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故事-关闸事件的故事

中国近代历史故事-关闸事件的故事
1945年，澳葡当局⽆理地将原有关闸向中国内地越出33⽶，并设置岗哨派兵把守，企图蚕⾷边界。

中华⼈民共和国成⽴后，澳葡当局不将关闸外的岗哨撤回关闸内，致使驻守岗哨的澳门葡兵与中国边防军发⽣冲突。

下⾯⼩编给⼤家讲⼀讲中国近代历史故事-关闸事件的故事。

关闸事件
新中国成⽴后，葡萄⽛政府尚未与我国建交。

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有⼀座牌坊式的建筑，这便是着名的关闸。

古关闸是明代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只开放六次，仅仅是为了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平⽇就⽤六张封条封住。

新中国成⽴后，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暂时仍归属葡萄⽛殖民者管理。

在关闸，中澳双⽅都设有岗哨：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各有四五个哨兵。

1952年7⽉15⽇，⼀宗鸡⽑蒜⽪的⼩事差点引发⼀场⼤祸，酿成中葡之间的⼤战。

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当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刚刚换防不久的⼠兵，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外国⼈。

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洲兵团的⿊⼈，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相距只有⼏⼗⽶。

⼀天，⼀名⿊⼈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从没见过⿊⼈⼩便，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兵⼀见解放军笑，以为是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着枪发起怒来。

他怒骂不断，这边解放军也⿊着脸，虽然语⾔不通，但都从双⽅脸⾊上看出了不友好。

结果，⿊⼈哨兵越来越⽓，拿起步枪“啪”的⼀枪就打过来了。

两名解放军⼠兵急忙还击，还投了⼿榴弹以⽰警告。

随后双⽅分别向各⾃的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

最后，双⽅竟然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

葡军哪是⾝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很快就出现短缺，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

关⼀闭，澳门即刻变成了死城，粮⾷、⽔、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

⼀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漫天。

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个师的兵⼒，在关闸北⾯架起了⼤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也没得喝了。

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给与中共有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

谁知对⽅答复说，公司的负责⼈都上⼴州开会去了，⽆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联系⼀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信，说澳门政府⽆意将事态扩⼤，希望中共⽅⾯也加以克制。

”
深夜，罗保找到澳门商会会长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联系，寻求解决的办法。

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的消息。

就在澳门⽅⾯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接头时，在⼴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叶剑英等⼈正在紧张地开会讨论。

会上⼤家情绪都很激动，有⼈主张⼲脆调⼀个师的部队去，造成⼤兵压境的形势，向澳门政府⽰威;也有⼈主张索性封锁边境，不运粮⾷、副⾷品过去，对他们进⾏经济制裁。

叶剑英⼀直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认真地倾听⼤家的发⾔。

与会者议论了好⼀阵，才发现书记始终没表态，于是便不约⽽同停了下来，把⽬光都集中到叶剑英⾝上。

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说道：“新中国成⽴了，西⽅帝国主义对我们怀恨在⼼，搞重重封锁，想卡我们、压我们。

⼤家憋了⼀肚⼦⽓，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况且这⼀次是澳葡⽅⾯先开枪挑衅，⼤家提出要惩治他们，很有道理啊!”
但是，叶剑英顿了顿，话锋⼀转：“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葡萄⽛与那些⾄今仍到处称王称霸的帝国主义毕竟有区别。

⽑主席说过，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国从严，⼩国从宽，最⼤限度地团结⼀切可以团结的⼈，以集中⼒量对付主要敌⼈。

澳门的居民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同胞!对关闸事件我们要慎重处理。

”
“如何处理呢?”有⼈问。

叶剑英端起茶呷了⼀⼝，继续说道：“我看，这只是个地⽅事件罢了，⽤不着⼤动⼲⼽。

”
正在这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边轻声嘀咕了⼀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家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接触，商量解决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去和他们谈。

⽬前我国和葡萄⽛没有建⽴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可以叫他们委派两名民间代表来和我们谈。

”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与澳门⽅⾯谈判。

在这次会上，⼤家商议，提出了三个谈判的条件：⼀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此类事件;⼆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黄曹⼆⼈于当天晚上就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岐。

第⼆天⼀早，他们由⽯岐奔赴拱北关闸。

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他们早⼀天赶回澳门。

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

三⼈经协商后，由柯正平通知澳督府罗保派⼈来谈判。

罗保得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选，除了马万祺，就是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被称作“澳门王”的何贤。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睡。

关闸发⽣的事件，昨天他已知道全部经过，也听马万祺说过被罗保请去咨询的事。

于是，他在电话⾥说：“现在政府⼀⽅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罗保在电话⾥谈了澳督的意见，说：“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
何贤⼀听，忍不住叫起来;“喂，⼤佬，这没得谈。

你碰撞了⼈家，好话都不说⼀句，你叫我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这样搪塞过去，只好对何贤说：“我也不能作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实讲，哪⼀次有⿇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样解决了，不是吗?”
何贤⽿根⼦软，禁不住罗保⼀再劝说，不好意思再计较，便只好答应去试试。

但是，他临了⼜加上⼀句：“我何贤⾯⼦再⼤，也要看帮得是否有道理。

没有道理，就没了⾯⼦，丑⼈我做不了啊!”
第⼆天⼀早，何贤会同马万祺⼀道，到了拱北关闸。

双⽅在海关⼀见⾯便开始谈判，由于何贤带来的澳⽅⼝信与中⽅要求相去甚远，会谈还没有深⼊进⾏，何贤⼆⼈便被顶回来了。

当天下午，何贤和马万祺只得⼜赶回澳门。

何贤回到家中已是晚上⼋点多钟，他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打电话转述了中⽅的态度和要求。

罗保马上把何贤的话转告澳督史伯泰，但是，史伯泰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类似事件这⼀条，其余两条都不答应。

罗保⼜把澳督的意思转告何贤，再求助的好话还未讲出⼝，何贤就说：“我是看在澳门⼏⼗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

你也不⽤多提我们，倒是应当多向澳督进⾔，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
何贤⼜说他要和马万祺亲⾃见澳督。

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的意见，然后，劝史伯泰说：“其实，中⽅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

他们想要困住澳门，只不过是举⼿之劳，轻⽽易举的事。

如果真搞僵⾛到这⼀步，⼈家再提出什么要求，你们都只得乖乖答应，那时更没⾯⼦!⼀⼈让⼀步，双⽅有个坦诚态度，您的态度缓和了，我看，这才是解决⽬前困难的办法。

”
澳督史伯泰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

最后，他才说：“让我再考虑⼀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
第⼆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提出的全部条件。

何贤、马万祺⼜启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内地作传达，去过⼆⼗⼏次，⼀⽇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是中国⼈，却代表着葡⼈政府，怎么办?唯有两头讲好啦!”
这⼀天，谈判终于成功了。

澳门当局正式向中⽅递交道歉书。

拖了⼀个⽉的关闸事件，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背景资料
1949年10⽉中华⼈民共和国成⽴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庄严申明⾹港、澳门⾃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的⽅式来解决这⼀历史遗留问题。

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鉴于⾹港、澳门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提出了在⾹港、澳门实⾏“长期打算，充分利⽤”的⽅针。

⼴东解放后，为了⽀持解放海南岛和⼴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书记、⼴东省⼈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物资，通过澳门进⼊⼴州。

南光公司公开注册时间较晚，为1950年5⽉，后来澳葡当局承认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聘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协助，筹措中国⼈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长期以来，中共在澳门⼀直有党组织和党员在秘密活动。

新中国成⽴初期，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

但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门的有组织活动逐步半公开化。

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分党委，直属港澳⼯委领导，⽽港澳⼯委的上级则是叶剑英为第⼀书记的华南分局。

澳门分党委的对外活动由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

葡萄⽛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

⼴东解放初期，中国和葡萄⽛澳门当局⼀直相安⽆事。

但没有料到，1952年7⽉却因澳门关闸事件，引起中葡关系⼀度相当紧张。

由于叶剑英正确地贯彻执⾏了⽑泽东的指⽰，因此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