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文大学者老照片集

20世纪人文大学者老照片集-沈曾植、康有为、黄现璠、巴金等等
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

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盫，晚号寐叟。

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

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

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

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

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

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

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鬻医篇》、《秋斋杂诗八首》等。

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

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汉律辑补》、《海日楼诗集》、《海日楼文集》、《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菌阁琐谈》、《辛丑札丛》等。

沈曾植
康有为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

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卒年七十。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

他十九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

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

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

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

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

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

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

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

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

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

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

《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

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

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

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

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在这次会试中，
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

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

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

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

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

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

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

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

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

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

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

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

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

”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

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

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

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

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

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

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

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

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

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

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

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

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

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

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

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

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

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
进的绊脚石。

同时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叫嚣“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康有为
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汉族，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

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

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

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

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

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

“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

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

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

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

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古文化街宫南西侧114-1乔香阁
严复
罗振玉
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省上虞县，客籍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

初字坚白，后改字叔蕴、式如、叔言，号雪堂、松翁、贞松老人，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

原籍浙江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

清同治五
年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县），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

1937年死于旅顺。

15岁举秀才。

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乡间为塾师并著书。

二十二年与蒋斧等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

二十四年创办东文学社。

二十六年应鄂督张之洞之邀，任湖北农务局总监兼农务学堂监督。

二十八年任南洋公学虹口分校监督。

次年入两广总办岑春煊幕参议学务。

三十年受江苏巡抚端方委任，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

三十二年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

宣统元年（1909）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清朝遗民自居，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被溥仪任为南书房行走。

逐渐参预清室的复辟活动。

1928年迁居旅顺。

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曾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振玉以上虞县学第七名出身，应壬午（1882）、戊子（1888）两次乡试不中，自此潜心治学。

中日甲午战争后，留意新学，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并协办武昌农校、江楚编译局、苏州师范学堂等。

1906年起，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

罗振玉自幼喜爱收集金石铭刻，终生不辍。

因其学术见闻广，掌握资料多，又恰值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域简牍、中原碑志等大量古物陆续被发现，以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类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保存和流传敦煌遗书敦煌莫高窟石室所藏古代文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后，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外国学者大量盗买外流。

罗振玉于宣统元年（1909）来到北京的伯希和处，见到伯希和盗买的敦煌写卷，唐人写本等，当即拍照10余种，又就其部分内容编写《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遗书》等。

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

将敦煌石室残存的文书八千卷购下保存。

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

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求购，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伯希和提供的遗书照片影印出版《鸣沙石室佚书》（1913），收书13种：《鸣沙石室遗书续编》（1917），收书4种：、《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30），收书30种、《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

与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

其详细校订的题跋文字，大都见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卷下。

《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几乎已包括了敦煌遗书中四部书籍的最重要部分。

搜求和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甲骨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

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

1910年著《殷商贞卜文字考》，首先考定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明甲骨是“殷室王朝的遗物”。

以后陆续将所见所藏编为《殷虚书契前编》（1912）、《殷虚书契菁华》（1914）、《殷虚书契后编》（1916）、《殷虚书契续编》（1933）四书，共收甲骨5000余片，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最重要集录。

所著《殷虚书契考释》，释甲骨文字达561个，并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
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释字原则，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是初期甲骨学研究中的一大进步。

保存清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内阁准备焚毁库档。

罗振玉以库档中重要史料甚多，多方努力，终得保留，装袋存放学部。

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又拟将其作废纸出售，罗振玉以原售价3倍的高价买回，保存整理，使大批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整理汇集金石铭刻和古器物资料罗振玉收集历代石刻及商周秦汉铜器拓片极富。

在此基础上，他做了大量的整理出版工作，编著有《秦金石刻辞》（1914）、《殷文存》（1917）、《贞松堂集古遗文》及《补遗》、《续编》等。

其中尤以《三代吉金文存》影响最大。

该书收录商周铜器铭文拓本4831器，资料丰富，易于查检，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

罗振玉整理编集的石刻集录，亦不在少数，出版有《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西陲石刻录》、《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六朝墓志菁华》、《海外贞珉录》、《三韩冢墓遗文》及芒洛、东都、邺下、中州、襄阳、广陵、吴中、山左等冢墓遗文，收录了大量近代出土的墓志等石刻文字。

罗振玉还大量编集影印了各类器物图录，如《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草堂吉金图》（1917）、《贞松堂吉金图》（1935）等。

此外，还广泛编集了古器物范、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砖、买地券等专集。

其中不少文物已佚，藉罗氏集录得以保存图像及铭文。

印行汉晋简牍资料和古代秘籍英国的A。

斯坦因曾在甘肃敦煌及新疆罗布淖尔盗掘大批汉晋简牍，由法国学者E。

E。

沙畹作《考释》。

罗振玉根据沙畹的《考释》一书，与王国维重新整理，刊印《流沙坠简》（1914）一书，成为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始。

罗振玉还将日本及国内大量新发现的古代钞本及宋、明版本秘籍影印传留，如《云窗丛刻》、《吉石丛书》、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古籍丛残》等。

罗振玉的其他论著和序跋文字多篇，先后汇为《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贞松老人遗稿》等。

他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

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罗振玉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安徽省桐城人。

笔名孟实、盟石。

192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教育系。

毕业后到吴淞中国公学校教英文，兼任校刊《旬刊》主编。

1925年夏公费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修英国文学及艺术史，兼修哲学、心理学。

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文学院。

次年进入法
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到北大西语系执教。

抗战爆发后，他至川大任文学院院长。

1939年他成为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教务长。

抗战胜利后，重返北京大学任西语系教授，并曾代理文学院院长。

1962年夏转入哲学系，讲授美学，任博士生导师。

朱光潜生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顾问，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作协顾问，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政协常委及教育组织员，民盟中央委员等。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早在30年代，他就编写出版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等几部美学专著。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

朱光潜的《我与文学及其它》、《诗论》等著作都是在对比中西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来探讨中国诗歌的特点的。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朱光潜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

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

他勇于批判自己，执着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

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朱光潜
黄现璠
黄现璠（1899.11.13～1982.1.18），“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注1）和社会活动家。

原名甘锦英，壮族，祖籍广西扶绥县。

1922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九年学习。

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

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

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

（注2）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抗战期间，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发表了不少抗日文章。

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

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