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话”语文新课程

“四话”语文新课程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郑文权

我们不可以只准备一桶水然后舀一杯给学生，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自己只有一桶水，我们要指点给学生一条河，甚至指点学生成为那条河。

——题记

一、闲话

我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到这个月为止，整整8年了。这8年是所谓的中小学教育改革颇为如火如荼的8年，也是所谓的“新课程”到来之前和到来之后的转折之点，因为2006年就是高中新课程全面实施的年份。之前的“旧课程”和之后的“新课程”我都经历了，也许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一个人要能跳出当下，进入历史，这样他的体验和认识才更深刻、更客观，也更接近事件的真相。

可是，如果要我说“新课程改革”到底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我会感到一阵沮丧。这样说并非表明我反对改革，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改革，那只能落入“落后”、“因循守旧”甚至“反动”的人民对立面去。我只是要研究研究到底这新课程改革的意义，它的来龙去脉。鲁迅不是说“凡是需得研究才会明白”吗，因此，在此，我还要重申，我不是反对改革，我是反对人云亦云或者不知所云的打着“改革”的旗号的改革，反对那种两眼一摸黑的“以其昏昏”却想要“使人昭昭”的伪科学，反对那种在象牙塔里的摸咂中自我陶醉却不管不顾效果甚或后果的“乌托邦”。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二、正话

我记得台湾报纸上有一个标题形容他们的教育改革（看来全世界都在改革啊，“改革”却也变成了时髦话），读起来有点触目惊心，但也许也能形容我们自己的状况：十年教改，荒腔走板。我觉得这句话形容我们自己的“课改”，不是言重了，而是说轻了。试看看，我这几年目睹之所谓课改的两大怪现象：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高中新课程实施来，令我印象最深也是最感到滑稽的是很多搞形式，走过场的做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所谓的“必修+选修”的课程模式，据说这课程模式能兼顾到学生个体的兴趣和思维的差异，是所谓的“生本化”的体现，可是呢，这么好的出发点却在高考的指挥棒下不堪一击，高考考什么，即使是选修，它也是必修。高考不考什么，即使是必修，它也选修——这里的选修的同义语相当于不必修。可是呢，即使这样，我也要说这种“必修+选修”的课程模式实在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无非就是把大学的那一套改头换脸“混入”到中学去。还有就是给学分的做法，每个所谓的必修或选修的模块教学结束后，教室、办公室里就是一片热火朝天，什么自评，互评，小组评，师评；什么平时表现占百分多少，单元考占百分多少，模块考试占百分多少；平时表现又包括课堂纪律啊，作业缴交啊，参加研究性学习或兴趣小组的情况表现等等，花样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劳民伤财又无可奈何！结果呢？当然是不了了之。也幸亏是这不了了之，否则，高考摆在那边，老师和学生们哪里有精力去对付？因此，高一和高二年前半阶段的很多时候新课程下的老师和学生往往是处在精神分裂状态，既要搞虚的什么学分、学时以应付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又要对付市里正儿八经的统考排名。

还有，新课程的配套教材，最大的特点我看也是形式大于内容，花里胡哨，想要面面俱到，而往往却加重老师的学生负担。君不见，高中课改前老师同学们还能过个完整的暑假和寒假，课改后呢，就在我们培训的这当会儿，高一高二的师生们还奋战在夏日炎炎的教室里呢，至少要到七月中旬，他们才能真正放假！我不禁要疑惑了，到底那些是多么经典的文章，多么宝贵的知识，需要这么争分夺秒呢，难道学习这么痛苦的吗？又到底效果如何呢？应该不错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语文水平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呢？

2、功利主义气氛弥漫

课改后，教育的功利主义现象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课改前是这样，课改后依然是这样。看看我们的作文教学就知道了，拿

一些速成的作文素材让学生背背，然后教一些套题目的方法，美其名曰发散思维。再有就是教一些考场新八股文，什么“三步一回‘头’（开头），五步一扣‘首’（观点）”，什么题记式，小标题式；什么排比句，甚至连李白、苏东坡都在应试作文中被感伤的淘汰出局了。还有，即使如文学名著的学习，本来省里把这些名著列入考试的范围的意图是相当的用心良苦的，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极好的榜样的，产生了不错的反响。可是呢，大部分的同学还是要速成，还是要投机取巧，因为，他们也是有实践的，知道高考试题不会太为难他们，这就够了。总之，一切的中心还是分数，其余都是边角料。但是，也许这也无可厚非吧，商业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维被训练成锱铢必较的商人习性。与两千多年前的梁惠王一样“何以利吾国？”“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曰“何以利吾取得高分？”

在这种唯分是图的功利主义氛围下，阅读也变成一种奢侈的行为。不要说学生，就是语文老师自己，能够手不释卷的有几成？能够一个月读两三本完整的书的有几成？能够全面涉猎经史子集的有多少成？能够熟背“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论语》”（台湾师大教授，儿童读经推广中心，绍南文化的创始人王财贵语）的又有多少成？哪怕是曾经通读过一遍《论语》的老师又有多少成？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曾经听过一所一级达标校的校长（还是语文特级教师）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坚持读《读者》，你们的作文就能够写得很好。我常常想只读《读者》就能写好作文是什么概念，我不敢评论《读者》的水平，我只是在想，一个身处两千多年光辉文化的国度中的中学生就只读《读者》到底够不够？我还亲闻：某校的教研组长要把期中的某个备课组在全校语文组推广，理由居然是本备课组老师大部分都爱看书——爱看书成了语文老师中的特色而不是本色，不也很让人悲哀且遗憾吗？

要救学生，恐怕还得先救老师自己啊！

三、大话

说了这么多，新课程是不是一点成果都没有呢？当然不是，翻翻看各路专家编写的新课程标准和一系列配套的材料，你会发现，里面的文字是朴素而自成体系的，它们很深刻，也句句都是真理。只是我认为这深刻是片面的，这真理也是局部的。它们背后的哲学根源还得追溯到笛卡儿，他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分为若干部分，逐一研究了解，才能掌握世界。实际上呢，他忽略了辩证法——对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的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才能完整全面。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有时候我们还的从老祖宗那取取经，按照潘新和教授说的“一不小心就回到了原点”——老祖宗科技不行，语文水平可是有目共睹的啊。可是文化大革命不仅没创造出有特殊心理结构的社会主义新人，还真的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给革了，（或者这笔帐应该算到胡适的头上吧，正是他建议当时的民国政府废止读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所谓“白话文运动”的始作俑者。直到今天，根据唐德刚等有识之士的“拨乱反正”，其实“白话文运动”倒是文化的倒退。）于是，之后的中国人大多成了文化孤儿，没有自己民族的根，到西方各地去乞食别人的残羹冷炙，福建师大刘昆庸老师说的什么卡拉OK，什么卡通漫画，什么流行摇滚，就是这种状态下乞讨来的。快餐文化，“浅阅读”，不就是这个时代文化的最大毛病吗？

要想改变百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失败，光吃“西药”远远不够，恐怕还是“中药”管用。无庸讳言，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物质文明是高度发达并非我们所及，可是呢，他们的精神脆弱和自身的困境还得向东方文明寻求药方，而我们自己却守着金山哭穷，况且“一个没有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而想要去吸收别人的文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眼光短浅，心胸狭隘。”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在三个方面出了错：

第一，教育的时间错了。十三岁之前（即我们的小学之前到幼儿园甚至出生之后甚至胎教）是教育的黄金时间，而因为我们家教的缺失和学校教育的无知，在“两只老虎”的童谣和“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等低俗流行乐中浪费掉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才是真正的真理啊。等到错过了这种教育的黄金时间，到了16岁的高中生，头脑已经硬得像放了很久的水泥，要改变他们不仅费力多而且收功少，这就是改革来改革去却没什么效果的根源——家庭的问题社会化了。

第二，教育的内容错了。王财贵教授01年在北师大的推广经典演讲里说得很清楚，我不可能说得更好了，原话照抄如下：

“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三字经读会了，语文课本就会了。教语文课本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