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笔记新解读

马克思晚年笔记新解读
[摘要]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生命并没有终结，其晚年笔记蕴涵着丰富的国家起源思想。

文章从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社会关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制度基础及阶级实质等方面展开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

文章还从国家起源的标志、国家的性质和职能两个方面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
理论界，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马克思晚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其理论生命陷入枯竭状态。

这种说法是没有多少依据的，尤其是从我们所研究的国家起源理论来看，马克思晚年不仅没有陷入理论的衰退，而是恰恰相反，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伴随着新的人类学和历史学材料的出现而达到了新的高度。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主题是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在其晚年笔记中，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大致框架。

可惜，天不假年，马克思在写出关于原始社会史，包括国家起源问题的专著之前，就溘然长逝了。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笔记，结合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内容，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称《起源》)，并称这是为了实现“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起源》一书是否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成果，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思考?二者的国家起源思想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微妙差异”?本文力图作一些探讨。

一、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国家起源思想
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主要是围绕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摘录和评注。

这些摘录、评注虽然具有笔记体性质，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粗略的。

但是，如果我们详加研究，就会发现这些看似零散的内容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其中蕴涵着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系统的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中，马克思有意识地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自己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

1．国家起源的生产关系基础
首先，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生产大发展，奠定社会演进的生产力基础。

在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等人提供的丰富材料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到了野蛮时代中高级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两次社会分工；到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交替时期，又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分工。

伴随着三次社会分工出现，社会分化逐渐加剧。

在雅典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提修斯改革把人民不问氏族如何而按照职业划为三个阶级，即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这就肯定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大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分化。

其次，财产多寡导致社会分化，产生社会对抗。

马克思在分析原始公社解体
的原因时指出：“份地的不平等已经很大，这种不平等必然逐渐地造成财富、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不平等，简言之，即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争执，这就必然使事实上享有了特权的人极力确保自己作为所有者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由于氏族内部成员之间财产多寡悬殊与贫富分化，“同一氏族中的财产差别使氏族成员的利益的共同性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对抗性”。

在雅典国家形成过程中，梭伦改革实质上就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基于财产关系的阶级区分，他“重新提出了提修斯把社会分成几个阶级的计划，但这一次不是按职业划分，而是按财产的多寡划分；他按财产的数量把人民分为四个阶级”。

2．国家起源的社会关系因素
(1)人口压力、贸易和政治改革等因素引发移民浪潮，破坏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

首先，人口压力下的移民导致氏族的分离和独立。

马克思指出，当某一个在生活资料方面具有特殊优越条件的地理中心，因人口的自然增长“以致使生活资料紧张时，过剩的人口就迁到新地方去，他们很容易在新地方立足”。

“久而久之，这些外移者的利害关系就与本部落不同了，在感情上也成了外乡之客，最后在语言上也出现差异；接着便发生分离与独立。

”这种迁移促使形成新的不同于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和不同的利益集团。

其次，贸易因素促使农村和城市间的移民，并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

“还有迟早在农村居民中发展起来的向城市工商业中心的移民，(但这一原则首先在城市中以氏族统治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移民破坏了人民与土地的先前联系，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氏族原则的瓦解以及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解体。

”最后，人为的改革也是移民浪潮的助推剂。

比如，马克思曾引述到：“梭伦的政策的目的也是把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

这就成为氏族组织崩溃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都无法容纳了”。

(2)战争的作用。

马克思首先摘录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有关内容：“随着部落联盟的产生，第一次出现了最高军事首长。

这是由于出现了几个部落联合作战的情况，所以，开始感到必须有一位指挥联合部队行动的总司令。

”最高军事首长职位的设立，最初是“由于社会在军事上的需要”，但是，它却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不幸的(马克思加语)大事”。

这种军事权力开始改变权力的公共管理性质，并最终演化为王权：“这是军事权力与民政权力分离的开始，随着这种分离的完成，就根本改变了管理机关的外貌……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机关的职能就分配在这两种权力之间了。

这个新职位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由最高军事首长演变为国王等等。

”马克思还引述了这样的话：“世袭继承制只要一出现，就都是暴力(篡夺)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人民的自由的赞同。

”
3．国家起源的意识形态因素
宗教等意识形态因素对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和《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的笔记中有大段的论述。

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分析希腊各氏族间出现不平等的社会
分化的原因时，突出了宗教的作用：“各个氏族的地位尊卑上是不平等的；这主要是由宗教仪式造成的，因为每一个氏族都世代专门执掌某一宗教仪式，一些宗教仪式被认为特别神圣，因而获得了全民族的意义。

”此外，马克思在摘录摩尔根关于雅典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的相关内容时，再次强调了宗教的纽带作用：“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第一，氏族……；其次是兄弟氏族；其次是部落……；再其次是族或民族(peopleor nation)。

”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并把这些团体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共有六种，排在第一位的要素则是：“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祀奉某一个神的特权，这个神被认作始祖并有特殊的称呼。

”
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的笔记中，马克思有三段较著名的摘录和评注。

首先。

他大段引述了拉伯克关于宗教发展七个阶段的叙述：“按照拉伯克先生的说法，宗教有下列诸阶段：(1)无神论；(2)拜物教；(3)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4)萨满教；(5)偶像崇拜或拟人观；(6)神成了造物主；(7)道德和宗教联系了起来。

”其次，马克思摘录了拉伯克关于神权促进王权，宗教崇拜巩固人的崇拜的内容：随着文明的发展，“首领和国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大讲排场威仪，要求人民奴隶般地尊敬他们。

“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情况就改变了，人的崇拜成了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还特别指出了萨满教和祭司阶层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在萨满教还没有完全取代图腾崇拜的地方，君主政治的建立连同它那一套经常性的排场和礼仪，导致远为更加有组织的对旧有诸神的礼拜。

“在去世者的灵魂与神之间，神与在世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为有很多祭司和老首领都被认为是圣者，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也会为自己要求神权。

”
4．国家起源的制度基础和阶级实质
(1)氏族酋长会议职能逐渐衰落，新的选举制度和国家职能执行机构产生。

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酋长全体会议处理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事务。

后来，这种会议职能分化为三种不同性质的会议：行政会议；哀悼会议(起用酋长，授予他们职位)；宗教会议(举办公共宗教节日)。

再后来，“哀悼会议逐渐也负起宗教会议的任务；现在这是唯一的会议了，因为易洛魁人已经受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联盟的行政权便没有了”。

在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权力就逐渐被剥夺，移交给了新的选民团体。

一种制度逐渐消失，另一种制度逐渐出现，两种制度在一个时期中曾经并存……人民赋予原始酋长会议的整个权力，经过分化而逐渐形成了各种权力”。

“旧时的管理制度已经无能为力；这也就需要用成文法代替习惯法。

这个过渡时期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马克思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还提及旧的农村公社如何转变为国家职能的执行机构：“公社一氏族团体和农村团体被用于行政和司法的目的。

中央行政机关将警察职权和司法职权，即治安的责任，委托给他们。

这就意味着，这些氏族和公社已经由与执行这些职能无关的独立的机关变为国家的最下级的警察和保安机构了。

”
(2)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

在阿兹特克人早期国家的形成中，马克思摘录到：”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个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胞族)占据；每一区又划分为‘小区’，而每一个小
区又由以某种共同关系相结合的公众团体(氏族)占据。

”希腊和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首先是每一个亲属集团(氏族)分别居住在一定区域内，但是这样便使关系最亲近的几个集团(胞族)互相毗邻而居……新的居住形式和社会结构，并非完全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

”马克思还特别摘录了血缘关系在新的地缘关系社会中仍旧发挥作用的内容：“克拉维赫罗忽略了将公社联合起来的血缘因素，但是这一点由埃雷拉弥补了。

他说：‘还有另一些被称为大父的领主，他们的全部土地都属于一个宗族，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内。

’”最后，马克思进行了总结性摘录：“于是，德莫、地区部落和国家代替了氏族、胞族、部落等。

但是，它们(即后者)仍作为世系的系谱和宗教生活的源泉而继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

”也就是说，“以氏族为基础的societas(社会)和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civitas(国家)”曾长期并存。

(3)通过对梅恩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的批评，提出国家的阶级利益本质。

霍布斯在探讨国家(管理和统治形式)的起源时，提出“实力论”，即“统治者个人或者集团通过不受控制地显示意志而实际行使着社会的积累起来的实力”。

梅恩不同意这种理论，他说：“这种论断当然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大量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我们为简便起见可以称为道德的影响)始终在影响、限制或者阻止统治者对社会实力的实际操纵。

”对梅恩的以上观点，马克思作了如下评论：“这一‘道德的’表明，梅恩对问题了解得多么差；就这些影响(首先是经济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

梅恩忽略了深得多的东西：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国家)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

”它代表着“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

所以，国家“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起源思想的异同
2006年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经典著作发表122周年。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的出版序言中称是为了实现“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起源》一书是否真实反映了马克思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成果，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的思考?二者的国家起源思想是“根本对立”，还是“基本一致，微妙差异”?这是当前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出发，深入地进行比较分析。

必须看到，恩格斯《起源》一书，是在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基础上，并结合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内容写就的。

《起源》基本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二人确实存在“微妙差异”。

1．关于国家形成的标志性因素
在《起源》中，恩格斯概括为地缘关系完全取代血缘关系，他提出了国家形成的第一个标志，即“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于希腊、罗马等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而言是适用的，但对于原生形态的国家则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实，马克思、尤其是晚年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明确指出国家社会纯粹是以单一的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相反，马克思在他晚年的笔记中，曾提出过
氏族血缘关系和新的地缘关系相结合，形成新的政治结构的关系纽带。

根据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论述，并结合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早期国家形态下，国家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化解旧制度对新体制的对抗性，于是把原有的氏族组织当做实现国家职能的最现成、最方便的组织形式。

以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的氏族组织依然存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构成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层单位。

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加强，国家制度也日益完备，原有的血缘关系才逐步被地缘和财产关系所取代，早期国家演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据此，很多研究者认为，应将恩格斯国家起源的第一个标志修正为“阶级或阶层的存在”。

2．关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
恩格斯在《起源》中侧重强调了阶级暴力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以及国家的阶级统治工具性质，对马克思关于国家性质二重性，尤其是关于国家公共权力属性的论述重视不够。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基本上还是一个冲突论者。

但是，在1853年前后，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注意到了公共权力在国家起源中的重要地位，改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国家阶级利益本质的单向度规定，从而形成系统的国家起源二重性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印度政府的职能时，发现它担当了许多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马克思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政府部门所具有的“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的分析，表明国家的形成，不仅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也是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需要。

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这些权力系统具有强制性特点，并担当着维护部分阶层特殊利益的暴力镇压职能；另一方面这些权力系统又有公共性特点，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必须借助公共工程、宗教祭祀等社会公共性事务才能确立和发展起来。

可见，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马克思绝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单纯的冲突论(或暴力论)者，他的思想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综合创新。

以往的研究，受恩格斯的影响较为严重，片面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解决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冲突而发展起来的。

这种说法并不错误，但却是不全面的。

我们提出国家机器的二重性特征，强调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公共性特点，就是要矫正以往研究中的偏差。

必须看到，“尽管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产生以社会的不平等为前提，但它依然是一个合理的运动过程，是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问世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恩格斯的著作总是力图以简明的形式对马克思深奥的思想作出通俗化表达，有时就忽略了马克思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解读受摩尔根理论模式的影响太大，有时甚至以摩尔根的理论作为背景来解读、概括马克思的笔记，这忽略了马克思对摩尔根的批判性视角，也忽略了马克思晚年对其他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资料的重视。

尽管我们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存在以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在当代就没有了生命力。

实际上，恩格斯在别的著作中，尤其是《反杜林论》的前半部分中也有和马克思思想一致的论述。

在《反杜林论》前半部分，恩格斯提出了和马克思相似的“国家及其统治
阶级的双重起源问题”“与阶级的这种(社会一行政的)起源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起源”。

“在第一种情况下，这两种力量由于极端政治权力而产生，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而产生。

”在第一种情况中，执行重要的“社会行政职能”可能会导致把“各个统治人物联合成一个统治阶级”的形成，同时，也使得统治人员能够任意蔑视社会的控制到如此程度，以致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魏特夫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尽管还不够精确，但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并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经典概念的表述法。

他关于阶级和国家第二种起源的说法同样是正确的，也符合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的有关观点。

”遗憾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后半部分，却突然放弃了这种国家起源的二重性观点。

在该书后半部分，他谈到国家和阶级统治的时候，好像它们完全是由于以私有财产的状况为基础的阶级对立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