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的兴衰历史

中国古代书院的兴衰历史（节选）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

它萌芽于汉代，产生于唐朝，兴盛于宋，延续于元，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历时千载，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

据《后汉书·包咸传》记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

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

”《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

”这里说的“精舍”、“精庐”，意即聚集生徒、私家讲学的场所。

不过，限于汉代的出版印刷水平，当时的“精舍”、“精庐”讲学方式皆是口耳相传，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书院”一词始于唐代，很多人认为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是我国书院名称出现的开始。

《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记载：开元五年（717年），唐朝组织学者于乾元殿校理经籍。

次年，乾元殿改为丽正修书院，亦称“丽正书院”、“丽正殿书院”。

开元十三年（725年），又将丽正修书院更名为集贤殿书院，以张说知院事，设有知院事、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待制官、留院官、文学直、知检讨官等。

负责收藏和整编校典籍。

袁牧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也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
之所也。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书院名称最早出现在唐朝贞观年间，唐朝书院除官方设置的以外，民间私人创建的为数也不少，其中有建置时间可考的“张九宗书院”。

《嘉庆四川通志》第79卷记载，该书院在“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建。

”比集贤殿书院还早90年。

宋代是书院获得显赫声名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全国书院达到711所，书院制度完全确立。

始于南唐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初名庐山国学）与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一说为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和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将书院作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书院再度辉煌，成为鼎盛时期，整个明代书院达到1699所，超过唐、宋、元朝的总和。

特别是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重建的东林书院，以书院为讲坛，抨击时政，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发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呼声。

这是对书院制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清朝康熙年间书院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顺治年间发布的书院禁令形同具文。

雍正十一年，颁布谕旨：“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材为念，但稔闻书院之设，实有俾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

近见各省大吏渐
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

”这道谕旨标志着书院的开禁。

雍正以后，兴建书院出现了两个活跃时期，即乾嘉时期和道光时期。

清代书院的分布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省级书院。

省级书院多设于省会，也有设于学区的学政官驻地。

如广东的两个省级书院一设在广韶学区学政官驻地广州，一设于肇高学区学政驻地肇庆。

有的在同一省城内设立两所省级书院，如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

其次是府级书院，为知府所创建。

第三是直隶州书院，为州官创建。

第四为县级书院，为知县所建。

第五为乡镇书院，为民间自建。

此外，无论在省会、府、州、县都有私人书院存在。

清代书院形成了以县级为主体，以府、州级为骨干，以省级为鳌头，以乡镇级为辅助的一个极为庞大的教育体系。

据统计，全国内地18省计有府184，直属州61，县（含散州、厅及没有属县的直属厅）1504左右。

此数不含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新疆、蒙古、青海、西藏等未设省级行政机构的地方。

省、府、州、县四级共约1769个行政单位。

平均每个行政单位有1—2个书院，全国18省书院（不含乡镇级）当有1800—3600所。

商衍鎏著《清代科举制度述录》估计全国书院接近“二三千之数”。

到了光绪年间，随着“新学”与“西学”的结合，书院开始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过渡，先是戊戌变法中诏令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又改学堂为书院；1901年，清政府再次宣布将全国所有的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书院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

(参考资料：张瑞《中国古代书院一瞥》；肖东发主编、赵连稳编著《中国书院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