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源流

中國書法源流商代的書法藝術清光緒年間，河南安陽西北小屯村一帶，農民在田間耕種，經常翻出許多已經石化了的龜甲和獸骨。

這種骨化石能夠入藥治病，中醫叫做「龍骨」。

其中有許多骨片上列有文字。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這種龍骨被北京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發現了，此後開始搜求。

公元1900年八國聯軍人侵北京，王懿榮投池殉難。

王氏所收的甲骨轉到劉鶚手中。

又經羅振玉的支持，公元1903年劉鶚出版了《鐵雲藏龜》。

此書一問世，很快引起學術界重規，先後有許多學者對甲骨文字做了研究。

因為出土於安陽，所以稱為「殷墟文字」，或叫做「殷契」。

內容以占卜為主，又稱為「卜辭」，但是不盡切合，因為其中還有記事文字，所以名為「甲骨文字」。

甲骨文字屬於篆書的前身原形，一般字形較長，上下舒展，結字長短大小不拘。

通篇或疏朗，或密結，饒有古趣。

它已經成了書法家專門研究的一種字體，於今雖然已經沒有實際應用價值，但作為一種法書藝術，仍然是很珍貴的。

周代的書法藝術籀文是周時通行的文字。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中說：「（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籀是人名，太史是官名，所以大篆叫作「籀文」、「史書」或「史籀」。

大篆十五篇在當時是一種教科書，如今之識字課本。

金文是商周時期刻鑄於青銅器上的文字，古代稱銅為金，所以名為「金文」。

青銅器的名目繁多，有禮器、樂器，有權量，有錢幣，有符璽，有服飾御器，有兵器等，上面都可以有文字；當時樂器以鐘為代表，禮器以鼎為代表，因而這種文字也稱為「鐘鼎文」。

西周是我國上古文明興盛時期，把鼎彝作為國家的重器、立國的標誌，即始於此。

由於刻鑄技術不同，文字型體自然也不同，在重器上刻鑄文字，比在甲骨上卜刻文字隆重而嚴肅，藝術表現高出許多，古拙、肅穆、豐茂，具有相當的藝術魅力。

籀文與金文都屬於大篆，無論是凝重古穆，還是疏朗娟秀，均有一種莊嚴敦厚之氣。

這種古典雅致的韻味，開後世書法藝術「金石氣息」的淵源。

戰國時期的書法藝術石鼓刻石文字，是我國現在所能看到最早石刻。

儘管或說是周宣王時物，或說是周成王時物，但近人考為秦物，以它與周時金文相較，成熟程度較高。

石鼓共十件，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上面分刻四言詩句，記述國君遊獵的情況。

唐初發現於陝西鳳翔。

據推算，石上原文可有700餘字；但幾經滄桑，屢遭殘損磨滅，現僅存270餘字了。

石鼓上的字，固與金文不同，但就其格局體勢來看，仍屬大篆一系，十分嚴謹，似顯現了秦篆端倪。

在秦統一全國之前，還留下了一些手跡，如簡、牘、繒書，也有用朱色寫在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

從這些朱墨字跡上，可以看到當時已有了方便的筆、墨、朱，也可以看到小篆與古隸的形成是其來有本。

可見我國書法藝術的變革，是歷代祖先自覺的追求，智慧的結晶。

秦代的書法藝術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建立中央集權，推行「書同文」，釐訂規範文字，對書法藝術的發展立下歷史性的功績。

秦統一全國後，趙高撰《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李斯著《倉韻篇》，在大篆的基礎上，依照易於辨識，利於書寫，尤其便於推行的原則，製成了不失形意而規範統一的「秦篆」。

為了區別於大篆而謂之「小篆」，由於推行者及書寫者是李斯，也稱「斯篆」。

始皇曾巡狩各地，所到之處常刻石為誌，所書文字多出李斯之手。

他的字瘦硬婉通，號為「玉箸篆」，是小篆的正宗。

著名的刻石在泰山、嶧山、琅琊、芝罘、碣石、會稽，共六處，其中琅琊、泰山兩處原石猶存，但餘字已不多。

泰山刻石雖已殘損，但體型格局確是可信原物，是秦篆的典型。

秦政雖然制定統一規範的「小篆」，但沒有把前此各種字體盡行廢毀，當時有所謂「秦書八體」。

關於隸書，早在秦時已具備雛型，故雖有「秦篆」、「漢隸」之說，其實指的是每一時代的代表字體，並非指的字體開創。

據載，秦時有吏程邈，因獲罪被關押在雲陽的獄中；他深感小篆書寫困難，潛心改革，而創作出一種便於書寫，非當時正式使用的字體，謂之「隸書」或「佐書」。

從大篆而小篆，表面看來只是為求實用而改革的字體，其實在藝術發展上，可顯示我國漢字的藝術素質，從錯落到嚴整，從鬆散到對稱平衡，從規範到蕭疏、從圓轉到方折，秦代可說是我國書法史上開始走上繁榮的時代。

漢代的書法藝術兩漢四百餘年間，書法藝術形成一個史上空前、並且後世也難以再現的繁榮局面。

在這個時代，漢字的各種字體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時有所見，隸書正興，成為一代字體的代表，漢簡、章草、今草是通行手書，甚至行書、楷書也萌芽了。

在字體方面，此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什麼新字體，只是在原有基礎上更加成熟與規範化。

漢代的字體雖然繁複紛呈，但當時通行字體的代表仍是隸書。

它加強了由圓轉為方折的變化，把簡帛中的波磔充分發揮，使隸書得以定型，甚至成為「入仕」的標準。

字體的形制既定，但每人的書寫不一，為建立一個規範標準，而刊石入碑。

樹碑的極盛時期是東漢桓、靈之際。

為了書寫便捷「赴速急就」，草書應運而生，隸之草謂之「章草」，楷之草謂之「今草」。

「草聖」是張芝。

東漢末年，又出現行書，書法藝術如此繁榮與當時造紙業的興盛、書法理論的發展有關。

魏晉時代的書法藝術在隸書的原型上，融進一些簡書、草書的筆法，加以淨化、規模化，便是楷書的模型。

楷書雖然萌生於漢末，但鍾繇《宣示表》《力命表》的小楷，卻是當時楷書的代表。

這時候王羲之(公元303∣361年)的《十七帖》為今草以「簡約」為法的典範，展示了高度抽象的藝術價值。

王羲之最大的貢獻是把行書推到成熟高峰。

羲之的兒子獻之，在他父親的藝術創建中，曾提出了權衡抉擇明智的敦促意見，他的藝術實踐也有很高的成就。

所以，每提到行書，必然提到他們父子，世稱「二王」。

《喪亂帖》可視為行書的典型。

歷史上，凡是藝術達到高峰的時代，理論也必有相應的高度。

這表明書法藝術家的成就是一種自覺的追求。

魏晉時代在行、草書上的成熟，與當時理論的成就是完全一致的。

南北朝的書法藝術自公元420年劉宋滅晉開始，至公元581年隋朝統一立國，南北朝對峙告終，中間一百六十年，隨著文化藝術的繁榮，書法也與之俱興。

由於南朝因襲晉制，禁止立碑，因而刻石較少；北朝已開此禁，摩崖、碑銘、造像記等頗多。

然而，碑銘之禁興，自漢以來時有變化。

晉人為了永祀先祖，已採用地下形式，至南北朝則墓誌大興，這部分幾乎是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的主體。

南朝的名蹟最著名的是「二爨」，即《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碑上的字是楷書，還有隸書餘意。

梁時一通《瘞鶴銘》，字勢奇峭飛動、豐姿飄宕。

南朝的墨蹟主要宗承二王遺緒，王僧虔(羲之四世族孫)父子的《諸公帖》，均為翰札中精品。

當時的「寫經」，更表明一般人書寫能力的提高。

在北朝則是碑刻達到空前繁盛，地上有碑銘、摩崖、造像記、刻經；地下埋有眾多墓誌。

豐富多采，格調高雅形質樸茂，在書史上放出燦爛的光輝。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一時蔚為文化中心，不久開鑿龍門石窟，雕佛像、刻題詞，形成龍門石窟文化勝地。

龍門二十品中以《魏靈藏》最為典型。

摩崖以《泰山經百峭金剛經》最著，字徑二尺，滿布河床石坪，洋洋灑灑，很是壯觀，為山河增秀的藝術效果。

立於地上的碑刻以《張猛龍碑》最突出，有人稱為「魏碑之王」。

墓誌銘是這一時期保留下來最多的書蹟，遠比地上諸碑豐富，各懷異韻，孳方同馨。

此時也有一些隸書刻石，皆承魏晉時風，已無漢碑遺意，當時一些寫經墨蹟，如《華嚴經卷第四十一月》等，可以看出那時用筆多取露鋒，與魏碑石刻用筆一致，可見碑刻皆失筆意之說未必盡是。

隋唐五代的書法藝術隋朝自大業六年開始科舉取士，書寫成為品評優劣的一項重要標準，於是規範化的要求便被提到日程上來。

從當時眾多石碑可以看出前朝書家的個人特色已漸趨於淡化，而統一工整的格局逐步形成。

如果說「唐人尚法」，而隋則是這種趨向的開始。

隋時墨蹟傳留不少，大都真實可信，所以極為寶貴。

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禪師，曾寫《千宇文》800餘本，至今仍可從中尋其筆意。

到了唐朝，太宗酷愛書法，政府設置書學，立為專科。

其初書風尚有六朝及隋的氣息，而後便形成鮮明的唐人法度。

唐初歐、虞、褚、薛四大家成就最高，特別是歐陽詢《九成宮》，用筆結字法度嚴謹，歷來被認為是楷書的法則。

爾後，卓有成就的是顏真卿，他的字結體豐偉，氣勢豪壯。

中晚唐柳公權的楷書也足為代表，其字堅硬剛銳，露鋒而不失凝重。

自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魏卑唐以來，唐楷被貶為「館閣」之濫觴，其實未免冤枉。

循規入矩、力建法度，始自於隋。

至唐，歐、虞、褚、薛、顏、柳，面貌各異，正是對隋法的突破。

唐朝的行書是繼晉以後另一個高峰。

太宗世民對王羲之奉若聖明，大開書壇崇王之風。

尤其主張行書入碑，《晉祠銘》、《溫泉銘》便開先例。

因此，唐人無不於行書上下功夫。

李邕的《雲麾將軍李思訓碑》，懷仁集王《聖教序》，顏真卿的《祭侄稿》，都是一時之選。

唐時對草書也極重規，建弘文館，並刻製王羲之《十七帖》，立下標準草法，也推動了爾後的發展。

孫過庭的《書譜》，張旭的《古詩帖》，懷素的《自敘帖》，都是唐時草書發展的代表。

自公元907年唐終，至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前的五十多年，又是一個分裂動盪的時期，史稱為「五代」。

但在文學、繪畫方面藉唐之遺風竟有斐然可觀的成就。

當時書法成就最為突出的是楊凝式，他的《韭花帖》，蕭散有致，意態雋雅，極為書家們所稱道。

隋是唐的前奏，五代是唐的遺緒；可以說唐由隋的發展開拓，又居於五代的先導。

在書法史上確實是一個豐富繁榮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