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丑怪闻名世界的中国建筑

以丑怪闻名世界的中国建筑

——从“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说起

近期，因为一次文艺座谈会，一些作家和《黄金时代》屡被提及，其中有一条报道，标题是“文艺座谈还讲了啥：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并不是没来由的一句话，在建筑界，对于前十几年的建筑形式导向问题，有着激烈的批判。

去年11月22-23日，在南京举办了“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会议，这是中国工程院首次就建筑设计问题举办高端论坛。会上，程泰宁、崔愷等院士发言痛批了建筑界求洋、求怪的现象，当时获得了满场中国建筑师的认同。

什么是“求洋”？——在近20年来，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地标建筑绝大部分是外国建筑师担任主持设计的，比如，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新楼。东南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核心区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研究，中国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个数比例为，北京0:8、上海3:23、广州3:9，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大大少于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对这种“媚洋”有着切身体会，连院士都会在担任建筑设计竞标评委时收到开发商或主办方的“明示”：这次的赢家一定要是外国建筑师。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在《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一书的开头，曾记述了他被请去向甲方介绍中国建筑师做的方案的经历，只是因为如果甲方认为方案是外国人设计的，通过的机率更高。可范德沃特在上场前不久才知道方案的大致情况。

重要项目只委托给外国建筑师，导致一大批中国建筑师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国内画图匠，他们无法负责建筑“设计”的部分，只能将别人设计好的方案变成符合中国审批要求的技术图纸。有关“设计”这一创造性活动的所有功劳、在国内国际设计评奖上的荣誉，也都归属于外国人。时间一久，国内的普通民众都对中国建筑设计的能力感到怀疑，甚至不久前还有人对我说：“重要项目找个外国人不就行了。”

“求怪”——本质是争“最”，最高、最长、跨度最大、最难焊接、曲线最复杂的，建筑形体的诡异往往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难度，这种求怪，早就使中国变成“蜚声海外”的“建筑师的实验场”，在别处难以成立、不可能实现的设计方案，都可以拿到中国来，这里“人傻”“钱多”，喜欢“扭曲变形的怪物”。

关于这类“怪物”，更多图片实例可以看我的豆瓣相册。（点此进入）

“怪”与“最”结合，这是某些政府追求政绩、某些开发商追求“热议”的结果，同时，许多建筑问题不能行之有效地贯彻规范也是原因之一。2003年1月27日，设计CCTV新楼的建筑师库哈斯在其公司内部讨论方案的备忘录文件里就写到：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政府有足够的主导权，能够对规范标准施加影响。（“Both CCTV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a strong central auth ority able to impose rules and standards.”）只要项目的甲方有足够的权力，之前有关城市规划的控制性标准都可以突破。如此这般，“怪”的建筑也就不只“成就了”自己，也毁掉了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那次高端论坛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文件，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怪异之处，以及这些乱象背后的铺张浪费、好大喜功，呼吁回归理性，回归正常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寻找属于这个国家、对于城市来说更恰当的建筑形式。

今年9月13日-15日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孙安军透露了将治理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乱象的消息。“十一”放假前，北京规划委员会将多家设计单位的建筑师召集起来，宣布300多项已批项目要在治理“贪大、媚洋、求怪”的前提下重新复审。

即使有之前这么多铺垫，当“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条标题出现之后，我朋友圈的几百位建筑工作者仍然炸开了锅。他们中间有人盛赞决策英明，认为中国建筑师的春天要到了；有人则担忧自己的项目、所在的外企设计公司；有人前两天已经收到了上级审批单位发来修改意见，现在正在改被说成“太像五花肉”

的建筑立面；有的人在问是不是要放弃曲面形体生成软件，一时半会儿是用不上了……

如何理解“奇奇怪怪”是个问题。丑是怪么？怪是丑吗？怪比丑还更宽泛，更不容易拿捏。“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个方向没有任何问题，建筑本来就不应

该追求奇怪，但有关单位如何执行、以怎样的力度来把握这个方向，对今后十年的建筑设计影响会非常大。

在这个寻找中国自己的建筑道路的时刻，建筑设计需要的恐怕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一种更开放也更灵活的设计氛围，给中国建筑师施展各自所长的空间，使他们做出更多好的设计作品，让一座座富有特色、具有品味又适合空间场地的建筑实实在在地建成，服务于人，这才是增长民族文化自信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