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摘要:这些学说或理念所进行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认可关于对“发展”被建构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思与批判，而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则是真正对发展主义的抛弃，对于更深刻的认识发展以及以高收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所带来话语权的建构问题有更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发展主义、被建构的发展、工业化、现代化、后现代主义

正文：发展主义话语，产生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初期各国掀起了一股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甚至为唯一目的的“发展热”。

以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话语权的重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是存在诸多弊端的。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虽然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情况，但是存在着许多忽略的问题及矛盾。

首先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来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使“福利”、“进步”、“生活质量”无形中掩埋在偏好“经济增长”的话语中，对于如安宁愉快的心境的质的改变的忽略，国民生产总值会提高，然而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忽视了人类真正的福利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将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的弊端还在于：盲目的增加一些奢侈但并非生活必需品的制造，这种指标本身还存在问题，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对于拥有固定财产所带来的损耗却被排除在计算之外。例如居住者搬出一栋年久失修的楼房重新添置新房，新添置的楼房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里面，而被抛弃的旧房却没有在不使用之后被扣除出国民生产总值，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栋旧房的地方如果还要重新建房，那么还要将把旧房摧毁之后又修建，不仅要增加固体垃圾，而且在这个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对于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却置之不管。

在发展被建构出来的现代社会里面，以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作为最核心的目标，对于人的目标来说就是追求无穷无尽的财富，以经济增长为计划指标让在指标之下的人们越来越盲目的追求理性、指标、物质甚至是符号，无穷无尽的欲望让现在社会的人们无限的追求和积累资产，让自己成为无穷无尽欲望的代名词。发展被建构

控制下的欲望无限的社会反而成为制造贫穷的源头，因为相对的资产、符号、指标的匮乏就是相对的贫困。然而回望一下我们祖先时期的原初丰裕社会并不存在欲望的无限，如以经济增长作为计划指标的范式并不适用于原初社会的采猎部族，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积累物质资财，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他们利用天然的资源以及遵循原始的道德来生活，没有无穷的欲望以及追求，对于物质的欲望也是十分容易获得满足的，却比现在的人生活更安宁快乐，难道安宁快乐的生活不是我们现代的悲哀，也是发展建构下的现代社会带来的对人的摧残。难道我们就能说发展被编造发明给所谓的现代化社会下的人带来的是一种进步、一种福利吗？

工业化、现代化被视为所谓的能到达建构出来的“发展”的重要环节，将工业化（或所谓生产性产业、科技产业）置于经济增长一直发展的中心位置是各种发展主义的通病，工业化脱离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只是纯生产或技术本身是无法促进经济真正发展的，如将讨论日本经济的焦点放在高科技上，但是忽视了日本大企业号称以达到所谓“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实际却更多的是与当地的大企业和政府垄断或操纵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有关，由此看来，将发展专业化和体制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在建构“工业化”话语的背后隐藏着发展主义建构最真实的阴谋—即高收入国家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垄断。看似各个边缘国家都可以通过创新及产业化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实现真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低收入国家被套入到这个阴谋的圈子里面的时候已经预示着被高收入国家管理和控制的窘境了。

在发展专业化和体制化以及发展已经被建构的世界市场，无处不在的发展主义陷阱不断的侵蚀着低收入国家的国家经济，也无处不在存在危险信号需要低收入国家提高警惕。20世纪60、70年中、低收入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伴随而来的是高收入地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污染性工业的外移，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在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造成的消费不足，导致工业生产“过剩”，进入了另一个经济长周期低谷，对与低收入国家来说，工业化不仅不是灵丹妙药，更可能掉进发达地区把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给贫困地区的陷阱。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均程度不仅没有随着低收入地区的工业化而缩小。而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富裕是建立在对稀缺资源垄断和对大多数人口的排拒剥削之上得以实现的。

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发展主义话语受到了各种各类学说批判和反思，生态主义是其中之一。生态主义分为“一般生态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等派别。一般生

态主义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发展主义下的高收入国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问题，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严重的工业，给这些国家的生态问题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本质上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造成的。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全球性的人类生存危机，更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当然与工业化进程直接相关，并在发展话语权之下将危机转嫁给在他们支配控制下的低收入国家。一般生态主义强调从技术层面进行解决，认为通过稳定人口、控制资本增长、将经济活动的重点由物质产品的制造转移到教育、卫生服务业等技术对策来解决，而生态社会主义更强调从制度层面进行解决，主张通过实施分权、地方自治、分散的经济等方式来消灭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综上所述，生态主义主要从发展造成的生态问题方面进行反驳，对于高收入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对于生态问题主张从控制人口、控制工业资本增长等技术层面和以基层民主为核心的制度层面两个方面进行解决。但依然是站在发展被建构的角度上来分析的。

同时可持续发展观也对发展主义提出了批判。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1986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并在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将“可持续”加在“发展”上，可持续发展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更符合逻辑的发展主义理念，属于发展主义的范畴，但是是一项更符合人类生存的发展理念，把环境因素放在了人类发展的重要位置。实质上是对于发展主义的改良，但低收入国家仍然摆脱不了高收入国家的生态转嫁危机。

面对这一些发展建构的陷阱以及发展的专业化和体制化，产生了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如：计划经济、世界极理论、脱钩理论和“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的理论之间的争论，始终都逃离不出发展主义的圈子，都是将经济增长作为其核心概念进行的讨论，因此扮演着维护发展主义范式的共犯角色，这些理论都意识到了的高收入或核心国家通过建构发展已到达对低收入或边缘国家的控制与管理的阴谋，但是始终还是逃离不了被高收入国家建构的“发展”，的陷阱里面，都把建立在高收入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当做是实现人类发展的核心价值，从而在只能被限制在发展主义的圈子里面对于存在的不平等等问题进行讨论和改良，并无法开拓新的话语空间。

这些学说或理念所进行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认可关于对“发展”被建构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思与批判，而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则是真正对发展主义的抛弃，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