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

摘要: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背景下，开展左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在左江岩画申遗、早期考古学研究、展览举办、馆藏增加、人才培养、旅游开发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早期考古学文化；申遗中图分类号:K8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070(2019)05-0065-06收稿日期:2019-09-16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江花山岩画与相关考古遗存的关联性研究”（项目编号：17XKG001）。

作者简介:陈紫茹（1987—），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博物馆学、地方史研究；杨清平（1970—），男，广西资源人，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馆员，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青铜时代考古、民族考古、地方史及岩画研究。

左江和右江是分别位于广西西南和西部的两条主要河流，气候宜人，动植物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出独具个性美、底蕴深厚的本土文化。

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背景下，考古工作组对左江流域进行细致的考古调查，选取部分遗址进行试掘，且并对左江右江流域早期考古遗存（本文指新石器时代至汉代考古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1]，在左江岩画申遗、早期考古学研究、展览举办、馆藏增加、人才培养、旅游开发等相关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一、左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一）左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左江流域是花山岩画分布区域，到目前为止，在该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30多处，包括洞穴遗址、岩厦遗址、台地遗址和山坡遗址等各类型[2]。

从堆积形态看，包括贝丘遗址、岩洞葬和大石铲类型。

贝丘遗址是左江流域史前遗址的主体类型，目前已发现贝丘遗址20多处，约占新石器时代遗址总数的70%。

经过科学发掘的贝丘遗址主要有扶绥县的江西岸遗址和敢造遗址，江州区的何村遗址、江边遗址和冲塘遗址，龙州县的舍巴遗址、沉香角遗址、宝剑山A 洞遗址、无名山遗址一期、大湾遗址、根村遗址和坡叫环遗址等。

新石器时代岩洞葬发现较少，经过清理的主要有大新县的歌寿岩遗址。

大石铲遗址主要集中在左江中下游地区，典型的大石铲遗址有扶绥县的那淋遗址和同正遗址，江州区的吞云岭遗址。

先秦汉代考古遗存数量不多，主要有墓葬（包括岩洞葬和土坑葬）和遗址两种类型，先秦时期岩洞葬有宝剑山A 洞洞穴遗址二期、更洒岩岩洞葬、八角岩岩洞葬等[3]，遗址发现有龙州庭城遗址和无名山二期遗址。

通过对左江流域早期考古文化遗存整理、分析和研究，左江流域考古文化类型种类较多。

在上述这些考古文化遗存中，无名山一期、舍巴一二期、宝剑山A 洞遗址一期、大湾遗址、根村遗址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年代上也基本相同，距今约7000—4000年，这类遗存命名为宝剑山文化。

其余的早期考古文化遗存也有不同的归属，其中以江西岸遗址、敢造遗址第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属于顶蛳山文化范畴[4]；以那淋遗址、同正遗址和敢造第三期遗存等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与隆安大石铲文化类型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以歌寿岩岩洞葬和舍巴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属于广西先秦岩洞葬桂西南类型；以何村遗址、江边遗址和冲塘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既有宝剑山文化的因素，也有顶蛳山文化的影子。

先秦时期的岩洞葬以宝剑山A 洞洞穴遗址二期、更洒岩岩洞葬、八角岩岩洞葬[5]等为代表，属于广西先秦岩洞葬桂西南类型。

汉代遗存主要为龙州庭城遗址、无名山二期遗址，遗址出土器物汉式特征明显[6]。

（二）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截至目前，右江流域发现新时期时代遗址近60左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及其研究价值———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为背景陈紫茹，杨清平（1.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南宁530022；2.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南宁530003）2019年9月Sep .2019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Journal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第33卷第5期（总第127期）Vol.33No.5（Sum.No.127）652019年9月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3卷第5期（总第127期）处，包括台地遗址、洞穴遗址、岩厦遗址、山坡遗址等多种类型。

其中台地遗址最多，约占所有遗址总数的41%；山坡遗址，约占所有遗址总数的38%；洞穴遗址约占所有遗址总数的16%；岩厦遗址约占所有遗址总数的5%。

其中，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主要有右江区的百达遗址、革新桥遗址、坎吞遗址，那坡感驮岩遗址，隆安大龙潭遗址、谷红岭遗址、鲤鱼坡遗址，田林八六坡遗址，田东福兰遗址、定模洞遗址、利老坡遗址，田阳坡落遗址等。

先秦汉代遗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较多发现，重要的遗存主要有武鸣马头元龙坡墓群和安等秧墓群、田东南哈坡墓和大坡岭战国墓、武鸣岜马山岩洞葬和独山岩洞葬等。

截至目前，共发掘先秦汉代时期墓葬和遗址共计10多处。

另外还在一些地点零星发现了不少先秦汉代遗物。

通过对右江流域早期考古文化遗存整理、分析和研究，右江流域新时期遗址大部分属于非贝丘遗址，该流域文化类型种类较多，文化因素复杂，既有来自本地的文化因素，也有来自周边史前文化的影响。

在上述这些考古文化遗存中，以百色革新桥遗址、百达遗址第二期遗存、坎吞遗址等为代表，属于革新桥文化类型；以隆安鲤鱼坡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属于顶蛳山文化范畴；以隆安福兰遗址、田林八六坡遗址和田阳坡落遗址为代表，属于福兰文化类型；以隆安大龙潭遗址、田东利老遗址和谷红岭遗址为代表，属于隆安大石铲文化类型。

先秦时期的岩洞葬以武鸣敢猪岩、岜马山、独山为代表，归属还不好确定，如独山岩洞葬，年代已经进入战国时期，其文化面貌与之前的岩洞葬比较有大变化；先秦时期的土坑墓以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至春秋墓群、武鸣马头安等战国墓群等为代表，暂且命名为马头类型。

汉代墓葬以普陀铜鼓墓和铜棺墓为代表，城址只有三江坡汉城，右江流域遗址和墓葬发现的器物都具有很强的汉式特征[7]。

总体来看，上述左右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关系十分紧密。

新石器时代都属于圜底绳纹陶器系统，磨制石器中有双肩石器；年代越晚，两地文化越趋同。

先秦时期，文化面貌相同性更多，如流行岩洞葬，陶器以圜底的釜罐类为主，磨制石器中以磨制精美的长条形斧锛类器物为主。

至汉代，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两地的原生土著文化逐渐衰落。

左右江流域两地地理位置相邻，考古学文化面貌随着时代越晚趋同性越强，表明它们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考古文化圈[8]。

二、左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价值申遗背景下，考古工作者对左江右江流域早期考古学研究收获颇多，开展研究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一）理清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产生背景左江岩画因其独特的人物形象、丰富的绘画内容以及绵长的分布范围，具有其他岩画不可比拟的唯一性。

左江、右江流域作为花山岩画的分布区域或者邻近区域，周边存在一大批属于共同考古文化圈的贝丘遗址、大石铲遗址、先秦岩洞葬、先秦汉代土坑墓群和花山岩画等文化性质不同的文化遗存，从年代衔接、族属和地域同一性等方面分析，这些文化遗存相互间有着密切关系，成就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产生与发展。

从文化发展序列看。

在左江右江流域，以宝剑山文化为代表的贝丘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4000年，属新时期时代中期和晚期；以那淋、同正和敢造第三期遗存等为代表大石铲文化，年代距今约4000—30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歌寿岩岩洞葬和舍巴遗址第三期遗存代表的岩洞葬，年代距今约4000—3500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以宝剑山A洞遗址二期遗存为代表的先秦岩洞葬，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时代末段至商周时期；以武鸣元龙坡及安等秧墓群为代表的先秦土坑墓，年代距今约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年，属西周至战国时期；左江花山岩画文化，年代距今约公元前256年—公元220年，属战国至东汉时期。

从时间段上，上述几种文化类型存在相互衔接的可能性。

从文化内涵看，贝丘遗址、大石铲遗址、岩洞葬之间存在叠压和共存关系。

如2014年在左江流域敢造贝丘文化遗址找到了贝丘文化与大石铲文化相互间的叠压关系，说明大石铲是在贝丘文化发生之后产生的文化现象[9]。

又如在武鸣弄山岩洞葬出土的7件大石铲在石料、器形及加工方法上与大石铲文化遗址或者地点出土的完全相同[10]，表明大石铲与岩洞葬存在一定关系。

再如2013年发掘的龙州宝剑山A洞遗址大致可以分为两期，上部堆积为岩洞葬，下部堆积为贝丘遗址，这是截至目前广西发现的唯一一组贝丘遗址和岩洞葬堆积叠压的关系，从地层关系上确认岩洞葬和贝丘遗址之间的早晚关系[11]。

从地域和族属同一性看。

历史上，骆越人活动中心应是在邕江—左江、右江流域。

如后晋刘昫《旧唐书·地理志》载：“邕州宣化县，有驩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

”[12]唐代“邕州宣化县”即“驩水在县北”，指的是在宣化县北即南宁北，当是今邕江及其上游右江，也就是说驩水即骆越水。

又如明代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66序中说：“牂牁西下，邕雍绥建，故骆越地也。

”[13]从地理空间概念分析，“牂牁西下”即牂牁西面区域之地为骆越分布区，也就是说“邕雍绥建”各地都是骆越地。

再如明末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今邕州（今广西南宁）与思明府（今广西宁明）凭祥县（今广西凭祥市境地）接界入交趾海，皆骆越也。

”[14]邕州、思明府、凭祥县地理位置均在左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

由于人类活动的延续性，左江右江流域发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先秦土坑墓等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也已被证实是骆越及其先民创造。

如李珍研究发现，南宁及其附近地区是广西史前文化中地方特点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域，贝丘、大石铲、岩洞葬三种文化是该区域史前文化最主要的类型[15]，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为骆越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张一民、何英德先生认为，创制和使用石铲的人们是骆越先民[16]。

谢日万、何安益先生指出，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应是骆越人的先民117]。

李珍先生主编的《广西岩洞葬》一书认为，桂西南早期岩洞葬的族属为骆越人[18]。

杨清平指出，左江花山岩画应是古代骆越人留下的遗存[19]。

总体来看，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左江右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文化发展序列清晰，贝丘遗址、大石铲遗址、岩洞葬、先秦土坑墓群、花山岩画等总体文化面貌一脉相承，且都与当地骆越族群息息相关。

由于人类活动的延续性，文化发展的延续性，成就了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生成与发展。

正如蒋廷瑜先生认为：“左江崖壁画应是当地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的产物，紧接着大石铲文化的结束，崖壁画产生的时代就到来了。

”[20]（二）建立左江花山岩画与周边遗址的关系近年来，左江流域新发现的遗址包括台地贝丘遗址、洞穴遗址、城址等类型，这些遗址类型与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