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标准制度存在的问题

1 环境标准制度存在的问题环境标准的科学性不强部分标准已经过时环境标准作为一种技术规范，必须紧跟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达到最佳的实施效果。

我国许多比较重要的环境标准都制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施后长期没有进行修订(表1)。

如果仍沿用当时控制水平较低的环境标准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环境保护的需要。

目前正在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在2000 年局部修改后也已10 年未予修改。

新型环境损害缺乏判定标准我国已形成“两级五类”环境标准体系，标准分类细，涉及范围广，但在很多领域仍然缺乏标准管制。

例如光、热、土壤等污染类型及其损害尚未出台相应标准。

而已出台的环境标准中也未见诸如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等物质的标准项目。

这可能也反映出与一样“难以控制，无法解决”的困惑。

总量控制标准较少我国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浓度控制标准多，关于总量控制的标准少。

环境污染的产生主要是排放的污染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调。

[4]因此在浓度控制标准下，即使每个污染源达标排放，也会因污染源过多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由于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决定着污染源管理的途径方法和环境立法的思路及制度构建，因此必须加强对总量控制标准的制定和完善。

标准数值的确定与修改依据不明我国许多环境标准具体数值设定的科学性令人质疑。

2000 年1 月6 日，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关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修改通知，对二氧化氮(NO2)，臭氧(O3)的相应指标数值进行了修改。

此次修订的数值，相对于1996 年标准的浓度限值反而有所放宽，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更是存在较大差距(表2)，而发布机关却未给出任何解释。

[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也未提高相应限值要求。

在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公众环境空气质量要求日益增高的背景下，修订标准反而出现放宽的结果。

标准项目中污染防治指标与公众健康指标混同不分公众最为关注、环境保护行政最为关切的就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危害。

然而，我国绝大多数环境标准中未专门针对公众健康设定指标，难以区分污染防治与公众健康指标的界限。

例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以空间区域为依据分为 3 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2011 年)分为2级标准，但未针对公众健康设定指标。

而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明确规定了公众健康指标，环境空气质量限值与保护人体健康目标相统一[6]。

美国国会在制定《清洁空气法》时，目的是要“确立公共利益所要求保护人们健康的质量标准”[7]。

虽然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在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实践中或多或少也考虑了成本和其他相关因素，同时美国也制定了大量基于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的排放标准[8]，但这些标准仍需要以基于健康和环境影响的质量标准作为补充，优先考虑公众健康和公共福利[9]。

不同标准对同一环境要素(因子)在数值上呈现交叉除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外，其他部门主持编制的各类标准中也有大量涉及环境保护的内容。

但在制定相关标准时，部门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和沟通，致使标准的项目和数值交叉重叠，不同部门制定的标准之间存在冲突。

例如，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规定的电磁波辐射安全限值为40v/m，而卫生部制定的《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将电磁波辐射安全限值规定为10v/m。

同是国家标准，电磁波辐射的最高限值竟相差30v/m。

现存标准规定之间的冲突，给具体个案的选择适用带来了困难。

环境标准的法律性质不明确环境标准是由相关领域专家在科学认知基础上进行判断制定而成的，由一系列符号、代码、编号和其它技术规定组成的技术性规范，本身并不属于法的规范，具体适用需要依附于法定环境行政决定即公法上的判断。

然而，对标准法律性质的研究不属于科学家研究的范畴，相关立法及政策也未给出明确答案，以至于出现纠纷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争议。

环境标准模糊不清的性质和效力正是阻碍我国环境标准制度顺利实施的根源所在，也造成实践中标准制定不规范，适用随意等一系列问题。

环境标准的编制程序正当性不足草案编制机构不中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是国家环境标准的制定机关。

通常环境标准草案通过下达课题的方式，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由各大科研院所、大学以及相关企业起草(表3)专家、学者依据科学、定量的方法起草标准草案本应是客观、科学的，但在标准制定中常会出现以科学的名义隐含价值判断的现象。

[10]在我国，专家、学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性不足和独立性不强的弊端[11]。

在经济开发与决策领域，基于政府和部门的管理需要，在考虑环境保护和人体健康的同时，环境标准的制定有时会更加顾及企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需要。

如果标准制定得较严，将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和环境保护成果，而新指标如的加入，不仅会增加监测成本，而且会使原本治理PM10取得的成绩“前功尽弃”，同时还会影响汽车工业发展。

这必然给各级政府和环境保护部门带来更大的压力。

目前环境标准的制定主要以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而非人体健康。

专家在政治压力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制定的环境标准，其科学性值得怀疑。

编制程序不完善《环境标准管理办法》(1999 年)第11 条对环境标准的编制程序作出了规定，但看似全面的规定仅在形式上要求对环境标准草案征求意见，对征求意见的内容、对象、具体程序，都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配套规定。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2006 年)进一步作出了规定，但对于编制组的成立和如何征求意见等关键问题仍然语焉不详，这为环境标准编制程序的正当实施埋下了隐患。

此外，这些办法本属于《立法法》规定的环境保护部门规章，它们对其他部门主持制定的相关行业环境标准并无任何约束力。

环境标准的制定必须经专家论证。

但实践中，受标准制定经费短缺等因素的限制，标准的立项基础论证不足，通过各部门上报后按照部门意志进行简单平衡，缺乏整体协调性。

只能按照惯例分配标准的编制任务，仅征求个别专家意见，缺乏广泛性。

尤其是在标准正文后注明由某几个人起草，足见某个标准其实只是几个人的劳动成果，未能展现凝聚全社会的智慧[12]。

而即使广泛征求意见，意见也未必会被采纳。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提及，2009 年环境保护部就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有关问题，以环办函[2009]956 号文件的形式向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共计193 家单位、部门以及环境护部网站征集意见。

据统计，建议污染物项目应增加的单位比例高达%。

[13]而征求意见后，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只针对标准修改组织少数单位的人员进行了三次研讨，讨论的结果却是制定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机不成熟。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2010 年)最终还是仅规定了的参考限值。

公众参与不足与不能我国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中加大了公众参与力度，许多法规和规章草案在通过和颁布之前都引入了公众参与讨论和评价的机制，然而，由于专家和利益集团主导了环境标准制定的过程，公众意见在编制过程中没有渠道充分反映，更无法提前参与其中。

这样，依据某些标准进行环评等决策并不能真实反映项目的环境风险。

由于环境标准的编制与发布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它们不具有可诉性。

这使得环境标准即使缺乏科学性，公众也难以通过诉讼方式改变不合理的环境标准的规定。

环境标准的适用问题突出环境标准滞后时如何适用不明由于部分标准已经过时，在实践中常出现企业排放的某种物质符合当时的排放标准，但新近科学研究却表明即使符合原排放标准仍然会对接触人群造成健康损害。

由于强制性环境标准本身不属于法规范，当能够证实这种物质在符合原排放标准仍会对接触人群造成健康损害时，环境保护部门有权立即命令企业停止排放该物质。

但是由于对环境标准的依赖，环境标准的滞后常常阻滞了环境保护执法的开展。

参照适用环境标准缺乏依据对于环境标准选择问题，我国法律法规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难以正确把握。

如围绕厦门PX 事件中的“醋酸指标”，中国环境科学院的报告认为，因我国相关环境标准均未列出醋酸指标，所以按照标准适用参考国外相关标准的原则，在比较前苏联和加拿大有关环境空气质量目标值的基础上，报告引用了较严的标准。

[14]而在“西上六输电工程”和“上海磁悬浮案”中，专家未选用较为严格的瑞士电磁感应强度标准，而是选择了连国际辐射保护协会(ICNIRP)自己都认为存在局限的限值标准。

[15]对于环境标准未作规定的项目，参考选用国外相关标准时，时宽时严的做法，显得过于随意，缺乏参考依据。

标准存在冲突时缺乏适用规则由于针对同一种环境要素，不同部门制定的标准可能出现交叉与冲突，导致了标准适用上的混乱。

例如与居民住宅噪声有关的标准，就包括环境保护部与质检总局颁布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原建设部颁布的《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与《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88)3 种不同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环境标准的适用规则，无法确定究竟应当适用哪一个标准。

随意性很大。

司法裁判过分倚重环境标准我国法院在民事责任判断上对环境标准过分依赖，常常将是否超标作为判断损害是否存在的依据。

在没有相关标准的情况下，环境污染侵害的受害人往往因为没有具体标准参照而败诉。

既然环境标准是综合考虑环境保护要求、人体健康福利、企业发展需要等因素后制定的，在确定人体健康损害时，用协调各方利益后制定的环境标准作为判断依据，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环境标准性质和效力的研究，法院误解了环境标准的实质，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保护。

2 对策与建议明确环境标准的性质和效力明确环境标准的性质和效力，是确保环境标准制度顺利实施的前提。

从标准的外在名称、形式、结构和内容，以及制定和颁布程序看，都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外形[16]。

环境标准是环境行政的手段或工具，必须经过环境立法的确认并由环境保护部门决定适用后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依据。

环境质量标准体现的是环境行政想要达到的目标值环境质量标准是为将环境污染控制在一定程度下，明确设定能体现环境状况的具体数值，以此作为环境行政展开、评估行政效果的依据。

目前的环境质量标准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努力的目标，尚未被赋予直接规定具体权利义务的能力。

但当环境质量标准与具体环境行政政策相结合时，就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产生影响。

例如，如果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有关“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分类和标准分级”的规定和当地城市功能区划分的行政决定结合起来，就会对不同功能区居民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