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

后来朱大可也去澳大利亚了，我觉得上海没劲，就在93年到了深圳。已经南下的同学对我说没到过广东、海南，就等于不了解大半个中国，来了一看果然有意思——想想看，当时深圳人平均年龄是27岁，是什么感觉？！93年我来深圳，跟汤桦在华渝建筑设计公司一起干。
94年我又到珠海，跟哥们一起承包一个综合甲级设计院，铁路、桥梁、隧道、工厂，什么都可以设计。虽然设计院牌子很大，珠海也整天叫“西部大开发”，但实际上根本没什么项目。我们接的几个小项目都是在蛇口打转，每周得坐船回来。在珠海只建成一个小项目，就是给规划局设计办公楼，设计费很低，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支撑又回到深圳，于98年出国。
2002年我又回哥大读博士，现在已经到博士第五年了。争取最近两年毕业。现在课程已经全部结束，除了写论文之外很自由。
Szhome：你的个人经历比我们想像的要丰富得多。在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之间关于穷人富人住房说的争论中，你曾对穷人和富人有没有必要进行分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可否跟我们的网友说说其中最主要的观点？
Szhome：那么发展商需要在其中做些什么呢？
朱涛：理性地讲，在保证经济适用房的供量上，任何社会都没有权力要求、也不可能指望发展商尽太多道德上的义务，主动为穷人大修房子。西方城市的经验在于市政府、州政府起到积极的政策干预作用。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理性的空间规划相结合的手段来平衡自由房地产市场、公众的基本居住、和城市社区人群多样化之间的关系。
二是购买或租用者的家庭收入一定要低于一定数目才符合条件。拿购买来说吧，每当一个住宅小区开发计划公布出来后，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就可以拿自己的工资表、税表去自由报名，购买其中的经济适用房，有时报的人太多了就通过摇彩来决定。而我国的经济适用房虽然也有个人收入、家庭需要等指标，符合标准可以报名，但其中很多人的收入是灰色的，有时是很难进行精确衡量的，还有很多人通过关系去买微利房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政府下大力气去应对。
朱涛：我的经历“颇带几分90年代色彩”。我90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大学毕业 ，按当年新政策的规定，不允许考研究生，我硬被分到设计院，不想去不行，想教书也不让，就这样在成都呆了一年。成都西南设计院有一个分院在上海，我那时候特别想去上海，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当时有个作家朋友叫朱大可，因为他让我特别向往上海的城市生活和文化环境。和设计院领导磨了一年多，终于在91年底转到了上海分院。之后才发现，上海的城市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精彩。新年除夕的晚上我想外滩上肯定会有好多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听新年钟声，当我从中山公园门口一路走到外滩时，夜里12点，黑灯瞎火的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太失望了。
Szhome：在国外，政府一般是怎么样做的呢？
朱涛：在西方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经验，除了大量政府修建的公共住宅和廉价出租屋外，一个开发性的居住小区不管地价多高，都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经济适用住房(Affordable Housing)。比如纽约市政府的经验就很有启发性。在1971年纽约处在全城住房危机时，市政府颁布了一项减免房地产税的法案，以大力鼓励发展商修建住房。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纽约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房价开始飙升时，政府又迅速修正法案以抑制这种趋势。政府将城市开发的“黄金地段”划为“特定区域”（Exclusion Zone）,其中包括曼哈顿大部分地区和布鲁克林区某些地段。发展商在“特定区域”中搞住房开发，必须修建20％的经济适用房或在其它地方修建与本开发量相当的经济适用房才能享受减免房地产税的优惠政策。在过去十年里，纽约房地产再次高涨，房价猛长，公众对该政策不足之处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强。政府开始再次讨论修改法案，其中一系列调整措施包括极大地扩大住宅开发的“特定区域”，并强制发展商必须在“特定区域”内修建20％的经济适用房（有提案甚至提出要将20％的比例提到35％）而不能以在“特定区域”外修经济适用房进行补偿，并且由以上政策调整为政府所省下的税收资金将全部用于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共集合住宅的建设上。
政府诚意引导良性循环
Szhome：这是不是就是你刚才一直提到的“政府诚意”？
朱涛：是啊。我一直认为政府的诚意作为是引导良性循环的根本。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地能卖多高卖多高，卖完以后政府拿完钱开发商开发就行了。虽然有个70％90平米的硬性规定，但发展商绕来绕去总能绕房的购买或租用价格必须得是在政策保护下稳定下来的价格，不能紧随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自由浮动，这样既可保证中低层收入者能真正买的起房子，又能杜绝房产炒家来炒卖经济适用房，要不然“经济适用房”就没意义了。相比之下，按我们现有的“70、90”政策，70％开发的房子是90平米以下的户型。政府只控制经济适用房的户型面积和开发量，却不去控制价格。这样会造成一种局面：经济适用房户型面积虽然小，甚至小到普通老百姓家庭用起来都觉得局促，但卖价却还是跟着自由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如果价格高到离谱，只让那些有钱有关系的炒家得利，老百姓还是买不起，那“经济适用房”的意义又何在呢？
Szhome：深圳市在执行“70、90”政策的细则中就明确规定每块住宅用地都要有70％是90平米以下的经济适用房。
朱涛：所以我认为深圳市政府有特有的魄力，在国家进一步解释“70、90”之前自行制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城市每个住宅项目中的70％必须是经济适用房。每个项目一视同仁，显得具体和公平，可以避免政府在平衡各年度住宅建设总量中70％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不公正的做法。但是如果政府单单控制户型面积，而不进一步通过税收补贴政策来支持发展商控制住经济适用房的卖价，仍然不会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
而且对城市的分区和发展的构想必须站在一个宏观、综合性的视点上，但现有发展商对城市的认知是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现在，发展商辩论者一方认为穷人富人分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顺从；另一方则感觉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却支支吾吾提不出合理的对策。
我认为这场辩论模糊了三个根本性的原则：第一，宝贵的城市公共资源，如城市中心文化、体育、商业设施和绿地、水景等，应是全体城市居民平等共享的，因此城市规划不能处处让富人“占便宜”、得方便，而把穷人“活该倒霉”地安置在偏远不便、各种资源都匮乏的城市边缘上和角落里；第二，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区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由多种社会阶层、年龄层的居民和多种文化因素相混合而成的区域。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城市中最宝贵的地段都在迅速被一个个四面围着高墙、自我封闭的富人居住社区所盘踞。这样的开发既割裂了本来连续的城市空间，也使得城市中心生活变得日益均质化。这样一种“单调的富人文化”其实不是城市发展的荣耀，而是城市开发失败的明证；第三，所谓城市规划中的“规划”一词是指城市决策者要对城市资源的配置和开发有一个综合性的计划，这就注定了“规划”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市场走，急功近利地被一些短期利益所操纵。
从公众知识分子到不妥协的建筑设计师访哥伦比亚大学在读博士、中国建筑设计师朱涛
作者:深圳房地产信息网 姜丰
【本期嘉宾简介】
朱涛--建筑师，纽约ZL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他于1990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获得建筑学工学学士。经过在成都、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七年的建筑实践后，他于1998年开始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研究生院，于2001年获建筑学硕士，并获该年度建筑研究生院的“优秀建筑设计奖”和“建筑历史与理论表彰奖”。他于2002年开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建筑历史和理论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习、研究期间，他还一方面通过写作广泛地探讨中国建筑、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他个人在中国的建筑实践。他于2006年获得纽约建筑师联盟资助的“the Deborah J. Norden Fund” 旅行-研究基金。
98年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2001年毕业，毕业后在纽约公寓中做深圳大梅沙的一个山地住宅设计竞赛，做着做着突然“9.11”了！我是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恢复航班的第一晚，在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军的监护下，‘冒生命危险’登上飞机回深圳送标的。我的方案中了标，为此来回跑了一年，最终却因为各种原因没修成，但这成了我第二轮在中国搞设计的开始。
房地产变革中的政府诚意
Szhome：政府的关注和参与已经表明了立场。你认为在国家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中，政策是否真的能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风向标呢？
朱涛：新政下的政府诚意才真正对引导未来房地产发展方向起决定性作用。比如关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局部工作都应该让公众了解，而政府的职责是要有一个很理性的规划，城市中心区的问题就要靠政策来协调。
公众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朱涛的经历与当时很多同龄的大学毕业生相似，也是走了毕业——就业——创业——深造的路线。其中最大的差别也许就是，他将每一段经历都变成了一笔财富，并在不断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向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地迈进。
Szhome:先跟我们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好让我们的网友对你更多一些了解。
朱涛：我认为仅仅由这几个发展商就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是很不正常的文化现象。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来积极讨论。我们社会亟需一批对城市建设有见地的“公众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城市问题的讨论。比如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不仅要通过职业设计，还要通过社会媒体和舆论，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和城市文化多样性保护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政府部门对城市发展问题的高瞻远瞩也是影响城市命运至关重要的因素。
最近他有两个设计项目得以建成：四川德阳华存希望小学（与李抒青共同设计）（2005年竣工），和深圳文锦渡长途汽车站综合体（2006年竣工）。
【采访正文】
深圳文锦渡汽车客运站刚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喝彩，有业内人士评价它不但有十足的现代气息，浑身上下还透着一种霸气和不屈服的味道，是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一个“不妥协的建筑”。感叹之余，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它的设计者——朱涛。其实这个作品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朱涛本人的性格那样，在学问方面实事求是，在实践上不断创新，如果不是亲身验证，绝不会轻易向任何观点妥协。
落实到穷富人分区问题上，如果政府接受前两个原则的话，那问题就很明了了：政府该担负起责任，尽快明确地制定出城市各居住开发地块的规划法规——每一个地块，不管处在多么“商机无限”的黄金地段，在开发中都要有一定比例的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这种在城市资源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进行综合配置的工作，不可能由发展商来做，政府必须承担起“规划”的责任。所以我认为今天政府的“70、90”政策，虽然在具体做法上还有问题，但在原则上是合理的，那就是政府在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公众居住问题上开始起积极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