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中特问题

三、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错误

在党的问题上

1.合理划分党政职能无可非议，然而戈尔巴乔夫却错误地套用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极端走到放弃党的领导的另一个极端。苏共第十九次代

表会议确定，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部重大问题，都由国家机关去研究解决，党不再

对国家机关直接下达指示。继199。年2月苏共宣布放弃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之后，苏共二十八大更加明确规定，要“彻底完成将全部政权交给各级苏维埃的工作”。苏共二十

八大产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除戈尔巴乔夫外，所有人均未担任重要的国家和政府领导职

务。同时，党不再管干部工作，使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的组织保证。加之党内各派斗争激

烈，党的纪律松弛，国家和政府机关中的党员不执行党的决议，结果，党的总的领导作用和

通过党员在国家和政府机关执行党的决议来体现党的具体领导均无法实现。

2.1989年12月前，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但在党内右翼和非正式团体的

压力下，199。年1月他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接受了多党制现实。接着，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的

苏联宪法、1990年10月通过的《社会团体法》，以及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以宪法、法

律和党纲的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下来。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未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匆忙实

行多党制，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家们”利用各种政党、组织争权夺利，政治斗争陷入混乱，

在党内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无法控制的政治局面。

3.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在5lt调发展党内民主、提倡“意见多元化”的同时，把开展正常的党内思想争论等同于放弃党的纪律约束，允许各种思潮自由发展。苏共二

十八大把党的指一导思想改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党的奋斗日标变成了“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和

口奋斗I l标的多元化和含混不清，必然影响到党的政治思想统一。在党内生活方面取消民主集11，制原则，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造成党内派别存在，威胁了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到苏共二一}一八大时，苏共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战斗力丧失殆尽，根本无法发挥团结和联系各民族人民的作用，无法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苏维埃问题上

1.“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导致苏共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没有充分考虑苏联70年形成的实际，即苏共作为权力的核心，实际上是国家

政权的一部分，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

移的任务。根据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苏共撤销了领导经济的机构，却没有在苏维埃中建立

起新的机构。苏共丧失了权力，苏维埃也没有掌握“全权”，执行机关被反复多变的决策搞

得无所适从，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逐渐陷入全面素乱。

戈尔巴乔夫曾设想通过选举使共产党人继续掌权，但由于他一方面把苏共看作是影响改

革的“阻碍机制”，另一方面又扶持各种社会团休与苏共竞争。其结果是各种社会组织利用

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和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自贬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

由于国家权力机构的改组以及人民代表的选举都是在政治多元化和舆论对苏共不利的情

况下进行的，致使一批苏共的反对派人物被选进国家权力机关。议会中派别林立，成为政治

角斗场，大多数议员醉心于政治斗争，对经济并不关心，使经济改革无法正常进行。同时各

加盟共和国自行其是，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国家权威。

2.从苏维埃制到三权分立—国家管理体制的根本变化。

在“恢复苏维埃全权”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失控的局面，当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不能正

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职能时，戈尔巴乔夫便把目光转向西方国家政体模式，幻想采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办V;来摆脱困境。这时他不再考虑从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角度来完善苏维埃制，而转向从权力制衡学说寻找出路了。于是，西方国家的现成东西便成了他学习的样板。这就是他在1990年3月在苏联改行总统制并出任总统的思想背景。

在国家政体转换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计划，具体操作过程混乱，国家最高管理系统

处于频繁的变动中，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正常行使其管理职能。1988年以后先后四次修改、补充宪法，每一次都涉及国家权力结构这个重大问题，这不能不对国家管理工作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苏共的衰弱，国家权力系统处于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中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都陷入混乱之中。立法权的拥有者—议会仍然是空谈家们角逐和各派政治力量亮相、斗争

的场所，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在各共和国闹独立，宣布本共和国的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下，苏联的立法机关实际上已无权可言。行政权的拥有者—苏联总统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

最大的支持者—苏共，而变得无足轻重了。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后，拥有相当大的行

政权，后来还掌握了一部分立法权。但由于他在改革指导思想上与党内外反对派逐步趋于一致，因此，很难与他们进行斗争。司法系统则遇到了各共和国挑起的“法律战”、“主权战”，根本无法正常行使护宪职责。

在处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关系问题上

1.思想反复多变，缺乏始终如一的标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改革联盟与加盟共和

国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考虑不够，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说“各加盟共和国在完成对全苏的义务之后”可以自行发展以满足其需要。此后，他提出了“建立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的设想。这一提法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之后，在《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

领中修改为“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也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意味着把突出联盟地位变成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平分秋色。199。年2月，戈尔巴乔

夫又提出联邦联系多样化问题。在苏共二一}‘八大上，他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认为“联盟的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扩大，即使是大幅度地扩大各共和国和自治地区的权利。那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联盟”。戈尔巴乔夫在分权问题上反复多变，固然同国内形势变化有

关，同时也反映出他在这一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缺乏深思熟虑。

2.分权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形势对苏共越来越不利，苏

共的执政地位开始动摇。199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在共和国大选中均告失利。此后，苏共在其他一些共和国里也左右不了形势。统一的苏联所以能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统一的苏联共产党0 1989年以后，苏共从思想分裂发展到组织分裂。由于缺乏统一的意志，民族主义在一些共和国中急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搞分权，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等于剪断维系联盟存在的纽带，加速了联盟解体进程。

3.分权的方式不当。戈尔巴乔夫的分权基本上是沿着破除条条专政即部门专政、扩大块

块专政即加盟共和国专政的思路搞的，而不是把权力尽可能地放到企业。由于经济改革并没有认真搞下去，企业本身没有成为享有经济自主权的实体。因此，在联盟将权力下放给共和国时，势必壮大加盟共和国的实力，而当民族主义分子掌权并把握共和国经济命脉之后，民族共和国便会朝谋求政治独立的方向发展。

4。对违宪者斗争不力。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加盟共和国的某些人利用宪法中有关“加盟共和国主权”的规定，以恢复“加盟共和国主权”的名义提出若千要求，实际上是在搞分立活动。1988年9月，波罗的海三国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聚会里加，利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提出扩大加盟共和国自主权之机，搞了一个名为《共和国经济核算协商基本原则》的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分立主义倾向的要求。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当局本应根据联

盟宪法规定采取果断措施，可是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致使分立主义者得寸进尺，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199。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本国境内高于一切。此后其他一些共和国也搞出了类似的东西，从而引发了“法律战”和“主权战”。戈尔巴乔夫虽然意识到这一宣言的危害性，但他

又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制止，致使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泛滥，最终导致联盟权力的丧失。

在民主与法制问题上

苏联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引发的混乱，与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有

着密切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一面猛烈抨击苏联几十年来“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却是独

断专行”，一面讲“给人提供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这种“民主”口

号加剧了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共的倾向。社会上出现了声讨“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一边倒的情况。相反，1988年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

只是由于它们口头上“支持”“改革”，立刻博得戈尔巴乔夫的青睐。显然，这种“民主

化”、u公开性”是有鲜明政治倾向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的文章和言

论也正是以“民主化”、“公开性”的名义出笼的。从1938年开始苏联的民主化逐渐超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界定，滑向“大民主”。

在民主问题上出现混乱的同时，法制建设中出现了偏差。这表现在，(1)修改宪法第6 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使苏共沦为一般性的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2)抹杀法律的阶级性。修改后的苏联宪法第7条意味着，只要不使用暴力便可建立各

种政党、团体，可以改变宪法制度。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法、大众新闻媒介法、社会团

体法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珊上政治舞台开了绿灯。(3)忽视法律的

连续性、稳定性和统一性。戈尔巴乔夫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法规与以1977年宪法为依据制定的各种法规反差过大。1977年宪法规定的是一党制、苏维埃制、议行合一制、等额选举制、苏共领导下的统一集中的司法体制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戈尔巴乔

夫领导制定的法律体系则表现为:多党制、议行分开、差额竞选制、总统制、三权分立制、

司法独立和以私有化、市场经济为方向的经济体制。在短hi19儿年间法律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势必引起混乱。一些法律由于频繁修改，失去相对稳定性。由于民族问题的出现，各加盟共

和国不再以苏联宪法和立祛纲要作为规范本共和国法律的依据。所有这些导致全国性的进退

失据。(4)政治动荡、执法机制遭到破坏、法律失去强制性和威严。由于各共和国、各地

区自行其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联盟法律不起作用，执法机关纵向联系中断，执法机关对

“民主化”理解不一，步伐不一致，影响了同违宪、违法活动和犯罪行为做斗争。

在对待群众团体问题上

1.苏共领导人片面强调个人、集团、群休的利益，放弃了无产阶级代表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这一原则，为某些人谋求私利开了绿灯。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上涌现出的大最“非正式

团体”倍加欣赏，当一些组织已经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时，仍要求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它们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相反，对工会、共青团等原有的社会团体，苏共领导人却批评它们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跟不卜“改革”步伐，

从而加速了这些组织分裂和瓦解。

2.苏共领导人以是否“支持改革”划线，把自发势力视为推动改革的力m么J想以此带动原有社会团体和苏共进行自身改革。苏共领导人肯定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积极现象”，无视一些人和组织利用支持改革的旗号作掩护，制造动乱，试图改变社会主义侧度的

事实。许多非正式组织配合苏共“民主派”向苏共发起进攻。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更多地

是指责原有社会团体和苏共跟不上改革形势，而对右翼势力的进攻并未给予有力的回击。在

右翼势力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却接受了西方社会政治斗争规则，把“自由竞争”原则引进政治领域，使国家陷入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泥潭。

3.苏共一改过去严加控制群众团体的做法，滑到另外一个极端:放松直至取消党对社

会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改革之初，苏联还坚持社会团体都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其职。能的原

则。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戈尔巴乔夫多次提到要在党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型的关

系”，鼓励它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要受党政机关的约束。苏共对群众组织放任自流，

使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纷纷宣布“独立”，这削弱了苏共的力量，同时又给苏共的反对

派以可乘之机。一些非正式组织和政党利用苏共历史问题大作文章，公开把反对苏共作为自

己的主要口号，并通过与苏共对抗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4。没有依法对社会团体的活动进行规定和约束。首先，苏共领导人未能依法对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和必要的干预，听任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大肆开展活动、发展壮大。其次，法律的制定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当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并积极活动时，长时

间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在无政府主义已在全苏蔓延的情况下，1991年生效的工会汪，和险会团体法对各种非正式组织和独立工会的活动已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次，苏联宪法修改补充

法和有关法律存在着漏洞，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团体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例如，根据宪法第7条，不用暴力，而用和平的方式、蛊惑人心的宣传来改变苏联宪法制)蛋

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性似乎是“合法的”。

在干部问题上

1.前期:形而上学地对待干部任用问题。

苏联在干部问题上长期采用委任制。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仍沿用这种做法，各加盟共和

国和各州的主要负责人仍由中央任命，有时甚至不征求当地组织的意见。1985年5月戈尔巴

乔夫指出，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法的，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干部应该走开。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又把如何对待改革问题视为取舍干部的“决定性标准”，并以此对干部队伍

进行了大幅度调整01985年2月至1987年2月州委以上千部约有160人被撤换。到1989年10月，苏

共中央政治局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在选拨干部问题上存在形而上学的表现。凡声称“支持改革”者，他都认为是可用干部，而不管他们真实思想如何。例如，1988年先后撤换了波罗的海三

国党，仁央第一书记，换上来的对改革持“积极态度”的布拉藻斯卡斯等人却以“改革”为名积极支持分立活动。一年后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独立。波罗

的海三国发生的问题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两戈尔巴乔夫任用千部不当有很大的关系。

2.后期:对干部任用放任自流。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由于国家权力重心开始转移到苏维埃手中，人代会代表和苏

维埃代表的选举又是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当选者即掌握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全权”，从

而使苏共事实上无法再管国家机关的干部问题了。由于党内纪律松弛，当选各级苏维埃代表

的苏共党员不执行党的决议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组织对这些党员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从而使通过在苏维埃中工作的党员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成为空话。《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

动纲领提到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干部问题，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加r)}共和国党组织

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使党的统一面临危险。

四、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教训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是多方而的，它说明改革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这里，我们

只着重谈三个问题。

1。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方向问题。

长期以来苏共及其领导人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不思改革，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

时制定、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从而使苏联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战线上处于被动地位，社

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充分体现出来，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为反共、反社会主义思

潮和势力的生存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急欲改变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始受到人民的欢迎就说明

了这个问题。可见，苏联的问题不是出在要不要进行改革上，而是出在如何改革上。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把苏联产生的困难和挫折统统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丧失信心，从而走上了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改革，同时必须明确改革的方向。改革必

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要改的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一切东西，而不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改革和社会都必然会陷入混乱，致使经济发展受到破坏，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2。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改革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关键。

苏联的改革出现混乱，直至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苏共自身变化和逐渐丧失领导权有

关。事实证明，一旦共产党丧失了政权，社会主义道路也就随之消失。苏共70年来长期一党执政，成绩不少，错误也很多，有些还相当严重，苏共处在缓慢的蜕变之中。从政治体制角度来说这是苏联演变的关键所在。戈尔巴乔夫不能正确地对待苏共历史问题，缺少医治疾患的良策，相反，却把苏共自身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对苏共否定的不断升级，导致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下降，最终导致苏共丧失政权，国家演变。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坚持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不容动摇的一项原则。取消和放

弃这种领导，意味着改革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政治混乱。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克服官僚主义，清除蜕化变质分

子，密切与人民群的联系。加强和改革党的政治领导与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经济玲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是顺利进行这些工作的前提和保证。

3.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为经济建设服务，政治稳定是经济改革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

苏联改革是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的，开始在政治方面只是做了一些舆论准备。当时提出

革新社会主义，解决人民与生产资料、与管理相脱离的问题，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尚属正常情况。为什么上述目标没有实现?纵观苏联s年多的改革实践，可以说除

了苏共及其领导人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外，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稳定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政治改革严重超前，千扰了经济工作，使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过早地并一起爆发，这不仅冲击了经济改革，使改革缺乏必要的经济依托，而且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在这方而应吸取的教训是:(1)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应该始终围绕着发展经济、提高

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这一中心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支持改革，使反改革势力无隙可乘。(2)应该积极为经济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保持社会和政

治稳定是确保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3)应该树立政治改革服务于经

济改革的思想，明确经济领域是改革的主战场。不能象苏联那样过分夸大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幻想通过政治变革刺激经济改革。当然，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应相应地跟上，以保证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4)无论经济改革，还是与其相配套的政治改革都应根

据实际情况逐步进行，应该提倡先局部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绝不能象苏联那样，“破字当头”、“先破后立”。国家一旦出现“权力真空”，无政府主义泛滥，一切改

革皆会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