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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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进士世家兴衰探究

明清时期进士世家兴衰探究

[ 收稿 日期 ] 2 0 1 4 - 0 9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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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了一定 的发展 , 这 就 为进 士 世家 的涌 现奠 定 了一定 的基 础 。斯 时 , 全 国各 地 出 现 了诸 如 杭 州府海 宁 陈 氏、 钱塘 县徐 氏 、 沈 氏、 查氏、 嘉 兴钱
其爪, 蟠 于庭柱 , 觉而 异之 。寻有 输租 者挈一 幼
中国社 会经济史研究
二。一五年第 一期
明 清时 期进 士 世 家 兴 衰探 究
崔 来延
( 郑州大学 教育 系 , 河南 郑州 4 5 0 0 0 1 ) [ 内容提要 ] 明清时期 , 由于社会承 平 日久 , 社会 经济也有 了一定 的发展 , 这 就为进 士世 家 的涌现 奠 定 了一定 的基础。封建 时代 , 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 , 古人 常常把这 些世家 望族 的形成 归 因于天命 神授 、 风水 好及 积德行善 的结果。事实上 , 这 些世家望族 的成功是 与重视科 举教 育、 经 济实力 、 子女婚 姻讲 究 门 当户对、 和 门生与同年 结成政 治 同盟等社会政 治、 经济 和文化 因素 密不可分 的。而 战争、 子 孙不 肖或
无子、 政 治 上 的 失势 以及 文 字 狱 的 迫 害 则 是 这 些 世 家 望 族 衰 落 的主 要原 因 。
[ 关键 词] 明清时期; 进士世家 ; 科举 考试
[ 中图分类号] K 2 4 8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 0 0 0 - 4 2 2 x ( 2 0 1 5 ) 0 1 - 0 0 2 7 - O 8
依 靠祖 、 父 辈 的荫庇 而非科 举 人仕 为官作 宦 , 就
出仕 这 条道 路外 , 别无 它途 , 这 就迫 使社 会上 的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

历史地理第二十辑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沈登苗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

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①。

王毓铃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②,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一一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

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

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

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

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

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帖、黄册上登记的地址。

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帖”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③。

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

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④,或称封建役籍⑤。

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

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

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

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

我与王毓铃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

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进行了初步统计,得出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

其中,一门三代以上中进士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

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

进士家族有以下几个规律:地域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构成高级官员的主体,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士家族形成的主要原因:重视家庭教育,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关键词:进士科举家族明代文化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

明代尤其如此,“今之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1,而“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2。

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明代士人纷纷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为博取一介功名,不惜皓首穷经。

然而进士录取的名额有限,考生无穷,“从生员考试,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3!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了。

在竞争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而流芳于史册。

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吴仁安就长三角地区,深入研究了各家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存在状况,但涉及的明代进士家族数量有限4。

曹国庆以铅山费氏为切入点,对江西的科举世家崛起过程及其在地方的作用做了探讨5。

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

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
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整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如正史、方志、族谱等,运用 统计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同时,结合实地考察和口述历史等方法,对进士群 体进行深入研究。
02
南直隶进士群体概述
南直隶进士群体定义
01
02
03
地域范围
南直隶地区,包括应天府 (今南京)等地。
时间范围
明代(1368-1644年)时 期。
南直隶进士群体地域分布
江南地区
苏州、松江等地进士数量众多, 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为进士的培养提供了有利条件。
江北地区
南京、淮安等地也有不少进士, 这些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有利于进士的流动和交流。
偏远地区
虽然进士数量相对较少,但一些 偏远地区如徽州、宁国等地也有 进士出现,这些地区往往有着独 特的文化传统和教育资源。
经世致用
南直隶进士群体倡导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注重将学术研究与实际 应用相结合,推动了明代实学的发展。
文化传承与创新
南直隶进士群体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注重文化创新,推动了明 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06
南直隶进士群体社会影响与评 价
南直隶进士群体在社会上的影响
引领社会风气
南直隶进士群体作为社 会精英,其言行举止对 社会风气具有引领作用 。
通过对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的系统研 究,可以推动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 如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
现实意义
研究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有助于深入 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状况,为现代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明代南直隶地区进士群体,包括其基本构成、地域分布、家族背景等方面。
研究方法
传承儒家文化
南直隶进士群体通过科 举考试选拔,深受儒家 文化影响,对儒家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摘要: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

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

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

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

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登科录;儒户;一经传家;赵维寰作者简介: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明代进士登科录提供了明代科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从科举与宗族及个人关系角度去发掘登科录的史料价值,无疑是值得进一步延伸的课题。

关于清代科举与家族的关系问题,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较早提出了科举家族概念,开创了系统的科举与家族关系研究。

本文拟根据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文集提供的信息,对明代科举与家族的关联度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由儒户看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笔者较早地对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的户籍资料作了综合分析①,后来又指导研究生对官籍作了专题的研究,也有学者对明代宗籍进士作了专题研究②。

其实,明代进士的户籍研究,尚有深入的空间。

譬如,儒籍,就值得深入研究。

据笔者的统计,明代儒籍进士总数155人③。

从洪武四年至天启二年(1371-1622),均有儒籍进士。

其中,最显眼的是洪武四年科,进士来自儒籍家庭的有65人④,竟超过该届进士总和(120人)的一半,也占有明一代今天尚可考证的儒籍进士总数(155人)的41%⑤,儒籍比例明显高。

由于洪武朝其他科的登科录资料缺乏,所以,无法判断儒籍在其他几科中所占比例。

至少,建文后,儒户后裔在科举竞争中的优势不复存在。

明初何以出现儒籍进士占优的现象?儒籍是什么?儒户是元朝初年在原来金、宋地盘实行的特殊的儒生保护政策,比对宗教户待遇而设。

孙应鳌及其传世著述考论

孙应鳌及其传世著述考论

42孙应鳌及其传世著述考论宋明理学研究□ 张新民摘要: 孙应鳌乃有明一代大儒,亦是黔中王门重要人物。

其家世由屯戍武职人员转为地方文化世家,适可反映边地社会国家军事集团向地方士人群体转型的整体特征。

他早年多受姚江、江门两派学者影响,思想成熟则主要在提学关中时期。

一生著述颇多,成就亦高,学统与政统合一,实为双重实践的产物。

但其撰作清初即遭抽毁,散佚数量甚多,均有必要一一爬梳史料,逐条详加考证,不仅可见现存各本前后刊刻源流,亦有助于还原黔中王门发展之真实面貌。

其中隆庆元年刻本《督学文集》与重印本《督学诗集》,久藏日本静嘉堂,获见者既少,引用者更稀,则有必要揭示其内容宗旨,并从中了解一代心学学者之心路跋涉历程。

关键词:孙应鳌心学思想黔中王门现存撰作个人别集作者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贵州 贵阳 550025)。

隆庆元年刻本《孙山甫督学文集》及重印本《孙山甫督学诗集》,原藏于日本静嘉堂,乃明代著名理学家孙应鳌所撰,为国内流入东瀛而历来少为人引用之佳本。

两书分之自可各成一编,合之则为一完整个人别集,即《天一阁书目》著录之八卷本《孙山甫督学集》,所收均为孙氏督学关中时所撰诗文,刊版亦在其长期驻节及讲学的正学书院。

孙氏不仅“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a,甚至置于全国范围内进行观察,他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

今幸从日本访回两书,重新影印刊行b,以为亦学林值庆幸之一大盛事,遂详考其生平事迹及相关传世著述如下。

一、从武职人员到文化世家的转型[见英文版第31页,下同]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别号道吾,人称淮海先生,谥文恭,贵州清平卫(今凯里Array市炉山镇)人,先世籍贯为南直隶如皋(今江苏省如皋市),明初占籍贵州清平卫。

较孙氏稍晚的黔籍学者丘禾实尝叙其家世渊源云:a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五,清同治十三年遵义唐氏梦研斋金陵刻本,第5页。

b孙应鳌:《孙山甫督学集》,贵阳:孔学堂书局,2021年。

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中的问题

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中的问题

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中的问题展开全文涉及到明清科举的计量研究,都会碰到进士的籍贯归属问题。

而籍贯归属的处理规则有差异,则会导致进士地理分布上的计量差异。

由于籍贯记载歧异的原因比较多,所以不同的研究者在进行计量时,结果都不会完全一致。

故执其一端,是此而非彼,均非良策。

而追求籍贯归属上的绝对准确,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一、籍贯归属歧异的基本情形明清进士籍贯归属上之所以发生歧异,根本的原因是史料记载上存在歧异。

归纳一下,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史料错误。

最让人头痛的就是这种情形了,因为如果缺乏旁证资料,这类错误有时根本无法发现,更别谈纠正了。

例如:永乐二年进士朱光才,明俞宪《明登科考》作广西柳州人;张朝瑞《明贡举考》卷二永乐二年会试题名作广西柳州府,但注云"或曰湖广郴州"。

《万历广西通志》卷一四选举志二本科进士题名:"朱光才,柳州府人。

"下注:"二人乡试不知何科。

"(按:另一人为文彬,礼部侍郎,柳城人。

)《乾隆柳州府志》卷二二《选举》本科进士题名作柳州人。

粗看之下,这条记载并无多大问题,《明登科考》、《明贡举考》都是专门的进士题名著作,而《万历广西通志》更是明代成书的,三种书记载的可信度很高。

但是,我们在明黄佐《南雍志》卷一五《储养考·进士题名》中,却发现朱光才的籍贯作湖广郴州人。

张朝瑞的注,也可能因此而来。

进一步查《万历郴州志》卷四《科贡表》本科进士题名,有朱光才,注"见传",且同卷举人表朱光才乡举科年在洪武壬午;卷一六《人物传》的传文虽然简略,但毕竟算是立传了。

再检《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戊午,升……户部郎中朱光才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

据此线索,继续检《康熙陕西通志》卷一七陕西布政司左参政题名,正作:朱光才,湖广郴州人。

《万历郴州志》卷一六朱光才传《南雍志》上的进士题名过录自旧志,而旧志的题名有较大可能来自当时立在南京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

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及著述丛考作者:许娅来源:《教育文化论坛》2019年第03期摘要: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贵州建省虽然始自明永乐十一年,但受科举影响亦颇为深远。

自正统四年至明末的230余年间,贵州共诞生进士99名,其中出现了5个进士家族,有家族进士10人。

本文对这10位家族进士的生平和著述进行考证,探讨他们的成就及社会影响,借此窥探整个明代背景下贵州科举的概貌,从侧面反映当时贵州的文化发展水平。

关键词:明代;贵州;家族进士;生平;著述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3-0036-07DOI:10.15958/ki.jywhlt.2019.03.006Abstract:The Ming dynasty was the peak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lthough Guizhou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Ming Yongle 11th years,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far-reaching. In the period of more than 230 years from the orthodox four years to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 total of 99 imperial exam winners (Jinshi) was born in Guizhou, among which were five Jinshi family clans, some of which had 10 Jinshis.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 these ten Jinshis and explore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impact, so as to take this as a glimpse of the whole Ming Dynasty background of Guizhou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reflect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Guizhou at that time.Key words:the Ming Dynasty; Guizhou; family clan Jinshi; life stories; writings張岱曾说:“甲第科名,至艳事也。

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大宗与进士家族

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大宗与进士家族

明代徽州的进士大姓、进士大宗与进士家族——兼谈家族背景对进士政治地位升迁的影响宋长琨摘要:明代徽州共有454名进士,他们在不同姓氏、宗族和家族中的分布是不平均的:出10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姓”有15姓,共出进士333人,占总数的73%;出3名进士以上的“进士大宗”有42支,共出进士197人,占总数的43%;出进士2人以上的“进士家族”有45个,共出进士124人,占总数的27%。

454个明代徽州进士中,有129人成为三品以上高官,其平均高官几率为0.28,来自“大姓”进士的高官几率,略低于这一均值,而“大宗”进士和“家族”进士,其高官几率则高于这一均值。

197名“大宗”进士中,有103人同时为“家族”进士,如果减掉彼此交叉的这103人,则其余94名非“家族”进士的“大宗”进士,其高官几率反而低于均值。

可见,在以上三个因素中,是家族背景,而非姓氏或宗族,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徽州;进士;家族;高官几率;明代进士是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进士群体在科举考试尚处起步阶段的唐代即已崭露头角,并在宋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主要构成和主导力量,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致。

明代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关于传统之宗族社会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宗族社会传统与官僚政治文化之间,有一个最好的纽带,就是进士。

明代徽州进士背后有其深刻的宗族文化印记,而他所面对和投身的则是明代官僚政治和皇权政治的舞台,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背景进行研究,无疑是贯通明代徽州社会与明代政治文化之间的桥梁,使得彼此悬隔的两个领域由天堑变为通途。

时下,进士研究已经开始从宏观领域转入微观层面,对于不同地域进士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尤其对于徽州进士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本文作者运用史料考据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明代徽州进士的宗、族分布状况进行研究,进而揭示这种分布状况对明代徽州进士政治地位的升迁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传统宗族社会和官僚政治文化研究积累一点素材,并进而对不断深化的徽学、科举学以及刚刚勃兴的进士研究有所裨益。

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代进士登科录及相关问题研究钱茂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问题的提出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因科举考试的发达而留下了丰富的科举文献。

在各朝中,明代科举名录资料最丰富,保存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也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天一阁主人范钦有意识地收藏明代科举录有关。

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是天一阁的一大功劳。

范钦为什么喜欢收集科举录?应该是一种收藏爱好,一种眼光。

同时,天一阁主人范钦有意识地收藏明代科举录,折射出当时浙东科举发展的鼎盛局面。

明代科举名录的编纂,可分为官方与民间两大系列。

官方有一套按考试成绩编纂的文献,分别称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进士题名记。

民间也有一套科举名录,称同年齿录、同年便览。

现存明代科举录457种,其中天一阁370种,是国内收藏明代科举录资料最多的藏书楼。

在414册、4万余页中,90%为世上孤本。

随着时间的不断往后推移,使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的价值不断升值,成了国宝级文物,历来为天一阁的镇阁之宝。

几百年来,由于天一阁的封闭,这些资料没有被充分利用过。

2006年开始,在历经10年修复基础上,《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陆续出版。

至2010年底,乡试录将全部出齐。

《选刊》的出版,等于向公众开放了明代科举的大部分历史,这为明代科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明代科举名录,实际是当时国家精英名录,是研究明代人物和科举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留下的实物例证,当然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宝藏。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史料价值的挖掘,可以大大提升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度。

然而,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出版以后,社会反映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

目前,仅有做明代科举录的几位相关专家使用这套丛书。

这有印刷版本、发行机制上的问题,有宣传上的问题,更有引导、如何发掘上的问题。

可能是天一阁方面仿古的需要,这套书用的是线装版式,定价高,只有图书馆能购买,限制了个人的购买力。

康有为进士身份及科举制度相关问题考辩

康有为进士身份及科举制度相关问题考辩

康有为进士身份及科举制度相关问题考辩杨珉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01)摘要本文主要利用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录、登科录材料,以及《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分析因为进士题名录的缺失导致康有为的进士身份受到质疑的问题,并且以康有为进士身份的澄清探讨科举制度相关。

关键词康有为进士身份科举制度考辩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了一百多年,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科举制度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发展给底层文人提供了一个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了官员垄断,也有人认为科举制度一定程度上选拔出来的官员过于迂腐,只会读书本上的知识,不懂得如何在实际中变通,没有实用性。

由于这些人员对于科举制度持有两极态度,导致许多科举制度的研究缺乏公正性和正确判断。

本文主要通过康有为进士身份为引,进而进一步论述科举制度的相关问题。

1康有为进士身份考论1.1康有为一生简介康有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康有为对于近代中国命运产生了较为深重的影响,对于康有为先生的相关事迹,广大人民群众已经通过课本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历史上对于他的进士身份存在质疑,时至今日他是否拥有进士身份还是一个疑点。

康有为最著名的两个功绩一个是“公车上书”一个是“戊戌变法”。

这让我们大部分人对康有为的印象是不顾自身功名,一心只为国家富强,虽然君主立宪制有很强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已经是进步思想了。

明代任丘邝氏家族科举考

明代任丘邝氏家族科举考

明代任丘邝氏家族科举考
邝璠,字廷瑞,有《便民图纂》,中弘治六年进士。

现有资料,不详其生卒年。

《弘治六年进士登科录》作:“邝璠,贯直隶河间府任丘县民籍,县学生,治书经,字廷瑞,行三,年三十六,八月二十七日生。

曾祖可瑞,祖福,父观政(县丞),母尹氏。

具庆下。

”据此,生于天顺二年(1458)。

网络上有文章明确作邝璠(1464-1505),误。

因为文献明确载“正徳辛未,任丘邝公璠来守瑞”,正徳辛未为六年(1511)。

至正德八年(1513),尚任瑞州知府。

“后以忤宸濠罢归”,至少在正德十四年(1519)前。

或作邝璠官至河南参政,也误。

邝璠嘉靖元年(1522)十月尚在世,“以擒贼功,赠致仕瑞州府知府邝璠为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

更为精确的卒年不详。

邝璠原籍广东高要县,祖邝可瑞为广东高要著姓。

永乐初,以畿内兵荒多隙地,诏徙四方民实之。

邝可瑞子邝福移民河间府,为河间府任丘人。

第二代邝观政(1424-1503)“少入邑庠,颕敏好学,顾屡举不偶,成化戊戌(十四年),由太学授浙之海盐丞”。

邝氏是一个科举家族,其弟邝珩,为弘治十二年进士,《弘治十二年进士登科录》作“年三十九”,则生于天顺五年(1461),官至平涼知府。

侄邝汴,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十三年闰二月,升光禄寺少卿。

弟邝琚子(监生)邝灏,《正德十二年进士登科录》,“年三十九”,则生成化十五年(1479)。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邝灏以翰林院侍讲升为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

可见,至少出了4位进士。

明代河南府进士家族考

明代河南府进士家族考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SANMENXIA POLYTECHNIC第19卷第2期文史哲专题研究明代河南府进士家族考◎刘林坤(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桂林541000)摘要:科举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明代已极为成熟。

河南府作为河南布政司八府之一,文化底蕴深厚,有明一代进士人数居河南第三位。

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众多进士家族,是为明代河南府科举的典范。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进士家族整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明代;河南府;科举;家族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23(2020)02-0073-05收稿日期:2019-12-26作者简介:刘林坤(1996—),男,河南三门峡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科举制度作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自隋炀帝开进士科,经过唐宋两代的不断完善,至明代时已极为成熟,“科目者,沿唐、宋之IH,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X礼记》五经命题试世”叫鉴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明朝初期,科举的地位尚不如后,众多官员出自学校,如“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镖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史,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

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

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叫洪武后,科举的地位逐渐稳固。

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

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闪的局面,吸引着无数知识分子投入到科举事业中来。

终明一代,科举为最重要的选官方式。

_、明代河南府进士家族数受长期以来宗法观念的影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家族,成为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单位。

而随着科举的不断发展,金榜题名不仅是个人,更是一个家族的荣光。

古时士人特别注重家风的传扬,以保证自己的家族经久不衰。

科举时代,那些名门望族,则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考取功名,以保证家族名望的延续性。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摘要: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

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

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

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关键词:明代进士;生员身份;登科录;天一阁;何炳棣一、问题的提出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1]中,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明代进士出自A类者,即前三代没有获得过一个初级功名、更谈不上有官职的家庭占47.5%;出身B类者,即前三代已产生了一个或更多的生员,但却没有更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占2.5%;余为出身C类,即是指那些上三代获得过一个或一个以上较高的功名或官职的家庭。

何氏把前两部分都看作平民,这样,明代一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其中,明初(1371-1496,以下一般称“明代前期”)平民出身的占58.7%。

清代A类进士占19.1%,B类进士占18.1%,两者合计为37.2%。

明清两代出身A类的进士占30.2%,出身B类的进士占12.1%,两者合计为42.3%。

由此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A类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2}。

换言之,明代,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流动率高,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共3篇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共3篇

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共3篇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1明代徽州官员中不乏拥有双重身份的进士。

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的家庭背景起着关键的作用。

他们父亲或祖先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于他们自己的升迁非常重要。

然而,即使在出身有利的情况下,他们要想在官场上获得成功,仍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不断的努力。

本文将探讨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的关系。

首先,从婚姻与家庭背景方面看。

据统计,明代徽州双籍进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祖先在徽州的地方豪族中有一定的地位。

这些人的祖父辈、父亲辈多数都是在地方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人物,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

因此,他们自己的出身也就有了保障。

另外,对于徽州双籍进士而言,婚姻也非常重要。

许多徽籍进士习惯选择婚姻对象,优先考虑家庭背景或其他条件。

预计或应征进士,会非常重视甚至慎重考虑婚姻的对象。

由于他们往往有显赫的家世,如果娶了一个也出身名门,家庭背景相当于都有向上的趋势。

其次,从选才与升迁方面看。

在明代,对于进士的选拔十分严格,要经过在一定区域内的初试、会试和殿试等各个环节竞争胜出。

所以,具有优秀之资的候选人才能够被优先考虑,而家世的背景不过是被用来检验资质的一个条件。

在徐文长编辑的《明徽州府志》中,记载了1476-1619年间徽州地区的307名进士。

其中共有67人归属徽籍进士,另外240名则是外籍进士,但不少也与徽籍进士交往、联姻,共享各种资源。

再者,升迁在明代徽州官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变数,而是分为“排行榜”和“裔属制”两类。

对于“排行榜”制度而言,进士之间的升官都是基于排行榜。

如果在官场上表现优秀的话,很容易晋升。

而对于“裔属制”而言,是指官职的继承问题。

如果获得了强大的背景,那么就很有可能得到一个甚至更高的官职。

当然,这种方式除非有优秀的才能,否则往往不会成功。

因此,总体来说,家庭背景与明代徽州双籍进士的地位升迁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家世在增进个人声望和资源优势方面起到作用,但是升迁的信念和目标,主要是取决于双籍进士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

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

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明朝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朝代。

科举制度在明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促进了士子们对学问的追求。

本文将围绕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展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明代科举制度为士子们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得他们可以通过努力考取功名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科举考试不仅要求士子们具备一定的学问储备,还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

因此,备考成为科举考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熟悉经典著作:明代科举以经义为主,士子们在备考前需要广泛阅读经典著作,熟悉各个学派的精髓,以便在考试中能够灵活运用。

认真完成学业: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士子们需要认真完成学业,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他们纷纷寻求名师指点,增进学识。

提高书法水平:科举考试对士子的书法水平也有一定的要求。

士子们需要通过练习书法,提高自己的书写质量和速度。

时间管理:在备考过程中,士子们需要合理安排时间,既要保证充分的学习时间,又要注重劳逸结合,以保持最佳的学习状态。

学习方法:士子们采用各种学习方法,如笔记、总结、联想记忆等,以提高学习效率。

他们还注重与同学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备考技巧:在备考过程中,士子们还需掌握一些备考技巧,如合理安排答题顺序、猜测题意等。

这些技巧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考试中的各种问题。

了解考试规则:在考试前,士子们需要详细了解科举考试的规则和流程,以便在考试中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情况。

确定答题策略: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士子们需要制定合适的答题策略,如先做易题后做难题、根据分值分配答题时间等。

注意应试安全:在考试过程中,士子们需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应试安全。

他们应避免因为紧张而犯错或遗漏答案,同时防范其他考生的作弊行为。

备考过程与考试结果之间有着密切的。

良好的备考能够帮助士子们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然而,受限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备考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

例如,部分士子过度应试技巧而忽略了学问的积累,导致在考试中无法取得理想的成绩。

明代余姓进士考

明代余姓进士考

明代余姓进士考明代余姓进士考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进士是功名的尽头。

通过最后一级中央政府朝廷考试者,称为进士。

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

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

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

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

唐朝时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为主要,后来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

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一关覆核和决定名次。

元、明、清时,进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

且分为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

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进士出身"。

三甲称"同进士出身"。

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

隋朝于605年首次开的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端。

从唐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算起,到1905年废除科举,近1300年的时间里,进士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角。

仅仅靠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文人学士们,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有效运转,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明代余姓进士考洪武四年辛亥科1371年余集,浙江临海人,第三甲。

字孟浩,授新郑县丞。

【注】本科舉行後,洪武五年明太祖下旨停止科舉,歷十二年,至洪武十七年重新恢復。

洪武十八年乙丑科1385年余瑲,福建罗源人,第三甲。

金華府通判。

余欽,第三甲余文,南京六合县人,据地方志补缺。

余子恭,江西金溪县火源人,今属陆坊,据地方志补缺。

字晋斋,任建安县知县。

永乐年间谪死。

【注】本科因榜眼練子寧、探花黃子澄在永樂時被削籍置法,明成祖下令將本科題名碑仆毁,因此,《碑錄》中有很多進士闕名。

現在雖經檢查各省通志及其他資料補充了一部份,但仍不能完全。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科1394年余济:浙江开化人,(据开化网补充)建文二年庚辰科1400年余灝,福建闽县人,第三甲。

余存諒,广东高要人,第三甲,永乐三年任广西容县知县。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

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科第繁荣原因探析——以婺源桃溪潘氏为

申梦杰
【期刊名称】《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26)1
【摘要】明代婺源桃溪潘氏,从成化二十年(1484)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百余年间走出11位进士,从寒门转型为望族。

文章以《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为中心,采用文
献梳理、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以婺源桃溪潘氏为例,展现了明代徽州进士家族的科
第盛况。

研究表明:潘氏科第繁荣的主要原因为家族专经的传承、殷实的家族财力、良好的家族教育和注重家族声望的意识;与其他因素相比,专经因素是潘氏进士家族
形成的重要条件。

【总页数】6页(P103-107)
【作者】申梦杰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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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作者:郭培贵来源:《求是学刊》2015年第06期摘要: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

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关键词:明代;进士家族;地理及代数分布;特点作者简介:郭培贵,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1BZS030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6-0144-06考察明代科举制度下所出现的“进士家族”现象,不仅对全面评价明代科举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认识明代科举社会的特征,探讨科名富贵之家出现、延续和败落的规律及其对明代政治与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都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尚无该论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何为“进士家族”?学界对此尚无统一定义。

为便于对本文论题进行探讨,笔者暂且确定“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即为进士家族,也即五代之内不一定每代都出进士,但至少应有两名以上进士。

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一是如五代直系亲属内只有一名进士显然不能撑起“进士家族”的称号,故至少应有两名进士。

二是“直系亲属五代”,依时间而言,大致有一百年的时间,在官本位和明代中后期铨选“独重进士”的背景下[1],其间如有两人考中进士,则对一个家族的发展与声望的提高及维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是认定进士家族五代直系亲属内的进士数起点不宜高于两名,因进士作为明代功名体系中最高一级功名,竞取难度空前加大。

据笔者统计,明代乡试的平均录取率仅在3%至4%之间,会试平均录取率也不到9%1;明代共举行会试88科、殿试89榜2,共录取进士24 586名3,则每科进士平均仅为276人,殿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年均进士仅为90名,而两宋仅“正奏名进士”年均就达135名;且不同于唐、宋,明代文科举除进士科之外,再无其他科目可供士子竞取,而两宋除“正奏名进士”外,还有“特奏名进士”和“诸科”年均录取122.6名,加上“正奏名进士”,则年均达257.6名[2](P454,458),超过明代年均进士1.86倍;以上诸种原因,自然导致了明代进士竞争的空前激烈。

况且,一个家族五代内若有两人考中进士,往往还有更多的具有生员、监生、举人等低级功名的人作为支撑,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进士蒋冕,广西全州人,其同姓族人在成化至万历间先后十余人中进士,就是以“举人复百人”为基础的[3](卷9《阁臣世家》,P487上);又如,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王一鸣,湖广黄州府黄冈县人,其曾祖和父亲皆为举人,祖父为国子生,一兄、一弟俱为生员,但只有王一鸣考中进士[4],按照本文所定“直系五代内至少有两名进士”的进士家族标准,王一鸣家族只能算是科举家族4,还不能进入进士家族行列,此类例子在明代可谓不胜枚举。

故一般来说,进士家族都是科举家族中的佼佼者。

所以,确认进士家族以五代直系亲属至少有两名进士为标准应该是合适的。

二、明代进士家族总数因每个进士家族毫无例外都应是归属某地的,所以只有确认了各地的进士家族数,才可能统计出明代进士家族的总数。

关于进士家族的属地,本文依据明朝规定举子应在户籍所在地报考科举的通例,一律以进士家族的户籍所在地为确认标准。

如户籍所在地是山东,即认定为山东进士家族;是北直隶,即认定为北直隶进士家族。

一般而言,出自同一进士家族的进士户籍所在地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个别出自同一进士家族的进士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如据《正德十二年进士登科录》、《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载:王至善为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二甲进士;其兄从善为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三甲进士;二人俱为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信之子,可知二人属同父兄弟中进士,其所在家族当为兄弟进士家族;但《正德十二年进士登科录》载至善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嘉靖二年进士登科录》载从善为“湖广襄阳府襄阳县”人。

如何确定此类进士家族的属地?因一个家族能否成为“进士家族”,其决定因素是直系五代亲属内能否有第二人考中进士,所以对此类进士家族的属地本文皆以其第二个进士的户籍所在地为准。

故此,由至善、从善构成的进士家族就应计入湖北进士家族。

依据以上两个标准,本文对所见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皇明三元考》、《献征录》、《类姓登科考》及清官修畿辅和各省《通志》中的《选举志》与人物传记等文献中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与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两直十三布政司暨辽东地区分别拥有进士家族及其相关进士总数和明代进士家族总数及其相关进士总数进行了统计,兹仅把统计结果列表显示如下(见下页表1)。

由表1所示统计数据可知,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首开殿试至崇祯十六年(1643)举行最后一科殿试,273年间共产生2088个进士家族,与其相关的进士总计为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

由表1所示统计数据,可知明代进士家族的地理或空间分布呈现出广泛而极不平衡的特点。

两直十三布政司暨辽东也即全国各大行政区都有进士家族分布,说明其地理分布确实十分广泛;但同时又呈现出地理分布很不平衡的状态。

其中,进士家族最多的是浙江省,倒数第一、二位的分别是辽东和贵州,浙江拥有的进士家族居然分别是辽东和贵州的91.5倍和73.2倍;而排名前八位的浙江、南直、福建、北直、江西、山东、河南、四川共有进士家族1734个,占明代进士家族总数的83.05%;其余七省和辽东仅有进士家族354个,只占明代进士家族总数的16.95%,还不及浙江一省的进士家族数及其在明代进士家族总数中所占比例。

另外,南、北两直和浙江、福建两省共有进士家族1120个,占进士家族总数的53.64%,从而成为明代进士家族地理分布的核心地区;其中,浙江、南直共有进士家族718个,占全国进士家族34.39%,比北方(北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辽东)的进士家族总和还多出39个,比其在进士家族总数中所占比例高出1.87个百分点,由此,浙江、南直成为明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而地处边远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的进士家族总共才有69个,不足位列全国第二名的南直进士家族的五分之一,比北方进士家族最少的省份——陕西还少14个,在进士家族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低于陕西0.68个百分点。

应该说,明代进士家族在地理或空间上的上述分布格局,是与各地区的人口规模、教育发展、传统积淀、文化水平、科举氛围和科举实力等状况基本吻合的,这从下页表2所示数据就可得以证明。

由表2所示数据可知,浙江、南直、福建、北直、江西、山东、河南、四川八直省共有人口4147.7万人,占统计总人口的68.34%;共有学校和书院1178个,占明代学校和书院总数的59.43%;共有进士19 508人,占明代进士总数的79.31%。

而其余七省共有人口1921.5万人,占统计总人口的31.66%;共有学校和书院数804个,占总数的40.57%;共有进士5089人,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69%。

上述比例尽管与二者在进士家族总数中所占比例有所差异,但二者以浙江等八省直为主体、以湖广等七省及辽东处次要地位的基本格局还都是一致的。

其中,浙江等八省直学校和书院总数仅占明代学校和书院总数的59.43%,似与其在进士家族总数中所占83.05%的比例不太相称,其实,这与明代府、州、县仅各设一学的规定有直接关系,而如果比较学校的规模、教育的质量以及生员的总体学养,浙江等八省直高出湖广等七省及辽东的幅度肯定要远高于学校数及其占比之间的差距。

如朝廷没有编制的书院,浙江等八省直共有314所,占到书院总数的72.35%,就直接反映了其文化教育的发达。

进士家族所属进士的数量以及不同代数进士家族所占比例,折射出明代科举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属于和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在明代进士总数中所占比例很低。

从每个科举家族产生的具体过程看,因只有在五代直系亲属内出现第二名进士时,该家族才能成为进士家族,所以这2088个进士家族中的首名进士虽可从广义上计入也即归属于进士家族,但严格意义上还不能说他们是出身于进士家族,因在他们考中进士时,其上四代即高祖、曾祖、祖、父或同父兄弟中还没有一个进士,仅一代(兄弟)进士家族中的兄弟同榜者属于例外1,据笔者统计,明代兄弟同榜进士家族只有42个,拥有进士84位。

从2088个进士家族中减去属于例外的这42个,还有2046个进士家族;从属于进士家族的4970名进士减去属于例外进士家族的84位进士,还有进士4886名;再从后者减去每个进士家族中的首名进士共2046名,则明代进士在考中进士之前,其五代直系亲属内已有一名进士者为2840人,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已有两名进士者为794人,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3.2%。

这说明接近80%的明代进士完全与进士家族无缘,接近90%的进士出身于上四代无一进士的家族。

其次是明代进士家族以二代进士家族为主体,如表3所示数据可知,明代二代进士家族总数达1500个,占进士家族总数的71.84%,可见其在进士家族中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上文提到的进士家族地理分布十分广泛——两直十三省暨辽东俱有进士家族分布,实际上也只是体现在二代进士家族的分布上。

在数量上居第二位是一代进士家族,共311个,仅占进士家族总数14.89%;而三代进士家族为209个,仅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0%;而四代、五代、六代、七代进士家族合计共为68个,仅占进士家族总数的3.25%。

以上数据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古语所说“富贵不过三代”虽不很准确,但也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所有这些,都共同反映了明代科举造成了极高的社会流动率,具有高度的客观公正性,从而为明代社会保持稳定和活力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五、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时间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应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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