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家文化身份解读

文艺研究2011年第5期

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城乡文明碰撞下，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小说家的文化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发展历程。近几年来，这种文化身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国乡土小说家的身份及相应文本，探究作家的文化身份对现代乡土小说的影响与制约。

鲁迅最先以启蒙者身份拉开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序幕，这一身份他曾多次阐明。先是有关“铁屋子”的隐喻。朋友金心异的一句话，点燃了他的救国热情：“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①由此萌发了启蒙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晚年鲁迅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仍坚持这种身份：“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启蒙者身份决定了他以乡土小说反映蒙昧人群的叙述模式。小说《药》和《明天》，一个是用烈士的鲜血作药引，希图治愈儿子的痨病，结果却断送了儿子的生命，一个是在求了神签、许了心愿、吃过单方之后，眼见着儿子病死在怀里却无能为力。这种描写模式是鲁迅的创造，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鲁彦在《菊英的出嫁》里写“冥婚”、在《赌徒吉顺》里写“典妻”，许钦文在《惨雾》里写“械斗”，蹇先艾在《水葬》里写“沉塘”等等，形成了20年代中国乡土写实的潮流，并延及30年代，引导柔石、罗淑、吴组缃等走上这一类型的创作道路，也影响了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一批作家在蒙昧乡土的叙述模式基础上创作了以“丰收成灾”为题材的小说，如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30年代的政治社会格局使部分小说家由启蒙者变成了社会改革者，由20年代的乡土文化批判转为社会批判。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鲁迅后期创作的乡土小说叙述模式有所变化，多以回乡探亲为叙事线索，

虽然仍展示荒蛮蒙昧的乡村画面，但小说多了一个启蒙者化身“我”，内涵更为丰富。《故乡》中的“我”回到离开二十多年的乡下，乡下在“我”的眼里竟是荒凉萧索的景象，记忆中那个生机勃勃的少年闰土如今是个唯唯诺诺的中年人。《祝福》里有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面：祥林嫂问“我”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我”竟然支支吾吾、胆怯慌张。“我”的介入，表明启蒙者理性的认识背后隐含着对故乡复杂而浓烈的情感，让我们看到启蒙者身份中的困惑与沉痛。这时的鲁迅不只是启蒙者，在回乡的叙述中确认了自我的乡下人身份。

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一身份被沈从文发扬光大。“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③“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④“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⑤对乡下人身份的体认，表明沈从文对乡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包容与认同。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属于被“五四”新文化思潮唤醒的作家，他从偏远的湘西走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许杰、许钦文等第一代中国乡土小说家有着相似的背景，然而他并没有走上启蒙批判的乡土叙事之路。他的乡土小说虽然也写湘西世界在外来文化的压迫下走向崩溃，以及乡土人物在生活中的艰难挣扎，但乡下人的身份让他念念不忘湘西的诗情画意与乡风民俗的淳朴。他把抒情的笔触投向被其遗落在身后的湘西世界，以改造城市文化。小说《边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边城的山水景致，显示了其乡土小说的田园牧歌的文化特色，又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对歌、迎娶、划龙船等习俗以及湘西人沉醉其中的人生乐趣。当然，小说写得最多的是湘西的淳朴人情。沈从文在山水之美、民风之淳、人性之真中尽情挥洒他的抒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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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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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化摇滚乐的一首成功之作

———评“唱响中国”福建赛区获奖歌曲《我要去延安》

吴思富

致。30年代的北方文坛一时间出现乡土抒情写意的潮流。萧乾、

凌叔华、卢焚（师陀）、汪曾祺等人的乡土小说也都体现了这种赞美乡土社会的倾向。

40年代，赵树理带着一种新的身份走向文坛，乡土小说因此发展出第三种叙述模式：“裂变乡土”的叙事模式。近年来，

有人认为赵树理的身份就是如其所说的“农民作家”，有人认为他是知识分子作家。从赵树理的创作经历不难看出，他早年在长治师范读书的时候受过

“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熏陶，放假回乡期间曾把鲁迅的

《阿Q 正传》念给父亲及村里人听，结果受到冷遇，说明他是认同启蒙主义思潮的。冷遇让他发现了新文学与农民之间的隔膜。为扫除隔膜，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文摊文学家”。曾为基层乡村干部的他看到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创作了《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问题小说”。这些小说取自“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

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⑥

。以

《小二黑结婚》为例，刘家蛟既不是鲁迅笔下的蒙昧乡村也不是沈从文笔下的诗意乡村，而是正在发生巨变的乡村。年轻一代以小二黑和小芹为代表追求自由恋爱，遭到地方恶势力和封建父母的影响，暴露出乡村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小说最为成功的人物不是小二黑和小芹，而是“二诸葛”和“三仙姑”，后来被称为“中间人物”，他们是蒙昧的老农民形象，但赵树理着力反映社会变化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最终在乡长的教育下放弃了不合时宜的传统生活方式。尽管赵树理一再强调其“农民作家”的身份，但从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他是集启蒙者、乡下人和基层干部三重身份于一身。启蒙者身份延续了鲁迅文化批判

的思想，对封建迷信进行揶揄与嘲讽；乡下人身份使其选择了用农民的语言及民间文学传统来创作的方式；基层干部身份决定了小说人物喜剧化的命运结局，使小说具有了更为浓烈的宣传教育意味。经周扬等人的宣传，这种“裂变乡土”的叙事模式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成为具有示范意义的方向，影响到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态势。

由上可见，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家的文化身份呈流动变化之态，从启蒙者到乡下人再到基层干部，流动变化中不断建构，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情感意蕴和审美意识，推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进程。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现代乡土小说家的文化身份研究”

（2008sk162）阶段性成果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526页。③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④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⑤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3页。

⑥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1页。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有优秀古老的文化根基，西方人一直认为有一种神秘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音乐的风格古朴。……我们要学习国外真正的先进技术，发挥我们的优势，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流行音乐一定流行于世界。”这是徐沛东作为惟一的亚洲评委，在参加1994年罗马尼亚国际交流音乐节之后所撰写的一篇题为《希望与差距》的文

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说表达出了他的音乐创作理念。我们从徐沛东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我热恋的故乡》、《亚洲雄风》、《篱笆墙的影子》、《爱我中华》）中，不难看出他对创作中华民族流行音乐这一理念的实践与坚持。这次在上千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唱响中国”福建赛区获奖歌曲《我要去延安》，无疑是他在探索中国风格流行音乐创作道路上

中国民族化摇滚乐的一首成功之作———评“唱响中国”福建赛区获奖歌曲《我要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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