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焕章“三部曲”书写农村电影辉煌

赵焕章:“三部曲”书写农村电影辉煌作者：信芳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2年第02期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在洋洋百年历程中，书写着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题材的影片也是硕果累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可以说是红遍全国，据统计，观众达5亿多人次，这是当今导演不敢想的数字。

而这样一部被称作“又纯又正”的农村影片却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更是一个奇迹。

执导这部电影的就是上影厂的著名导演赵焕章。

在而后的4年里，他又先后导演了脍炙人口的农村片《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影片与先前的《喜盈门》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10个之多，这在中国导演中恐怕也是罕见的。

当年的英雄今何在？不仅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想念他，我们圈内的同仁也不时提起他，因为这“三部曲”，不论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

当年这几部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制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正是这个缘由，我开始寻访这位当年的红导演。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没想到我几经打听的赵焕章现在的寓所与我居住地只有一路之隔。

当我见到他时，显然兴奋异常。

81岁的赵焕章依然身板挺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遗憾的是他老伴多病缠身，离不开他的照料；且两人越老越相爱，只要离开一小时，老伴就会用床边的电话召唤他。

为不影响老人，那天我们的访谈就安排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

赵焕章，不，现在该改称赵老了，他为我泡了茶，连连说，让你坐在这个地方，实在抱歉。

我笑着说，这比你当年下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

说得他也大笑起来。

就这样，当年的“三部曲”，在我俩谈笑中，犹如在影院里一般又重映起来。

当导演之前他曾是位演员记者：赵老，你的农村“三部曲”，当年红遍全国。

你那么尽心于拍摄农村片，这是否与你很熟悉农村生活有关？赵焕章：其实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很密切。

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生于1930年，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不错。

所以，我虽出生在县城，可念高中时，已去济南了。

当时到城里，我心里还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而且还赶上了好时机，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

我在省城毕业后就参加了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所以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专业学习。

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

在文工团的时候我当演员，我演过话剧，也演过电影，我演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赵焕章：这是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厂。

记得当时同来上海的有四十几个人。

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

进电影厂后，我开始当演员，曾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

但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干起，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再升为导演。

其间，参加过《羊城暗哨》《小康人家》《鲁迅生平》《向海洋》等影片的拍摄；到拍摄《水手长的故事》《碧玉簪》《黄浦江的故事》等影片时，我已是助理导演了。

“文革”期间，我与大家一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

1972年，为拍摄群众文艺会演的小戏，我被调回厂里，开始导演小型戏曲片，后来才有了导演故事片的机会。

这期间，我先后导演过《一副保险带》《新歌欢舞》《小小歌舞》《管得好》《战船台》《新风歌》《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的传说》等影片。

1980年，我升任为导演，后来又被评为国家一级导演。

《喜盈门》一场笑声180次记者：这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当时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片子的？赵焕章：说起《喜盈门》，那还得提起我在“文革”期间拍过的一个吕剧小戏叫《管得好》。

这是个山东参加全国汇演的本子，作者是辛显令，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点诗歌，还搞小戏。

正因为我拍过他写的戏，所以“文革”后，他想写故事片，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

但鼓励的同时，我对他说，前期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的，这不行。

如果要写，应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电影如何反映生活。

为此，我建议，应该探究永恒的主题。

辛显令出手很快，不久就拿出修水库的本子。

但一看，老毛病改也难，本子虽然也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这马上就被否定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说，在下面调研时，有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而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西边房，结果“狠心”媳妇却不让公公出门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

此事在乡里引起很大反响。

我一听，觉得有戏，这“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

我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告诉辛显令，此题材有点意思，要他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

这就是后来《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记者：听说这本子写好后，没有马上投拍？赵焕章：对，《喜盈门》写出来了，但我感到当时似乎时机还不够成熟。

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

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大家纷纷抓起了农村片。

我对厂里说，山东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

厂里马上要我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基础很好。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的上影招待所。

自此我开始帮助他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

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

乡下人被请到上海改电影，对当地来说，是件大事，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

当时，我有权利帮助修改，但拍不拍我没有决定权。

所以，我还真担心，让人家来，千改万改，万一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

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王世祯，他是上海影协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

我想，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

没想到，世祯老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

所以，《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记者：这部片子，甫一亮相就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农村，能否说一说当时的盛况？赵焕章：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

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

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片子是在咱山东平度拍的。

我记得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了，我们还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也就是请农民谈谈感受。

我一直记得一个农村老汉。

他说，自己在看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

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

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

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

我想，这个老农不简单。

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权威的评论家。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记者：我曾看过一份报道，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你30年前拍的《喜盈门》，至今在农村仍是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说明传统美德也是永恒主题。

当时，《喜盈门》一登场就大受欢迎，就这促使你续写“第二曲”？赵焕章：是啊。

这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

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

当我拍完《喜盈门》，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于是就让《喜盈门》的副导演武文朴到山东转一圈看看。

当时在烟台正召开一个创作会议，看了推荐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觉得都不行。

这时武文朴告诉我，听说还有个小说不错，发表在《泉城》杂志上，叫《庄稼人的脚步》，作者袁学强。

其实袁学强那天也在创作会现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坐在角落里任凭别人“毛遂自荐”。

当我看完其小说，立时觉得不错，就决定改编。

同样，他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记者：袁学强是个农民，请到上海，你教他学写电影？这得花多少心血啊！赵焕章：当时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上影文学部招待所门卫一见到我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12点是关不了门的。

说实话，他们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我很有信心。

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却是刚开始。

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我对两人都先“约法三章”：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这请放心。

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我什么意见你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

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

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

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

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

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原有的风格。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

你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令人起敬。

赵焕章：这没什么，当时为出好剧本，我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全力以赴，不求名不讲利。

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就由我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来修改。

刘福年是咱山东潍坊人，可巧，他刚接到任务，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

刘福年非常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

而这时，我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

这不，我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

所以，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个老人去世。

他真的很感动。

《咱们的牛百岁》，我们的确改得很辛苦，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记者：一个成功的电影，编、导、演，缺一不可，显然演员也在片中为之添彩。

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里，王馥荔的表演十分出彩，她还因此获得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赵焕章：是啊，王馥荔是位出色的演员，观众称她“天下第一嫂”。

《咱们的牛百岁》是在荣成拍的，王馥荔在剧中饰演菊花。

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

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搞破鞋。

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里。

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树枝上也摆弄上化肥，王馥荔一下子摔到“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化肥味道很刺激，能呛得人掉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