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面临风险、困惑与未来战略选择

doi:10.3969/j.issn.1003-5559.2012.10.022据国家商务部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金额达６０１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１年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达３２２０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１．５万亿美元，合计设立１．８万家企业，范围涉及全球１７８个国家和地区。

进入２０１２年，山东重工３．７４亿欧元获意大利法拉帝集团７５％控股权、三一重工３．２４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广西柳工３．３５亿元人民币收购波兰ＨＳＷ企业工程机械事业部、国家电网３．８７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２５％股份等跨国重磅并购不断出现。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８７７．５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呈方兴未艾之势，仅短短几年时光，中国已由吸引外商投资大国转身为兼具海外投资大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五海外投资大国。

但问题与质疑也随之出现。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海外投资由进出口贸易、餐饮向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商务及金融领域发展，针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和手法的质疑及警觉日益增多，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也陡然增多。

除已有的各种投资困惑外，我国企业还将面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及双边关系演变带来的更多新困惑。

如何确保战略和大宗资源投资的稳步推进，解决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束缚；从产业提档升级角度，解决一些企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更大市场空间层面，提倡并购等高端投资。

同时规避相应风险，释放企业困惑，成为中国企业今后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慎重思考的课题。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因素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起步相对较晚，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抢占了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和地区，我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投资风险和成本相对较高的投资选择，相应的投资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桎梏。

（一）国际政治安全风险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呈现增多，全球整体风险水平也呈上升趋势。

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全球热点、焦点和难点增多，一些地区出现局部冲突和动荡，导致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二是围绕海洋权益和岛屿等领土争执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带来的投资风险。

随着全球化石资源的不可再生和大幅减少，高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凸显，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和大宗资源的开发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重大能源项目的争夺导致地缘紧张和冲突频繁发生；三是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全球次贷危机继续发酵和蔓延，欧债危机成为近期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的重大事件；四是世界经济在艰难中复苏，国际经贸面临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五是非传统安全引发的国际政治、地缘紧张日益增多，对恐怖袭击和非法武装冲突的防范愈加困难。

从全球投资风险布局而言，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风险最低，北非和西亚风险最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风险最显著，而我国企业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最多，面临的地缘政治等风险也相对较高。

利比亚内乱、苏丹国内对立等都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损失，构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

由于政治风险直接可以引发安全、汇率和成本风险等多种风险，准确和客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面临风险、困惑与未来战略选择■笪志刚綦婧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本文获２０１２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征文三等奖观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信号，将国际政治风险限定在最小和可控程度内，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及法律风险在国际政治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如何规避经济和法律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的所谓经济风险包含几个层面，一是企业自身缺乏海外投资战略眼光和事先研判，急功近利，结果导致短视投资，面临多重风险；二是海外投资缺乏当事国法律保障，尤其缺乏引入可以转嫁风险的保险机制，各种评估及中介机构服务配套不够，导致解决经济纠纷时法律缺位严重；三是海外投资的绝对收益相对较低，利润再投资比重低，资产盈利水平不高，很多并购案接手后无法达到增值底线，一些甚至亏损；四是海外投资领域过于集中，能源、矿业等大额标的投资极易引发被投资国的紧张、担忧甚至排斥；五是央企等国有企业投资比重过高，经常引发国家意志和背景的猜忌。

现在一些资源性国家加大了对以资源开发为目的的海外投资的限制，蒙古国２０１１年新修订的《矿产投资法》，规定了矿产股份的５０％归国家所有，蒙古企业和国民各占１０％，外资实际只能持有３０％股份。

印尼也在２０１２年５月针对资源产品出口征收２０％的高额关税。

澳大利亚也对外资参与主要矿业公司股份限定在１５％左右，对新矿业项目持股也要低于５０％。

投资海外资源类项目时普遍会遭遇经济立法和法律制约等风险。

此外，由于不熟悉经济法和法律运作，经常误读收并购时的舆论环境和定价机制，屡犯高价买入、贱价卖出的低级错误。

（三）社会文化风险近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企业海外投资力度加大，大宗投资的不断出现，在被投资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充斥着“中国资源掠夺论”、“中国投资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已经成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难逾越的鸿沟。

应该说，上述论调既有外部诋毁因素，也有中资企业自身投资定位等因素。

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引发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发生剧烈变化的担心，一些国家甚至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资源威胁论”，以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资企业投资过度集中在资源类投资领域和全球少数资源型国家和地区，以运出资源或就地粗加工为主的投资占据多数，这些投资缺乏技术含量，对所在国当地的就业和税收拉动有限，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无疑引起所在国民众的不满，加上环保和生态及绿色发展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来自被投资国社会层面的反对具有一定市场。

同时，由于文化心理和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误解和猜忌，企业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负面形象、缺乏正面沟通等，均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文化风险增大，在一些国家或项目中甚至成为签约的主要障碍。

（四）非传统安全风险与以往依靠军事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传统安全相比，近年来，以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生态污染、食品中毒、跨境贩毒等为标志的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凸现，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构成的风险也陡然上升。

由于非传统安全风险具有突发性、社会性、传染性、破坏性等特点，可以短时间内冲击一国乃至多国或地区的政治外交，引发社会混乱，形成跨境传播，依靠一国之力有时都难以解决，作为企业应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以最近的利比亚内乱为例，利比亚动乱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引发的带有传统安全后遗症的安全风险，中国铁建冒进在利比亚境内涉及４２亿美元的承包项目被迫停工，未完成合同金额达３５．５１亿美元，可谓遭受重创。

我国企业在利比亚合计有７５家企业投资，涉及５５个工程项目承包，总金额达１８８亿美元。

有学者指出，利比亚投资损失只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诸多黑洞的冰山一角，也是多数企业没有购买出口信用保险的惨痛教训之一，利比亚中资企业的风险使建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凸显，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用好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的相应成果，要强化海外投资的转嫁风险的保险意识，使企业能够未雨绸缪，减少损失，早做应对准备。

二、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的困惑与问题客观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人均ＧＤＰ的攀升，我国已经迎来“走出去”的经济发展周期。

企业“走出去”不仅有抢抓机遇的主动性愿望，也有产能过剩及获取资源等带来的被动挑战。

由于对“走出去”的理解与准备参差不齐，一些企业面临错误解读内外环境和投资研判失误，国际经营受挫，甚至出现失败等尴尬。

（一）“走出去”战略的主动与被动困惑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格局迎来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及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加上近年走出去的磨练，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的意愿不断提升。

有资料显示，超过一半的中国企业都把海外投资纳入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之中，对外投资的主动性意愿日趋强烈。

虽然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都认可我国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选择，但面临瞬息万变的对外投资环境变化，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担心安全风险和经营风险，在初期主动投资意愿驱使下进军国外，但出现困难后却陷入一种被动投资的困惑之中。

（二）“走出去”的内外环境误读困惑由于企业一直立足本国，缺乏走向海外的长期经验和应变能力，加上一些企业海外投资本身带有冲动性和临时打算，有的甚至只想通过海外投资把技术和设备拉回来，根本没有长期跨国经营的理念，也就无从谈及“站稳脚跟”及“融入当地”的问题。

一些企业对所在国及周边环境的理解存在偏差，较为注重眼前经济利益，忽视投资国国内和周边局势变化，缺乏危机与应急预警对策，导致因投资环境陡然生变产生巨亏。

从商务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多达近２００次的境外安全风险预警来看，企业能够有效应对的比例很低，多数企业存在对内外环境的盲目乐观和误读困惑，进而出现急于或盲目投资的悔恨。

（三）“走出去”的国际经营困惑对中国企业来说，“走出去”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制约瓶颈就是国际经营上的困惑。

由于我国“走出去”战略历史短，且具有中国特色，可供遵循的经验并不多，企业“走出去”普遍缺乏国际化经验，国际经营水平总体偏低，对经营风险的防范意识更是缺乏，一些企业因此面临由于自身对境外投资法律、财务、税务、金融、信息、人才和认证等规范认识不足导致的技术失败。

另外，由于我国企业眼下“走出去”的动机多为获取资源等原材料、降低成本驱动，“走出去”企业的多数投资集中在建筑承包、产品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低端行业，无法与欧美日多为高科技和附加价值高的投资竞争，产业核心竞争力不突出，这些制约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向产业高端渗透。

加上一些以服务海外投资企业为对象的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体系跟不上，我国企业“走出去”现实与需求之间还存在诸多困惑与差距。

（四）“走出去”的诱惑与失败困惑对我国企业来说，“走出去”还存在一窝蜂和赶时髦现象。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欧债危机持续发酵，欧美日整体经济实力受到重创，不仅对外投资能力下降，自身多年输出资本造成的贫血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工业国资本去补充，企业并购的技术和资金门槛普遍下降，这给我国企业以较便宜的价格收购对方优良资产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提供了机遇，但也给一些并无资金和规模实力、优化管理水平等并购条件的“走出去”企业带来抄底冲动和跨国经营认识误区，“走出去”在非理性的诱惑下出现跟风和盲目选择的倾向。

一些企业在国内垄断体制和缺乏监管背景下取得一定业绩后，没有考虑到自身是否具有海外投资的能力和需求、管理水平和人才是否匹配，仅仅从低价格、先入为主、制造噱头、粉饰主营业务和追赶时髦的层面萌生投资冲动，结果导致投资失败的现象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