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界定:省际面板数据实证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规制强度区间界定：省际面板数据实
证
孔令丞;张晶
【摘要】基于30个省的面板数据,观测到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倒U 型;进一步用门槛检验确定规制强度区间,对处于不同区间的地区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案,为新常态下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友好双赢提供依据.
【期刊名称】《管理现代化》
【年(卷),期】2017(037)001
【总页数】3页(P15-17)
【关键词】规制强度区间;产业转型升级;门槛值
【作者】孔令丞;张晶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237;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上海20023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629
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经济新常态的出现,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使用最高的词频之一。

尽管对产业转型升级内涵因研究角度不同而有不同规定,但主流观点和学术内涵仍有确定性:产业转型是产业发展型式的转变,即由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向低消耗、低排放的集约型转变。

而产业升级则与技术与产业级次
提升相关,产业内升级直接表现为产业技术级次提升和附加价值提高,产业间升级则表现为区域内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占比的提高。

而提高的是否必然是清洁技术和产业,则没有严格规定;只有升级过程同时具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特征,才表现为产业转型。

因此,产业转型和升级放一起相提并论,正是表达了升级过程附带着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双重内涵。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来自于社会对环境清洁和产品品质的需求所产生的市场动力;但产业向清洁化转型涉及到外部性问题,就必须由公众和政府对环境进行规制。

公众的环境意识形成了对厂商环境形象的认同;而政府的环境政策或环境税费制度则对厂商构成了硬性的环境收费规定。

这都推动了产业升级过程中向低消耗、低排放转型;但过高的环境成本也会抑制企业竞争力,削弱产业整体的发展。

因此,研究规制强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从而制定能有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环境规制强度范围,对新常态下稳定产业增长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考虑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同时,将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如创新[1]、政策[2]、外资等作为变量一并引入模型,构成了产业转型升级指数。

为防止实证模型中出现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而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式(1)中的变量依次为t年i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指数、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结构、专利、人均收入、政府干预和外商直接投资,εt为误差项。

依据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采用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具体变量设定如下。

1.环境规制强度
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该规制越强,企业会投资更多的治污设施设备,从而降低污染水平
满足规制要求。

因此采用治污投资占比来衡量具有合理性。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该规制越强,说明公众对环保要求越高,这会迫使企业改进技术、减少排放,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选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构衡量环保意识具有合理性[3]。

2.其他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就是产业不断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转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及其变动来衡量转型升级具有合理性;同时,考虑环境效应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双重收入效应,在模型中引入人均收入为控制变量。

此外,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影响作用,因此将FDI作为变量引入模型。

最后,政府干预(EP)[4]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其作为重要变量,选取国有企业资产占我国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表示。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Hausman的检验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因此采用随机效应对各地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1所示。

从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结果来看,规制强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

就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而言,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转型升级指数分别为0.12和0.0%;年龄结构是0～14岁与65岁以上的儿童与老人数量占比,这部分人口占比提高会导致升级指数降低0.41%。

其他变量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为:人均收入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244,说明经济增长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干预为-0.168,说明国企占比越高,产业转型升级受到的抑制也就越大,因此加快国企市场化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FDI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12,因此引进外资有助于转型升级。

专利授权量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414,可见创新对转型升级的作用最大,也说明创新向清洁技术方向转变的趋势明显。

实证分析结果说明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转型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

即:规制处于较
弱区间段时,产业转型升级会随着规制的增强而强化;处于较强区间段时却随着规制的增强而抑制。

只有适度的规制强度才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推动作用。

为此有必要研究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

假设存在一个特定的门槛值λi,对其构建分段函数,当门槛变量为m≤λi和m＞λi时,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不同,即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

设定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式(2)中d(·)为一个示性函数;mit表示门槛变量;λi为特定的门槛值;β11和β12分别表示门槛变量在mit≤λi和mit＞λi范围内,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此为单门槛的情况。

考虑到同时可能存在双门槛的情况,故设定双门槛回归模型为:
多门槛与单/双门槛的门槛值和门槛变量有相同的解释。

本文采用正式环境规制强度(FERI)为门槛变量[5]。

运用stata软件进行Bootstrap 自抽样门槛检验。

结果如表2。

从表2可知:单/双/三门槛回归结果均显著。

三个门槛值分别为0.029,0.031和0.054。

门槛回归结果见表3。

可见,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倒U型:当规制强度处于
mit≤0.029区段时,规制强度的转型升级效应会提高0.056 9%;0.029～0.031区段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117;0.031～0.054区段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321;mit＞0.054区段的转型升级效应为-0.301 1的抑制作用。

可见,0.031～0.054是转型升级效应最大的规制强度区段;mit＞0.054为最大阻滞区段。

将三个门槛回归区间值按其对产业转型升级效应的大小划分区间段,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处于最优规制区间段的省份,其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产业转型升级效应是最大的。

这5个地区的产业以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外资相对较多,制造业相对高端,服务业也较发达。

说明这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环境具
有较高的要求,由此产生的环保投资需求较高,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处于“次优规制”区段的地区,增加环保投资无疑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处于“次劣规制”区段的地区多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其产业多以采矿业、
矿产品加工业等产业为主,对环境破坏颇为严重。

因此需要通过加大环保投资来推
动当地的产业转型升级。

处于“最劣规制”区间段的地区,如北京市具有首都经济
特征,产业内容不仅有高端制造业,还有大量的科教文卫、金融等产业,且具有总部经济特征;而海南作为旅游业为主的地区,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旅游业的产品展示
和形象宣传。

这都造成了两地对清洁环境有较高要求,环保投资过大以至于对当地
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阻滞作用。

由研究结论可知:政府要制定适度规制强度区间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该区间既能
促使企业采用清洁技术,也能从清洁技术中获利,从而避免企业陷入“产业逆淘汰”
的僵局。

同时,政府还需要根据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程度制定适宜的环
境规制强度。

虽然近年来随着收入提高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居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同时公众
监督和媒体曝光强化了对企业的监督力量,非正式的环境规制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环保意识还比较薄弱,所以还应该继续加强非正式环
境规制的力量。

通过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发动公众对污染企业的监督,鼓励非正式的
环保组织的成立,并且完善公众监督机制。

政府应充分考虑到环境规制会挤占一部分研发资金,还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6]因此,政府应加大研发资金的支持力度,给予企业技术创新更多的支持。

在制定环境规制措施时,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外资企业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所以要加
大对内资企业的支持,制定合适的招商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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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
[1]Sajit Chandra Debnath.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ecome Restriction or a Cause for Innovation:a Cause Study of Toyota Priusand Nissan L eaf[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5,195(03):324-333.
[2]Sterner T.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Policy Instruments:Applica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R].World Bank,Working
Paper,2002,No.2212.
[3]李斌,彭星.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36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4).
[4]蒋伏心,王竹君,白俊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效应——基于江苏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07).
[5]肖兴志,李少林.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06).
[6]许晓燕,赵定涛,洪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专利的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