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

发表日期：2010年3月26日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2期2009年4月作者：宋学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 按照译者的国籍来判定译本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但承认翻译文学的国籍的双重性，虽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翻译文学具有的世界文学意义是它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依据；翻译文学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也为其自成体系提供了恰当支持。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者并立，符合当今学术研究的多元态势。

[关键词]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学

一

翻译文学能够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离不开谢天振对翻译文学地位的大力张扬。早在1989年，谢天振就发表了《为“弃儿”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文学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翻译文学不可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并提出“恢复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地位”的主张。[1]不久，他又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和《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两文，再次指出“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事实予以叙述，这是值得肯定的”。[2]（p227）同时指出：“在20世纪这个人们公认的翻译的世纪行将结束的时机，也许该是到了我们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出正确的评价并从理论上给予承认的时候了。”[3]尽管在谢天振之前也有几篇关于翻译文学的文章发表①，但或许由于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与翻译的关系不大，或许由于所谈内容的侧重问题或其他客观原因，这些文章在译界影响不大。毫无疑问，正是谢天振的几篇文章，才渐渐引发了译界和比较文学界乃至文学界对翻译文学研究和探讨的热情。

当然，谢天振旗帜鲜明的观点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1995年的《书城杂志》曾为两种不同的观点，即认为“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和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提供了探讨的平台，两种观点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交锋。②由此，翻译文学的归属成为翻译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而总的看来，主张“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声音处于强势。几乎同时，有论者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4]。进入21世纪，谢天振继续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21世纪中

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翻译文学》之《序》中，再次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模糊认识”，认为“外国文学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翻译文学之中的一个虚幻的概念，而翻译文学才是他们实实在在接触到的文学实体”，“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性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5]（p10~15）从2001到2003年，谢天振在“三本翻译文学卷的序言里反复讨论、阐述和论证”了“翻译

① 如朱仰山：《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载《鲁迅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陈玉刚：《论翻译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李慈健：《论近代翻译文学》，载《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李必录、钱荫愉：《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载《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见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载《书城杂志》1994年第1期；王树荣：《汉译外国作品是“中国文学”吗？——试与贾植芳、施蛰存先生商榷》，载《书城杂志》1995年第2期；谢天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与王树荣先生商榷》，施志元：《汉译外国作品与中国文学——不敢苟同谢天振先生高见》，施蛰存：《我来“商榷”》，均载《书城杂志》1995年第4期。

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并且还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命题。[6]他十余年来“为翻译文学'争取’学界应有的'承

认’”，最终“看到国内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支持并与他一起呼吁承认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7]2004年是谢天振的观点最有人气的一年，如查明建就表示支持：“我们说翻译文学是译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仅仅是因为外国文学作品经过了翻译，在语言形态上有了改变，更主要的是，文学翻译受制于译语文化主体性的需求，无论是翻译选材、翻译过程还是译作的文学效应，都受到译语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和影响。这样，译作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融入进了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具有独立文学品格的新的文学作品”[8]；张德明认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并对“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流浪生涯”表示不解[9]；王向远则在专著《翻译文学导论》中，用专门的章节探讨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与“本土（中国）文学”的关系。关于前一种关系，王向远说：“总之，只要承认文学翻译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承认与原作绝对不走样的忠实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那么，'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就不需多费烦词了”；关于后者的关系，他说：“有必要在'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最后结论是：“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

分”。[10]（p13~22）

当然，不赞成的声音也是有的。两种观点曾在《书城杂志》上交锋，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里收入了三卷《翻译文学集》，而三卷主编施蛰存就表示：“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中国文学’”[11]，这三卷主要是“探索了五四运动以前三十年间的外国文学输入的情况，其得失，及其影响”，展示了“外国文学本体的影响”和“外国文学译本尽了它们作为一个文化转形期的历史任务”[12]（导言，p26~27）。所以，谢天振也承认《翻译文学集》“并不把翻译文学视作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5]（p10）。郭延礼在探讨“近代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的课题时，实质也是探讨“外国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影响”。[13]

二

在翻译文学归属的问题上，张南峰的观点打破了二元对立的局面。他从多元系统论的观点出发认为：把翻译文学纳入本国文学史的呼吁，是完全合理的，但按照作者的国籍来判定作品的国籍，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而承认翻译文学国籍的模糊性、双重性甚至游移性，才是出路所在。[14]笔者认为，在翻译文学归属上的二元对立现象还会持续。尽管从刊发的文章看，持翻译文学归属中国文学（或国别文学）观点的人很多，但持相反观点的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