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以诗为史：清初浙东地域诗歌创作的群体特征
敖运梅
【摘要】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臧否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

恰逢明亡清兴之际，处于其间的浙东诗家，因循王阳明、刘宗周心学一脉，提倡诗道性情、诗以传史，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矫七子诗文之弊，由唐入宋，完成清初浙东诗歌群体审美风格的转变与延续。

%Poetry creation is personal and more flexible in making comments on current affairs and personages than those writings that concern fac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eastern Zhejiang poets adhered to“xinxue”(the philosophy of mind”by Wang Yangming and Liu Zongzhou, advocating poetry for expressing poets’ emotions and recording history. This is a shift from the style popular in the Tang and the Song.
【期刊名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卷),期】2013(000)006
【总页数】5页(P17-21)
【关键词】清初;浙东;诗歌创作;诗学理论
【作者】敖运梅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浙东自宋代以来多出学人，文史淹通，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迭出，彼时浙东八府主要以绍兴、宁波为学术中心区域。

在治史方面，明末清初自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同至全祖望、邵晋涵等人，多身体力行，著书立说，浙东学人在朝廷修史方面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贡献，其治学内容主要以史学为主，以黄宗羲为肇端，提倡经史并重，其弟子随之践行不懈并发扬光大，浙东一域的诗歌多少都点染有“诗史”与“学人”的色彩，所谓“诗史”并不是一味的套用杜甫的诗史观。

遭逢易代之际，遗民诗、诗史诗、学人诗的创作都以“文以载道”为目的，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文须有用于当世”的诗歌理论，在延续传统与力求突破的历程中，多数浙东诗人都兼有浙东史学派的身份，使得浙东地域诗歌呈现“以史为经”、“以诗为史”的显著特点，恰逢家国变故的易代之机，“以诗为史”、“因诗纪人”原本也是时代的产物。

浙东文化鼎盛，诗礼簪缨，百姓快意恩仇，崇尚忠孝节义，因三面濒海，明末时作为军事要塞的浙东百姓饱受兵燹之苦。

“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

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

”[1]2156浙东遗民志节砥砺，地域诗歌创作秉承本地学脉的宗旨，使诗歌多有裨风化，将“文以存邦”的精神发扬光大。

相似的生活环境及地域氛围，使得诗人的人生选择及情感表达都颇为相似，在时代、政治强大的漩涡中，同声相求，互相唱和，挽世道文风于倾覆之中。

浙东学术自北宋起，到清初蔚为大观。

而在清初，因为时代、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交织渗透，出现了文学、史学、经学大融合的局面，李邺嗣称：“吾党之学二：一曰经学；一曰史学。

”[2]562文学此时甚或可说是经史之学的附庸，但是浙东学者们一贯的博学多才使得他们对诗文的改造也用力尤甚，他们用诗文彰显忠义，推播教化，甚至有意为“党”，此时文学甚或诗学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这正是弥漫于整个清代的学术文化特征，也是宋调诗与学人诗的先声。

“实斋（章学诚）认为浙东学者的共同特色，是各人均因应自身特殊的时代背景，透过践履而有特殊的创
造、特殊的成就；他们都是体贴时代的特性，以具体的行为来证明道德价值的学人。

”[3]27此言殊为精当。

黄宗羲、李邺嗣、全祖望等人的诗歌，多点明诗歌所写的人物、事件，使诗歌的叙事功能更加清晰，体现了他们自觉的诗史意识。

通过诗学理论的提倡与诗史诗歌的创作，浙东地域诗歌实现了浙东诗派的初步规模，以学派影响诗派，学术理论推动文学观念。

黄宗羲《黄孚先诗序》道：“孚先论诗，大意谓……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发于心着于声，迫于中之不能自已，一倡而三叹，不啻金石悬而宫商鸣也。

斯亦奚有今昔之间。

盖情之至真，时不我限也。

斯论美矣。

……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古之人情与物游，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亲，思妇劳人，结不可解，即风云月露草木虫鱼，无一非真意之流通，故无溢言曼辞以入章句，无谄笑柔色以资应酬。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4]31-32明末清初诗人的纪
事色彩浓厚，学人诗、遗民诗、诗史诗使得浙东诗人兼擅旁通的才识得以展现。

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还体现在诗歌“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上，甚至是诗集小传的着力编纂上，如“耆旧诗”的系列辑选，“姚江诗”系列的收集整理等，而且李邺嗣的《甬上耆旧诗》开启了明末清初地方文献编纂的热潮。

明末清初的诗人多写诗序，特别是在一些叙事诗中，“诗序结合”往往能加强诗歌“纪事”功能，诗与序相得益彰。

清代浙东诗家的风格是诗歌理论胜于诗歌创作的，自王阳明始“充分发挥诗教乐教之‘正’，反对执恋诗文而欲扫去之‘反’以及通过扬弃再作诗文，博文约礼之
‘合’，并将三方面结合起来，得出了‘超越诗文’的理论”。

[5]198-207黄宗
羲亦曰：“实时不甚乱，而其发言哀断，不与枯萎变谢者，亦必逐臣、弃妇、孽子、劳人，愚慧相倾，惰算相制者也。

此则一人之时也。

……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

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变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即所遇之时同，而其间有尽不尽者。

不尽者终不能与尽者较其贞脆。

”[6]48他继承其师刘宗周的“慎独”
之说，发之为文便是自抒性情：“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

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

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

夫吴歌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

吾人诵法孔子，苟其言诗，亦必当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机之自露，则一偏一曲，其为性情亦末矣。

”[7]68真性情的最佳表达便是阳明所说的“条畅其情”、“随性自然”，因之黄宗羲曰：“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也。

……彼才力工夫者，皆性情所出。

”[8]91这也成为浙东诗家追求的诗学最高境界。

但浙东诗家终是诗歌理论胜于诗歌创作的，浙东诗家群体的诗歌特色不重词华与情感的表达，他们以读书宏富，转智成识为习尚，着力于学人诗与诗史诗的创作。

清诗是学人诗与诗人诗的统一，“总之，清代‘学人之诗’的出现与发展都与‘末世’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与清朝对古典文化的整理总结关系密切，更与清代文学学者的人格成熟学养丰厚密切相关。

这些因素的际会汇聚，也就显示了清代‘学人之诗’的从出现到消退，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种必然结局”。

[9]84唐诗宋诗的分别，即“诗人之诗”和“文人之诗”的区别。

“宋诗质实，在情景外，能反映外间一切事物以及政治社会之活动。

”[10]242宋诗胜于唐诗之妙在于宋诗寝馈经史、钩玄抉微，学问淹通，夸证该洽。

提倡考据入诗，无一字无来历。

以黄宗羲为首，浙东学人多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经验，认为作诗需博通经史之学，兼熟诸子百家，涉猎类书小说。

他说：“学问之道，四子书如户牖，九经如厅堂，十七史如正寝，杂史如东西两厢，注疏如枢闑，类书如厨柜，说部如庖湢井，诸子百家文词如书舍花园。

厅堂正寝，可以合宾。

书舍花园，可以娱神。

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

能吟诗词而不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

是皆不可偏废。

”[11]247浙东诗家可谓是学人诗不遗余力的实践者。

全祖望曰：“有诗人之诗，有文人之诗，有学人之诗。

以安溪所举三子而言，宁人则学人之诗之工者也，百诗则学人之诗之拙者也，先生则实系学人之诗而兼有诗人风格，惜其所存皆已未以前作，自入史馆而后，诗皆散亡不可得矣。

”[12]68一
般说来，学者“以文为诗”，不外两途：一是用诗来谈学问，作考据，此即钟嵘《诗品序》所称“虽谢天才，且表学问”；[13]177二是以学问涵养性情识力，写景言情，俱富学养，有厚味，正如杜甫所自道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朱彝尊诗曰：“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

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

别才非关学，严叟不晓事。

”[14]学人之诗不仅是炫才耀博的载体，也是诗歌风尚的选择，以黄宗羲、吴之振为首的浙东宋诗的提倡，融思辨、议论于诗歌，甚至脚气、大头菜之类的诗题也可入诗，对明末七子空疏浮华与清初唐音雍容雅正都有所冲击。

诗歌创作具有一家之言的特质，评骘时事、訾议人物比以历史事实为中心的书写更加灵活。

明末清初浙东诗史也有其嬗变的过程，清诗中“诗史”意识的增强、学问诗大量涌现、典故的运用都是浙东诗歌的显著特点。

中国史学传统崇尚独立敢言的精神。

浙东遗民，在文网未张的时候秉笔直言，不避禁忌。

张煌言《奇零草·自序》将自己寄托“哀世之意”[15]51-52的诗歌比作杜甫诗史。

浙东诗家中的很多诗歌都可拿来佐证史料，虽史学求真，而文学疏放，但多数诗家都以史家的精神创作诗歌。

浙东诗家经史百家，诗在其中，可以同志砥砺，抒发麦秀黍离之感。

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道：“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

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据知史亡而后诗作乎？”[16]99浙东诗家对诗史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地域传统，一方面乃是他
们有意为之的行为，浙东学派的兴盛及甬上讲经社的创立，不仅使得学派观点得以薪火相传，而且固定的教育场所及教育理念的传达，都使得浙东诗家能够成为一个有学术派别性质的群体，黄宗羲、李邺嗣乃有意为之，创立宗门，传承阳明、宗周
作风：“浙东之学，……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

至阳明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

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

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17]523明清浙东学派注重史学，把形而上的“性命之学”与形而下的历史之学结合起来，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

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

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17]524虽千人千面，不刻意于宗派，但着实形成了浙东诗人群这一蔚为壮观的群体。

浙东诗家的经典性还体现在他们对诗学风尚的引导之上，浙东诗学也始终处于继承与追步的状态，从中可以折射出清初诗学嬗变的脉络所在。

黄宗羲曾对甬上杰出学者有如下评价：
（诸子）皆有以自见。

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维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万贞一、仇沧柱、陈匪园、陈介眉、范国雯，准的当时，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

呜呼盛矣！[18]453
对于浙东文学创作，黄宗羲评曰：“浙东古文词，今日方权舆。

杲堂开之艳，禹梅胜以癯。

国雯去陈言，季野真书厨。

文三不轻作，意欲探隋珠。

破坏训诂陋，夔献、充宗欤。

贞一之秀颖，介眉之奥枢。

应酬岂文章，彼此皆述朱。

数子拔其有，便可启荒途。

”[19]275清诗通过理性的反省及经史之学对文学的浸灌，诗人涵养的培养及对社会人生时风之丕变的关注，构建了清诗的自我风貌，而浙东诗歌创作正是其先锋队与践行者的一支。

通过乡缘、地缘的相互传承以及扎实的文献基础，形成了良好的诗文创作氛围。

清代浙东学派的形成基于本地域传统，于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有其自身升降递变的过程，但总归是为了传承道统，弘扬经史之学而渐成规
模的，所以浙东诗社集结的理由便是延续学脉并砥砺志节。

李邺嗣曰：“诗心之妙在能变，日变斯日新。

年少为诗，自当精思极藻，各尽其才；至齿学渐进，于是造而高谈；而奇老，其于风格日上矣。

然使守而不变，以至于极，譬如数啖太羹，频击土缶，音味遂为索然，复何可喜！余谓此当以秀色润之，盖澹而能秀则益远，老而能秀则不枯，所谓朝华既谢，斯夕秀当餐，此诚诗家日新之妙也。

”[2]136浙东诗家们的诗作成绩被其充沛的学识、繁复的著述、博大的思想
所遮盖，但若抽丝剥茧，略加梳理，仍可管窥其“草蛇灰线”的踪迹，其脉可寻，其迹可现：转智成识、吐纳自如的才学与有意作史的观念都促成了浙东地域诗统的自觉构建。

李邺嗣序先生（万斯同）《明乐府》曰：“诗之教，以言志，述事、陈美刺而验时政得失。

观四方土俗异同，则虽言志之诗，无非述事也。

……季野则独取三百年间朝事，及士大夫品目，片言只句，可撮为题，俱系乐府一章，意存讽刺，以合于变风变雅之义，虽其词未即方驾工部，而以前视元、白，后当杨、李，则几过之矣。

或谓以季野史学，盖世之才，不使纂成一朝之史，而徒取三百年之单文俚句，造为韵语，以寄讽当世，似近于识小。

余独谓不然，诗以述世，其诗即其史也。

诗亡而史作，义本相贯，但有简繁之分耳。

季野即未及纂成一朝之史，而以新乐府先之，是亦史之前驱也。

先诗而后史，与祭先河而后海同，诗其源也，史则其委也。

”[12]68-69浙东诗歌以正统教化、兴亡继绝为中心，在其哲学、史学的基础上，浙东诗歌的审美特色以黄宗羲为首呈现寒冷愁苦的诗味。

浙东诗歌是以本地域文化为中心，因明遗民的特殊性，即所谓南明时段，造就了一批诗人，明末清初约一百年围绕着这段史实，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诗坛宗尚亦有所丕变。

这个时段诗歌又沾染了特定时代的光环，即所谓诗史诗的创作，又因清廷军事政治的影响尤其是东海迁海及博学鸿词科这两大政策，诗体风格的发展也受到政治政策的冲击。

康熙原本以唐诗为宗，这在清初对诗风确实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中后期因为文字狱的影响，学者多重考据义理，所以诗取宋调，学人诗歌遽然成风，成
为清代诗歌的代表。

在诗学理念上，浙东诗家是有共性可寻的，如其对诗人学养的重视，如其对诗教传统的回归，这些都是受到明末清初大的诗学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相应变化。

但是，这些共性还不足以使他们被作为整体而加以讨论。

因为不只是他们，同时代的很大一部分诗人也都具有与之类似的诗学倾向，差异性要远远超过其共性。

类似的经历和地位是“浙东诗人”这一称谓背后所拥有的共同基础。

在明清更迭的特殊背景下，如黄宗羲、李邺嗣、全祖望等遗民诗人乃至如毛奇龄、姜宸英在新朝下苟且生活的馆阁诗人，在清初的时代环境下，无论是他们的诗学思想还是诗歌创作，都能够展现出各自的面貌与特色，简而概之，浙东诗人群主要有以下几大诗歌艺术特色：重诗歌的史学性甚于抒情功能；以学派带动诗派，以学术带动诗歌；浙东诗家自觉践行诗史诗的创作，以黄宗羲为代表的遗民诗人采用奇诡险俗的方式对诗歌理论加以建构。

以黄宗羲为首，标志宋诗中审美异端倾向的开始。

黄宗羲及其弟子在诗史上的转捩启蒙，使其所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及浙东诗人群对中国诗文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黄宗羲高足万言曰：“吾师梨洲先生之倡道于甬东也，甬上之士从而游者数十人。

讲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来未经表暴之文百余家，手为批画以授之吾党。

”[20]浙东诗家各自的家族网络、思想文化的生发乃至政治立场、道德判断的形成，延续晚明东林、复社的气节风骨精髓，其诗学思想是明清两代诗学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

浙东诗家的经典性还体现在他们对诗学风尚的引导上，无论是清初诗歌复古风的高涨，还是后来宋诗风的盛行，浙东诗人都展现了其领先与重塑的实力与实绩。

浙东诗人似乎身份都不限于诗人，其在艺术、哲学等方面的造诣要远远大于文学，其在音乐、书法、绘画、经学、史学等方面皆有建树。

浙东性就是沿袭与叛逆并重。

与其说浙东是在明末清初彰显于天下，不如说是时代造就了这一地域，浙东性与家国易代及经世致用宗尚的巧妙契合。

明末清初近百年，浙东诗人因所处政治发展阶段的不同，浙东在明亡之际独特的地
理位置与军事意义，诗家中有战斗至死、抗清就义的烈士，有流亡扶桑、乞师海外的移民，有隐归不仕、著书立说的遗民以及因博学鸿词科政策的出台而举身赴京的馆臣。

浙东诗家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能够转而振作，激昂者马革裹尸抗清复明，高明者远赴重洋终老日本，沉潜者文献存邦延续文脉，投机者相时而动谋求生计。

明末清初的浙东诗歌创作既具有当时的共性特点又独具自己的魅力，既能代表当时全国诗歌的总体特征又能展现自己的特殊风格，除却当时的时代特征，浙东诗歌的研究能够将明清这一时段地段的诗歌特点加以淋漓地阐释：浙东诗歌创作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遗民倾向，而且具有以诗为史，诗史互证的特征，浙东诗人大都精通史学、经学、哲学，在其之余进行诗歌创作，不仅有继承先贤，发扬光大之主体意识，而且能够精心钻研，文献存邦，使得诗歌创作在具有传统诗歌抒情、交游、唱和的功能之外，呈现了学人身份下诗歌创作的理性精神与哲理色彩，他们很少提出专门的诗论却经常在作品中提出自己的诗论观点并加以身体力行。

纵观浙东诗歌多弘扬诗歌的教化功能并采用叙事的功能：以诗言志为主，诗言情则次之。

诗史合一，以诗纪史，甚至以诗为史，这是清初诗歌的特点，而在浙东一域这一表现尤为突出，其诗歌较少直抒胸臆或委婉道情的，而是以诗史诗为尚，这与明清易代有关，也与浙东诗家、选家的诗歌观念有关，同时浙东诗歌与浙东学术史学精神相契合，有因循也有突破。

浙东学术的构成及浙东地域诗歌的特点，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学术精髓，共同构建了浙东独特地域学术与诗歌的学脉和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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