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摘要】2010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0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较之1995年的《国家赔偿法》，新法有了较大的改动，其中，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之中可谓是一大点亮所在，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日臻完善，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但作为一项新兴内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亟待改进。

本文立足于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性，对国家赔偿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就如何完善国家赔偿中有关精神赔偿的规定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国家赔偿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完善所谓精神损害，是指公民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损失，通常以精神上的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减损为表现形式。

而精神损害赔偿则可笼统地表述为损害事实致使受害人精神上的不利益，它主张以赔偿的方式来减轻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以达到精神抚慰的目的。

实践中，有关精神损害的实践屡有发生，如何妥善处理此类问题成为了关键。

因而，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完善其中的相关规定极为必要。

一、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精神损害赔偿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尊重和体现人权，维护法制统一以及树立现代法制精神有着深刻的必要性。

（一）是尊重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在我国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被予以了明确的规定。

如《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以及第41条“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伤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却得赔偿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设立了坚实的保护屏障。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之中，契合了宪法的规定，是维护宪法权威与尊严的重要体现。

同时，在大力倡导人权保护的新形势下，这一举措良好地践行了尊重人权的规定，顺应了世界人权保护的趋势。

（二）是法制统一，契合民事赔偿制度的实质需要实践中，对于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而造成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来说，其在精神上受到的刺激和损害往往比物质更为严重。

此时，单纯地从物质赔偿的角度去弥补受害人，很难达到精神抚慰的效果。

因而，要从实质上对受害人进行弥补和安慰，就应立足于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损害，并采取相应的补偿。

与此同时，民事赔偿制度早已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并通过司法实践印证了其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于国家赔偿领域的此类案件同样可以以此为借鉴，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犯到公民的合法权利时，理应以国家赔偿的形式去弥补公民的精神损害，达到慰藉受害人的目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较之于民事侵权行为，国家侵权行为的危害性以及对公民的精神损害程度更大。

如若只是要求民事侵权行为对受害人作出精神损害赔偿，则明显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

因而，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是体现法律公正，契合民事赔偿制度的实质需要，也是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

（三）是适应形势，树立现代法治精神的有效举措在大力倡导法治精神的当下，如何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了重要课题。

对于此，就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适当的约束，使其行使在合理的轨道内，避免国家权力对于个人利益的侵害，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

立足于世界范围，绝大多数的国家都通过立法都确定了由国家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如德国在《国家赔偿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对于损伤身体的完整、健康、自由或者严重损害人格等非财产损害，应予以金钱赔偿。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立法赋予了公民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明确指出因国家侵权行为而对公民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在日本的《国家赔偿法》和美国的《联邦侵权赔偿法》中同样可以窥见。

国际立法的趋势充分说明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制度的必要。

与此同时，我国已经加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家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国家公约。

因而，就必须信守公约条款，遵守条约中有关公民权利的保护规定，其中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可见，在国家赔偿制度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应世界立法形势，树立现代法治精神的有效举措。

二、国家赔偿制度的现状和不足之处（一）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现状随着实践问题的频繁暴露，当事人提出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往往以缺乏法律依据而予以驳回。

但如若受害人的侵害来自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团体，则主张一般都会得到支持。

虽同样是受到侵害，但处理结果的不同影响着公民救济权的实现程度。

因而，呼吁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声音愈加强烈。

在此背景下，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

修改后，原本的第30条变为第35条，内容则为“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此次修改标志着我国国家立法层面的重大突破，国家赔偿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大进步。

在现行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指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职务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其精神损害，应承担金钱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精神补救义务以抚慰当事人的一种救济制度。

（二）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之处修改后国家赔偿法亮点突出，进步性不言而喻，但作为刚刚出台并实施不久的一项新规定，其难免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

1.概念界定不明现今，虽频繁谈及“精神损害赔偿”，但究竟何为“精神损害赔偿”一直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

虽然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概念的阐述，并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从本身的法律性质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财产责任赔偿；也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因人格权和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而导致精神痛苦，受害人因此可以就其精神痛苦要求金钱上的赔偿，以制裁不法行为人并对受害人予以抚慰；还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国家对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所承担的责任。

但对于纷争不一的概念界定，并无科学的定论，我国现行的制定法中也未能给出明确的法律界定。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作为正确认定事物性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的重要前提是必须首要明确的，而要健全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离不开对着这一法律名词进行科学的法律定义。

2.赔偿范围狭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与实际侵害程度密切相关，更与国家的整体经济水平和经济状况相联系。

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种补偿手段，其并非处于主导地位，而是一种辅助性的措施。

从我国当前的精神损害侵权的案件实例来看，数量繁多是一个明显特征，依据我国的法治现状和财力水平，并不能按照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对每一桩精神损害案件进行赔偿。

同样，对于那些财力可以达到，有能力且应该赔偿的侵权行为也不能不赔偿。

这就导致了赔偿范围问题的出现，如何明确界定赔偿范围，在符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兼备法理与人情则成为了重点。

而这一范围的界定，无论是对于受害人，还是赔偿义务机关而言，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当前国家赔偿中有关精神赔偿的相关规定来看，《国家赔偿法》第30条将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限定于名誉权和荣誉权，只有当国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犯到公民的上述两种权利时，受害人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而赔偿也只能依此而定。

不难发现，这与民事侵权的赔偿范围差异明显，生命权、身体权、人身自由等人格权均未包括在内，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的弊端可见一斑。

3.赔偿标准不一同其他损害赔偿一样，精神损害赔偿也需涉及到赔偿标准的问题，只有设定了科学合理地赔偿标准，才能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这也是国家赔偿能够顺利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

《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虽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但允许法官参照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进行界定，并要求体现法官的良知。

这实质上也就为精神损害赔偿设定了具体的原则，铺设了标准的高压线，即要考虑到受害人能否收到抚慰、加害人能否受到制裁以及一般公民能否受到警醒等多个方面。

而纵观国际赔偿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立法在引入后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就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最高赔偿数额以及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等问题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赔偿义务机关或是人民法院只能参照和借鉴其他相关的法律依据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来酌情确定，而这难免会引起舆论的争议。

三、国家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对策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赔偿的实现程度以及赔偿制度的设立效果，要真正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和尊重人权，就必须对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予以完善，以破解实践难题。

（一）明确相关概念界定基本概念是构建法律制度的起点和基石，也是贯穿于法律制度始终的原则性规定。

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不仅是健全制度体系的需要，更是发挥制度功效，调节和规范社会生活的必然举措。

有学者从缜密的角度出发，认为尚未通过制定法明确的“精神损害赔偿”虽是最为流行和普遍的提法，但其并非是科学的概念，能否明确使用也就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在法学家已是约定俗成的提法，公众也认可和接受，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

能否使这一概念更具权威性和严肃性，关键就在于是否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

而在界定时，既要深刻挖掘其内涵，又不能遗漏其外延；即要能满足主体需求，又要能有适用范围的边界。

从现实需要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出发，笔者建议将这一概念表述为“义务人（包括国家）侵犯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致人产生非财产损害的，应视为精神损害，严重者应予赔偿。

”（二）适度拓展赔偿范围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解决权利主体索赔请求权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

但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隘，将其严格限定与人身权，忽视了公民的其他权利受损情况。

与此同时，法律将权利主体限位自然人及其近亲属，实践中突破此范围的权利主体比比皆是，却因法律的束缚而不能请求赔偿。

对于此，笔者认为，在确定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时，可参考有关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以及发明权、发现权等权利被非法侵害时，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所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