文学审美期待。

五、结语
“翻译是一种相遇、相知与共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冲突，有矛盾。

为相知，必尊重对方；为共存，必求‘两全之计’，以妥协与变通，求得一桩美满的婚姻。

”当译者面对一个特定的文本时，如何求同存异，掌握分寸，恐怕真的不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姻缘要来得简单。

虽然有不少学者预见，在21世纪，异化翻译可能成为翻译策略的主流。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归化方法的绝对排斥，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

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策略，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具有哲学的思维意识。

总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样。

在当代翻译实践中，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方法和手段，归化和异化完全有理由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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