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妈”不是掩饰缺位的标签

评论：“中国大妈”不是掩饰缺位的标签
2013年，“大妈”(Dama)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牛津词典，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社会中又多了一个特定群体。

在大众传媒上，大妈通常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她们席卷国内外各大城市的广场，在诸如《最炫民族风》等的劲爆音乐中翩翩起舞；她们出入国外的高档商场与国内的社区超市，以买打折鸡蛋的速度抢LV，也以买LV的热情挑选鸡蛋；她们出没于早晚高峰的公交车上，在上面择菜、抢座，与别人争吵……
我们啥事儿都喜欢打上“标签”，有了标签，我们就可以归类，然后价值判断就省事儿多了。

比如“中国大妈”，通常有这样的特征：年龄大多在55岁-65岁之间；大多曾经工作过，但已经退休；不再需要为生存奔波；有一定的购买力，却延续着当年的节俭；不掌握大众传媒上的话语权，曝光率却极高。

于是，自以为“高大上”的我们惹不起躲着走，然后通过“中国大妈”不擅长的键盘来对其进行各种勾画。

其实，我们的母亲也算是“中国大妈”中的一员，我们在标签化“中国大妈”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她们？确实，广场舞涉嫌扰民，公交车择菜涉嫌影响他人，而“争抢”一切公共资源则让“小清新们”打心眼儿里瞧不起。

但扪心自问，连国家都立法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我们自己是否做到了对长辈的关切？正如一些“中国大妈”说的那样，不跳广场舞在家干啥呢？我排队买鸡蛋不就是为了帮孩子省点儿钱吗？
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把“中国大妈”的种种行为放到大环境考虑，或许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挤公交、跳广场舞等是因为“有关部门”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做不到位；抢鸡蛋、贪便宜等难道不是从另一方面折射我们养老制度的不完善？养老金替代率低一直被“专家”说啊说，但能够得到实惠的，只是那些不用交养老保险的，而奉献了一辈子的只能拿着“基本养老金”糊口，所以，难免去扎堆去买便宜的东西。

客观来看，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都需要一定的过程，但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这些病灶，然后寻找破解方法。

“中国大妈”被标签化，也出现在10年前的80后以及现在的90后身上，被批“堕落的一代”已成为了过来人看年轻人的惯用眼光。

这就是以点带面的“标签化”。

但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间的各个群体都应该是彼此尊重求同而存异的。

如果哪一个群体的问题特别严重，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某种资源，在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分配时，产生了一些不均。

而不能说，某一个群体出现了问题。

把制度的责任与全体社会民众的道德问题，都具化到某个缺乏话语权的群体身上。

这个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都不需要把罪过强加到任何一个群体身上。

正视“中国大妈”，审视制度设计，远比吐槽有料得多。

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中国大妈”的存在，而我们也可能是被下一个标签化的群体。

我们在标签化“中国大妈”时，确实该想想：我们是不是也在或即将被标签化。

“中国大妈”，不是掩饰社会资源、公共服务缺位的标签，而应该是一剂提神醒脑的猛药，治治我们的旁观症。

（孙连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