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以及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以及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我国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资本现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和融资效率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1.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的重要指标，是评价商业银行风险承受能力的重要标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较高，符合监管要求。
2. 资本结构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以股本和储蓄存款为主，其中股本占比较高，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更多依赖外部融资。
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居民和企业，这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 资本利用效率在资本利用效率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上存在着较低的资本利用率问题，资本利润率偏低，资产负债率偏高，资本回报率不高，资本利用率较低。
二、融资效率影响因素分析1. 利率水平利率是影响商业银行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间市场和同业市场融资，受到市场利率的波动较大，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产生重大影响。
2. 客户需求商业银行融资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和个人客户，客户需求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规模和成本。
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贷款需求减少，导致商业银行融资需求下降，进而影响融资效率。
3. 监管政策监管政策是影响商业银行融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监管机构的政策举措对商业银行融资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影响商业银行的融资规模和成本，进而影响融资效率。
4. 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的融资效率产生了深刻影响。
通过创新技术手段，商业银行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提供更加便利和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对策和建议1. 加强资本管理商业银行应加强资本管理，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加大资本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合理配置资本，提高资本利润率，提高资本回报率。
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效率分析
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效率分析投资是指将现有的货币、财富或其他可变现的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以期获得回报和增加财富的行为。
资本市场是指通过证券交易平台进行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买卖的市场。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行分析。
1. 投资效率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决策是否能够在给定风险下实现最大化回报的指标。
有效的投资应该是能够在相对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最大化回报的。
然而，投资效率的实现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直接影响投资效率。
投资决策需要基于充分而准确的信息，如果投资者在获取和分析信息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导致决策的不精确和失误。
其次，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也会影响投资效率。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容忍度不同，因此他们在投资决策中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同时，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也会使他们更倾向于特定类型的投资，从而影响到投资效率。
最后，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和交易成本也是决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信息透明度越高，投资者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成本越低，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
交易成本的降低也可以促进更高效的投资行为。
2. 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的效率指的是市场上资金分配和价格形成过程是否公正、公平、高效。
从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应该是信息公开、表决权充分发挥、交易成本低廉的市场，以实现有效配置资金，确保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得公正的交易回报。
然而，在实践中，资本市场的效率常常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意味着市场上某些参与者可能拥有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不公平的交易优势。
信息不对称不仅与投资者个体相关，也与公司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和市场监管有关。
此外，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非法行为也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
这些行为扰乱了市场上的交易秩序，使得价格无法准确反映资产的价值，使合法投资者无法公平参与市场交易。
3. 提高投资与资本市场效率的建议为了提高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效率，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强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现状、特征及影响分析
202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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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 户下的投资收益基本上是递增的，从原先的负的收 益增长到 2009 年的 285.48 亿美元，虽然中间有些 波折，但是总体形势是好的。1998年至2001 年， 中国对外投资收益是最少的，这主要是受到亚洲金 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有着不少的投资，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这 些国家的投资受到了一些损失。2005 年以后中国 的对外投资收益在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负数之后终 于变成正的收益，从 2001 年的-186.19 亿美元到 2009 年的 285.48 亿美元，九年期间增长了 471.67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 52.4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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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其他投资情况
其他投资包括贸易信贷、贷款、 货币和存款、其他资产和负债， 按照期限不同有长期和短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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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其他投资情况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 越来越深化，我国在包括贸易信贷等其他投资 方面的资本流动也迅猛发展。从 1997 年的亚 洲金融危机到现在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其 他投资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在亚洲金融危机 期间其他投资表现的是流出状况，2007 年世 界经济危机也表现出流出的状况，两次危机之 间的表现是总体流入的状况。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 现状、特征及影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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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国家 或地区转移 到另一个国 家或地区；
主要反映在 国际收支平 衡表的资本 与金融账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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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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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市场功能与效率的现状分析-最新范文
我国资本市场功能与效率的现状分析资本市场的功能和效率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存在一系列缺陷,就其本质而言,是与我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经济体制、制度及其关系紧密相联的。
这些缺陷造成资本市场配置的低效率,使市场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
也正因如此,研究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的功能与效率问题才显得更有必要。
一、资本市场功能与效率研究综述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资本市场功能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是筹集资本、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体制创新。
曹凤歧(2003)认为,资本市场除了以上功能之外,还有产业结构调整功能,资本资产定价功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展示功能,地区知名度的宣传功能。
刘义圣(2005)认为,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功能是：资本市场是反经济周期的”避震器”,是通货膨胀的”减压器”,是通货紧缩的”舒张器”,是金融风险的”分化器”以及产业结构的”调节器”。
任志宏(2002)认为,资本市场具有价值评价职能和财富再分配职能。
关于资本市场效率的分析,最著名的莫过于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EMH,the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理论公认的权威法玛Fama(1970)在其经典文献中将市场有效性定义为：在金融市场上,证券价格总是充分地反映可得到的信息。
EMH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判断资本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一种方法。
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要看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具备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定价机制,以及在其作业下的金融产品的价格能否准确反映与该价格相关的各种信息。
如果金融资源配置是有效的,那么,各种金融产品的价格就应当正确地反映其内在价值,并使各交易者的边际投资收益率趋于一致,超额利润现象得以消除。
相反,如果金融产品对各种信息反应滞后,就意味着信息传播的低效率和金融交易者对信息反应的迟钝,这种情况下的金融资源配置必然是低效率的。
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型有效和半强有效的资本市场有效理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动力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动力分析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国家之一。
国家对外投资的目的多种多样，既有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国际化战略的要求。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动力。
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之一是区域分布广泛。
中国企业的投资目标涵盖了全球各个地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一些重要的新兴市场。
例如，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国家和东南亚等地都是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地。
这种广泛的区域分布不仅有助于中国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和资源，也为中国和投资目标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
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之二是行业覆盖面广泛。
中国企业的投资领域涵盖了多个行业，包括能源、制造业、金融、房地产、科技等。
中国投资者在全球能源领域的投资尤为突出，如石油、天然气、非常规能源等。
此外，中国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也是重要的部分，通过建设海外工厂或企业收购，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国内产业升级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动力。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内一些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需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可以获取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促进产业的升级与转型。
其次，国际化战略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之一。
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国际化战略已成为许多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可以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
此外，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引导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力。
中国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投资的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投资便利和优惠条件。
例如，中国政府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相关项目的投资和合作。
最后，全球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出现了新的增长点和机会。
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抓住这些机会，拓展市场份额，提高国际竞争力。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一、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逐渐显现出来。
本文将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影响因素。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
在战争之后，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财富的流失，这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一批勇敢的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敢于试图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并在不断的尝试中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雏形。
其次，外来资本的引入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如近年来，中国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的成功表现，使得国内的创新和生产都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同时加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最后，经济制度改革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不断变革，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健全。
这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风险管控机制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必要因素，在繁荣列强国家的经济历史上都具有代表性的因素。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的。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演变。
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思想架构是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君主制度和儒家思想的传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商业是被贬低的，而农业和手工业是被推崇的。
但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思想流向，使得新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进入了中国社会。
其次，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的机会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吸引了海外投资和技术，这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幅度提供了契机。
不断成熟完善的经济体制也吸引了更多的商业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发展，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最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内部因素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具有一定资本积累能力的人更容易借助新经济环境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财富，由此加速其自身发展。
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效率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效率探究导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进步和竞争力。
本文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进行探究，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1.1 投资行为的定义投资行为是指企业为得到预期的收益而进行的各种资本投入活动。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行为不仅仅局限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还包括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其他领域的投资。
1.2 投资决策的因素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受到浩繁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盈利能力、融资条件、市场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等。
公司盈利能力是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若果公司盈利持续增长，将有更多资金可用于投资项目。
融资条件直接影响着投资活动的规模和速度，融资成本低的公司更容易进行大规模投资。
市场需求是企业投资的基础，只有有利的市场需求才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
政策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政府的相关政策会促使企业加大或缩减投资。
1.3 投资效果的评判投资效果是对投资行为的评判，它反映了企业资本运作的效率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
通常可以从投资回报率、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多个角度来评判投资效果。
二、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与效率的实证探究2.1 数据来源与选取样本本文使用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SRC）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作为数据来源，以2010年至2020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效率进行实证探究。
2.2 投资行为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干系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干系。
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增进公司的扩大和进步。
此外，投资决策引起的业务收入增长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2.3 融资条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探究发现，融资条件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资本市场不同制度下的投资效率分析
资本市场不同制度下的投资效率分析一、投资效率投资效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投资所得的利润与投资所需的资金相比较的效率。
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投资效率=(投资获利-投资成本)/投资成本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投资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获利，二是投资成本。
投资获利越高，投资成本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
二、资本市场制度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制度不同。
在传统制度下，资本市场顶端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制定规则，调控市场。
新型制度下，市场受到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支配。
下面将介绍传统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及其优缺点，以及新型资本市场的优缺点。
1. 传统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在传统制度下，资本市场是由政府来管理的。
政府有权发行债券，发挥公共投资的作用，也有权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政策来影响资本市场。
这种制度优点在于，政府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可以为市场注入大量的资本；同时，它也可以通过管理和调控控制市场膨胀。
然而，这种制度也有缺点，其中最显著的是政府的干预可导致市场的僵化，效率低下，同时也可能会产生腐败。
2. 新型制度下的资本市场在新型制度下，政府逐渐减少了对资本市场的管控和干预，而将决策权和控制权交给市场和投资者。
这种制度的优缺点是与传统制度相反的。
市场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需要投资者和市场来推动市场的增长。
市场的增长和发展依靠于市场的合理调整和市场接受信息的能力。
三、不同制度下的投资效率1. 传统制度下的投资效率在传统制度下，政府会干预市场，优先考虑重要部门的资本需求，这样会导致市场能力的分配不平等，而不是考虑市场的利益。
此外，政府开展的一些项目往往是为了符合政治利益而非市场需求，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利益不一致，政府的投资效率很低，难以实现市场发展。
2. 新型制度下的投资效率在新型制度下，市场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市场和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管理投资资金，这样会很好地维护市场的利益。
怎样看待投资的效率
怎样看待投资的效率记得有位高手说过一段话，投资就是概率、赔率和效率（三率）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
其中的效率，就是讲的投资中的时间价值。
价值投资者常说，时间不值钱，只有价值永恒。
价值只会迟到，不会缺席，股价迟早会反映内在价值。
对于时间的价值，我们可以听到市场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另一种则认为投资中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
今天早晨醒来，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思维方式》，其中讲到成本思维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常说，人生最贵的不是金钱，而是时间，它是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资源。
可不幸的是，自打我们从降临人世的第一天开始，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这笔资源在一分一秒不断损耗。
于是，很多人便开始关注投入产出比，争取想在同样的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大的收益。
除此之外，人生的命运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
因此，高手才往往更加在乎成本，并越发重视每一次时间投入所带来的效用。
换句话说，未来不可预测，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时间的数量，但却能把握自己时间投入的质量。
倘若我们想更有效的利用好时间，获得稳定而持续的成长，那就不得不具备一种“成本思维”。
“机会成本、沉没成本、边际成本，这是微观经济学中最常提及的3个成本要素。
而这三者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与时间有关。
比如：沉没成本决定了人们如何看待过去，边际成本决定了人们如何对待现在，机会成本则决定了人们如何面对未来。
”从股市投资的角度来理解这段话，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为此我思索了很多。
比如如何看待沉没成本的问题，让我想起了套牢和止损。
一只股票买进去，可能赚钱了，也有可能选股错误，或者买入时机不对，而出现浮亏或套牢，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处理这些被套的头寸，是严格按规则止损，还是死扛等待解套。
有很多人认为，股票被套牢，不是真正的损失，而是暂时被套住了，守一守会涨回来的，有些人压根儿就没有止损的概念。
随着越套越深，他们索性卧倒装死，甚至修改密码不管了。
资本市场与投资效率分析
资本市场与投资效率分析在当今的经济社会中，资本市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是实现资金流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之一。
然而，资本市场的运作是否高效、是否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了许多投资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本文将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分析资本市场，并探讨其对经济的影响。
首先，了解投资效率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至关重要。
投资效率指的是投资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以及投资者是否能够在市场中获取稳定且可观的回报。
在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中，资源能够迅速流向具有高增长潜力和良好经营业绩的企业，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同时，投资者能够获得基于信息披露和透明的市场环境下的公平竞争机会，以获取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
然而，在现实中，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资本市场中，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大型机构投资者和研究机构往往能够获取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并且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获取超额收益。
相比之下，个体投资者往往无法获得同样的信息来源和分析能力，因此难以做出准确的投资决策。
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非理性行为和价格波动，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
其次，交易成本也会对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交易成本包括佣金、手续费和税务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很难频繁买卖股票，无法灵活地调整投资组合，从而限制了投资者的收益。
此外，高交易成本也可能使一些中小投资者望而却步，使得市场流动性下降，进一步影响了投资效率。
另外，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有效性也是决定资本市场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如果市场监管机构对市场中潜在的违法行为和欺诈行为能够进行及时、严格的监管和处罚，那么市场参与者就会更有诚信意识，投资者的权益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相反，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容忍违法行为的存在，那么资本市场就会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投资效率也难以得到提升。
浅谈我国的投资率状况
浅谈我国的投资率状况浅谈我国的投资率状况摘要：我国投资率近些年一直处于居高不下状态，受经济发展和行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的高投资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要客观的认识我国的高投资率现象，一方面要分析导致其形成的因素，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措施引导其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尽量避免负面影响。
本文将从我国投资率的现状、其成因来正确客观的看待我国的投资率，并提出一些方法以适当降低投资率。
关键词：投资率成因认识对策一、我国投资率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提高，引发许多专家学者得出“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并引发诸多问题，投资率过高、增长不可持续”的论断。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逐步上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45%，1991～2000年平均为37.8%，2001～2010年平均为42.33%。
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 ～2010年分别为43.9%，47.7% 、48.61%，2006～2010年平均为44.74%。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近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
我国的高投资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我国正处于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发展阶段。
以始于2002 年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为标志，我国总体上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还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按照世界发展规律，这个阶段是投资大幅增长的阶段，在工业化过程完成之前，投资率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而且，我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大国，具有典型的后发性质。
地方政府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对投资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地方政府举债搞建设现象相当普遍；所获得的巨额土地出让金助推了政府投资；违规使用专项金搞建设；依托优惠政策主导“过度招商”；高校在软约束下借债搞扩建；国企大幅增加的利润也成了扩大投资的重要来源。
我国投资规模的历史变化及特征分析
我国投资规模的历史变化及特征分析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新增资本存量来源的投资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点就是快速地集中并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形成和积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社会和产业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形成了以大规模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三大需求的构成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呈现出历年居高不下的态势，年间投资率年均达到。
因此，理解投资规模对于研究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的历史数据，详细分析了我国投资规模的历史变化以及特征表现，并相应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投资规模基本概况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我国的投资规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其中《中国统计年鉴》的第五部分涵盖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概要性数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则是收录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最详细、最具体的数据。
基于研究的全面性，本文尽可能地收集了年以来投资与建设规模的历史数据。
二、投资规模的历史变化及特征分析（一）、资本形成总额双双高速增长，最近年增速均略有加快年累计达万亿，其中年累计为万亿，占比。
年年均增长，年年均增长，增速略微有所加快。
年累计资本形成总额达万亿，其中年累计资本形成总额为万亿，占比。
年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年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增速同样略微有所加快。
（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年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亿，其中年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亿，占比。
可见，共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于的年间。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年年均增速升至。
年属于最近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基调定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经济和投资过热”。
中国的资本存量与投资效率
A New Estimate of China＇s Capital Stock
作者： 林仁文[1,2];杨熠[3,4]
作者机构： [1]浙江财经大学;[2]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3]华东政法大学;[4]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出版物刊名：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页码： 72-88页
年卷期： 2013年 第9期
主题词： 中国资本存量;经济折旧率;永续盘存法
摘要：本文通过吸收资本存量（K）研究的已有成果，改进了资本存量估算中经济折旧率为常数的假定，采用时变经济折旧率重新估算了1952-2010年全国的资本存量。
我们发现，以本文测算的时变经济折旧代替以往常用的固定折旧率，同时采用永续盘存法的原始公式代替常用的简化公式，有助于提高K估值的准确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估算了宏观资本回报率，与多数文献所认为的宏观资本回报率具有长期下降趋势不同，我们发现1978-2007年中国宏观资本回报率呈长期上升趋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王文雷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直接带动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越式发展。
本文从投资规模、地区分布、投资行业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原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对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地区分布一、引言加入WTO以来，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Unctad，2004）。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
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ODI）增长较快，但这种较快增长势头是否可以持续？哪些因素制约着我国ODI的增长速度和质量？我国ODI有哪些特征和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
因此有必要深入全面分析我国ODI特征及其成因，从中发现投资过程中的问题，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及现状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从1982—2010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1991年）。
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试验性的，并且在国家严格管制以及资金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
几乎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都是国有贸易公司及其他国有企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但投资额在整个时期很小，平均每年流量为5.3亿美元，到199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53亿美元。
我国投资效益分析——问题、原因及对策
我国投资效益分析：问题、原因及对策——理事、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关勤学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是最为活跃的领域，也是“最为动荡不定的领域”。
投资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双重作用，在短期内表现为需求，而在长期则表现为供给，是联结需求和供给的重要环节。
因此，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投资就成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则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投资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投资效益不高。
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效益是关键因素。
投资可以通过多冲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主要途径有：投资→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投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投资→知识进步→经济增长等。
因此，考察投资效益可以从以上途径入手，从投资要素的投入规模、投资结构及投资促进知识进步等方面来考察。
一、我国的投资效益有待提高（一）投资规模过大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加快工业化进程。
从总趋势上看，我国存在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
这一点主要从资本形成率及固定资产投资率两个角度来看。
1.资本形成率（投资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资本形成率也称投资率，是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
近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
2002年，资本形成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19.9%，低收入国家为19.7%，中等收入国家为22.9%（其中上中等国家为19.0%，下中等国家为25.2%），高收入国家为19.0%。
而我国同期的资本形成率高达39.2%，2004年则又提高到43.5%。
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和资本形成率过高相对应的是，GDP中另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最终消费所占比重过低。
从GDP构成来看，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导言中国资本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改革。
然而，人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是否有效一直存在争议。
本文将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原因。
背景资本市场的效率是指市场能否有效地反映出相关信息的能力。
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应该能够充分利用信息，使价格能够快速、准确地反映出相关的基本面和风险。
如果市场不是有效的，那么价格可能会出现偏离基本面的情况，从而导致投资者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
弱式有效市场假说弱式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本市场中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过去的所有公开信息。
换句话说，投资者不能通过分析过去的价格数据来预测未来的股价走势。
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很多研究表明，市场上的价格往往容易受到媒体报道和市场情绪的影响，从而导致股价出现明显的偏离。
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公开信息和内幕信息。
投资者不能通过分析公开信息或内幕信息来获得超额的收益。
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内幕交易和信息泄露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内幕消息被泄露出来后，股价出现剧烈波动，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
强式有效市场假说强式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的公开信息、内幕信息和技术分析。
投资者无法通过任何方法来获得超额的收益。
然而，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一些研究表明，技术分析仍然能够在短期内为投资者带来一定的超额收益。
这可能是由于市场中存在一些参与者对于技术指标的关注，从而导致股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
原因分析中国资本市场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不同参与者对于同一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
在中国资本市场中，由于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完善和观念的转变，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大型股东和内部人士可能拥有更多的信息，从而能够在信息公开前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
盈利模式不健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往往存在盈利模式不健全的问题。
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研究
现代经济信息138国有企业投资效率问题研究王琳淋 东北财经大学摘要：自1996年以来，中国企业投资效率在不断的上升，但与此同时投资效率却反而下降，即我国当前的高投资率是以资本利用的效率为代价换来的，过高的投资率导致了大量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
本文通过讨论我国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具体表现及现状分析，阐述了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严重性，论文重点讨论了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就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得相关解决措施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高管团队中图分类号：F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8)022-0138-01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极其稀缺且珍贵的资源。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制约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使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了企业财务部门乃至整个企业的核心问题。
而投资则作为企业资源配置的主要环节，它会通过影响现金流的方向等，来影响整个企业的运作与发展，进而影响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为主的最终目标的是否能够实现。
一、投资效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意义针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而言，国有企业是这个整体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投资行为不只决定着其本身是否可持续发展，更是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已有多个文献表明，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结构背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就有着投资高、回报低的非效率行为特点。
即国有企业占有着我国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却并不能完全开发出其价值，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负作用。
因此，研究投资效率对我国国有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国有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因素据研究发现，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如公司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企业高管背景特征、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文化差异等，在本文中根据其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选取了两个较重要的因素——公司高管团队薪酬差距；企业高管背景特征，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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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的投资效率以及资本形成的总量特征*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1 引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持续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不仅在所有转型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超过了东亚‚四小龙‛在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60-80年代）的增长记录。
但是，在进入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以来，增长率却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参见图1）。
于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并维持它的增长格式，开始受到现有经济研究文献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张军2002a,b，Rawski, 2002, Qin and Song, 2002）。
尽管中国是一个体制转轨的经济，但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却类似于新兴工业化战略的模式，并可定义为工业化推动型的（张军，2002b）。
中国曾经有超过70%（现在为63%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但是，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的却不是农业部门（只有80年代初期是个例外），而是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扩张。
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而来自农业部门的贡献只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
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上是一个由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驱动的。
因为制造业的这个角色，因此，同样与东亚经济的发展经历相类似的还包含贸易部门在经济增长中的极其重要性。
尽管东亚经济在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与在中国的不同的模式，但是在出口促进和贸易扩张上，中国与东亚经济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今天，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
但是，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均是与中国的经济*本文完成于作者在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执教期间（2002年9月-12月）。
写作本文的最初动机是来自两方面的。
一是想为我的另外两篇讨论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论文（张军，2002a,b）提供一个‚脚注‛。
那两篇论文主要研究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
而这一篇论文则侧重于对投资效率变动的分析，并通过揭示投资总量的一些特征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性质与源泉。
二是有感于今年6月我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看到的陶和吴（Toh and Ng, 2002）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东亚经济和新加坡的投资效率的论文。
他们的这篇论文让我直接产生了专门去著文讨论中国的投资效率的欲望。
另外，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教授(Rawski, 2002)最近也有一个关于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简短评论，并且在给作者的邮件中罗斯基教授特别提到，尽管有少数的研究论文出现了，但是总体来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尚未引起（西方的）经济学家足够的注意。
本文无疑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将有更多的讨论加入进来。
该研究的结果归属于由我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资本形成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2）。
我指导的研究生陈诗一在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面为我提供了热情的支持，在此表示谢意。
不用说，文责自负。
1但是，在很多研究文献里，贸易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常常被严重地低估了。
这个谬误的产生导源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的‚净出口‛项目。
‚净出口‛是出口与进口的差，等于贸易的余额。
这个余额在总体上只占中国GDP的1-2%，因此，要核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那么‚净出口‛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在经济出现贸易逆差时还会在实际上降增长主要依赖制造业部门的这个事实相联系着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80%为来料加工和制成品的出口，其中一多半来自于外商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企业。
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外商资本大多数集中在制造业部门。
如果以上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所依赖的增长机制与早些时候的东亚经济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都是依赖快速的工业化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需要指出的只是，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与东亚经济增长机制的这个相似形在中国是以不断增长的区域极端化（即工业化不断朝东部和南部沿海集聚）过程而表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与‚东亚奇迹‛在增长模式上表现出来的地理特征是不同的2。
因此，从整体上说，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大量文献（例如，Young, 1993; Lau and Kim, 1992; Kim and Lau, 1996）虽然主要针对了东亚经济，但对我们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发生机制并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都是至关重要的3。
在理论上，工业化类型的增长格式接近于新古典的增长模式。
较高的储蓄率和快速的资本形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但是，随着资本密度的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出现递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应该能维持更长的低GDP的增长率。
因为这个道理，大多数研究都一致地认为，在中国所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贸易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有的研究结论甚至是，在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中，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内需拉动的。
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之后，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向性‛的判断事实上已成为‚共识‛。
因为总消费和总投资占了中国GDP的90%，就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内需‛而推动，似乎该是一个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个常识却可能导致一个谬误。
应该不难想象，消费、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
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言，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其他部门的贡献往往可能更大一些。
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在没能确认出口对构成GDP的其它支出项目的影响力度之前就简单地从GDP的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然就等于忽略了出口对其它支出项目的‚间接贡献‛的大小。
因此，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是有会严重低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嫌疑的。
正确的估计方法之一是，要首先估计出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影响，然后再去估计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小。
而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真正去做研究了。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而且开始有人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重新估计出中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份额。
例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2）最近的研究就是先估计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积极影响，之后再对出口增长可以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大小进行估计。
他们的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出口增长10%就可以拉动1%的GDP增长率。
卢荻（Lo, 1999）则研究了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确定出口和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但新的结论似乎跟我们的直觉更贴近了一些。
2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差异是近年来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文献（如魏后凯，1997；刘树成等，1994; Demurger, et al, 2001; Liu et al, 1999）。
3杨格（Young, 1993）在‚来自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教训：一个不同的观点‛一文中对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技术性的处理方法，他的结论更加直截了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最重要的特征并不在于他们的制造业具有不寻常的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是在于他们成功地扩张了制造业的投资和就业，因此才享有‘工业化’的头衔‛。
而克鲁格曼(Krugman, 1994)则用非技术性的语言评论了‚东亚奇迹‛的增长模式，是一篇俏皮的文章。
费利普（Felipe, 1999）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东亚经济增长和效率变动的非常漂亮的文献综述。
时间。
只要资本的形成能够吸引并匹配更多的劳动，中国经济离开增长的‚稳态‛还将有相当长的距离，经济增长的空间还会很大。
但是，我们的经验观察表明，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却发生了显著而快速地上升。
这对于一个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而言，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资本密度的显著上升通常只是在经济的发展接近于实现充分就业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
而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应该是一个常识。
可见，这个提前出现的‚资本深化‛现象的背后是有体制上的原因的。
而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是一个需要在中国的投资体制中才能得到较好解释的现象。
中国的投资体制的特征以及对中国资本形成的效率的影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
不过，正如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资本形成是由地方政府的局部增长目标决定并在一个非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相互竞争的结果（张军，2002a）。
这样的投资体制造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地方经济的投资结构和经济的部门结构更加趋同而不是相反（Young, 2000）。
总量的投资远远高于在一体化的市场体制下的最优均衡值（Qin and Song, 2002）。
由于过度地投资，大量的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从而赢利能力恶化）的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这些年来出现了持续而显著地下降趋势。
过度的投资同时也减弱了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袁志刚主编，2002），制约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尽管有不少的文献揭示了中国投资体制的上述问题，不过，在现有的文献里，对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如资本形成率、投资的部门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还缺乏系统的经验考察。
本文的目的就是集中讨论中国的投资效率的变动以及与资本形成的那些总量特征之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投资的低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抑制作用。
本文简单地由以下5个部分构成。
除了引言之外，在第2节我们来观察和讨论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模式。
然后，在第3节分析资本密度的上升。
第4节讨论资本形成的一些总量特征。
最后是本文的基本结论和含义。
2 投资效率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ICOR）‛我们知道，资本相对于产出增长的速度表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
因此，观察资本生产率变动的一个量标就是观察‚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率。
依据索洛（Solow, 1957）发展出来的关于增长核算学的一个简单分解方法，在不变的规模报酬、外生的技术进步和竞争市场的假设下，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成：g y = αg l+(1-α)g k + e其中，g y, g l和g k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
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差，或者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它可以反映或者捕捉技术或动态效率的变化。
经过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到资本-产出比率增长率的表达式：g k-g y =α(g k-g l)- e或者g(K/Y)= αg(K/L)- g(TFP)此式表明，在新古典生产理论的假设条件下，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是资本-劳动比率（即人均资本或者称为‚资本装备率‛）变动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率之间的‚净效应‛的结果。
如果资本-劳动比率或要素的密度保持不变，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全部转化为资本-产出比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