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无以言说的孤独——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那无以言说的孤独

——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过年回家，预感会很无聊，就把刘震云先生的《一句顶一万句》下载到手机上。初闻这本书，源于这是一部茅盾文学奖作品。乍看书名，我还以为是一部描写文革的伤痕文学呢。文革期间，庄幽公曾谓：太祖之言，一句顶一万句。但翻开一看，全然和文革木有关系。

过年在家每个寂静的夜晚，我贪婪的浏览着电子书，每每把眼睛看的无比酸涩的才关掉手机，倒头便睡，这倒有些我小学六年级时看《三国》那如痴如醉的神韵。

纵观全书，言辞清新，简约凝练，丝毫无赘余之感，震云先生驾驭语言的水平可见一斑。

全书看完，我的总体感觉这部小说是在描述一种心境，那就是一个苦行僧怀着一颗浓浓的乡愁寻找心灵归宿的心境。

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障碍，这种障碍和关系的亲疏和距离的远近无关。亲如父子会因言语不和反目成仇；爱如夫妻会因无法交流同床异梦；亲如兄弟会因彼此不懂而分道扬镳。在作者的笔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而冷冰冰的根源在于无法有效的言语交流，更直白的说，是彼此的言语无法直击对方的心灵，无法了解对方真正在想什么。

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当他感到孤独无法言说的时候，他可以向真主说，向上帝说，向太上老君说，向释迦摩尼说……，但对于一个

没有信仰或者信仰不够强大而坚定的人来说，这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是致命的，是需要宣泄的。

有时，我们喜欢一个人，也许没有什么原因，唯有和他在一块时意气相投，志趣相近，简单的说可以痛痛快快、直言无忌的说话，彼此不用过多的顾虑，即使两人都不想说话，呆在一块也丝毫不显尴尬。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延津就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杨百顺出延津、牛爱国入延津，都是去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寻找一种让自己活得坦然、舒心的理由。杨百顺以为出延津能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牛爱国以为入延津能够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结果貌似都不大满意，杨百顺找到一个勉强能够和自己对上脾气的小孩——巧玲，然而最后却丢了；牛爱国则在延津只打听到罗长礼的传说。

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最后到罗长礼。这是同一个人，对于他而言，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如果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喜欢听一个叫罗长礼的人喊丧的话，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到晚年，当他回想当时出延津的动机时，他想到了罗长礼，正是这个人，让他踏上了出延津的路，同样也是找寻的路。

整本书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个人，上篇的主人公是杨百顺，下篇的主人公是牛爱国。中间起串联作用的是上篇中的巧玲，也就是下篇中的曹青娥。算起来是三代人，巧玲同样也是孤独的。作者在这里其实是想用长达三辈人的跨度去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孤独的，不是到哪一代或者哪一辈才有的。这种无法言说的孤独累及我们过去的祖祖辈辈及将来的子子孙孙。

正像书中所说的那样：“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由此，我们突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其实，想想现在，我们依然孤独，你可能会找一个人陪你一起孤独，也可能一个人孤独，但孤独的现状究竟无法避免。我们无法准确的从别人的语言中获得那些掏心窝子的信息；同样，我们的种种思考也无法让别人真正懂得。于是，人与人之间只能物理上很近但化学上却不反应的活着。这是很累的。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但这样的狂欢有时显得特别单调，特别凄凉，特别无力。在人潜意识里总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可以掏心窝子的人同他一起孤独、一起狂欢。正像全书最后的那两个字“得找”，找到可以说的来的那个人。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迅翁如是说，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样的知己再有幸是红颜色的，那我就真的此生无悔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