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趋势_董才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信任社会的制度建构”(项目批准号:06JA840009)。

收稿日期:2006-10-28作者简介:董才生(1964-),男,江苏无锡人,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2007年9月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Sep,2007第39卷　第5期Journal of I nnerMongolia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9　No .5当代西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趋势董才生(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社会学在继承古典与现代社会学信任研究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将信任作为自己的一个专门研究课题,并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出当代西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三大新趋势,即信任研究的理论自觉性日益增强、范围日益集中以及主题日益具体而系统。

这三大新趋势预示了信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在当代西方即将形成。

研究与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趋势,不仅将推进社会学信任理论的研究与建构,而且也将为构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大内在支撑的社会信任提供直接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文化;信任;秩序;“法人组织”;“道德性社团”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7)05-0101-05 许多古典与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很早就对信任以及与信任有关的现象展开了研究,如迪尔凯姆(Durkhei m )、帕森斯(Pars ons )分别探讨了与信任有关的“社会团结”与“承诺”等现象,而韦伯(W e 2ber )与齐美尔(Si m mel )则直接研究了信任问题。

虽然韦伯与齐美尔只是一般而零散地研究了信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信任的基础、本质、类型与功能等),但他们却取得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信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当代西方社会已开始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团结、社会合作等基础受到“侵蚀”,因而为社会团结、社会合作寻找新的替代物,为社会秩序寻找新的整合基础成为社会学界的一种新的共识,于是,信任问题进入了社会学的视野。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重点也发生了转向,即由过去着重“硬变量”开始转向关注“软变量”,[1]即主要聚焦于文化研究。

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的现实激励以及社会学本身具有的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与积极关注的品格使得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自然将信任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并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掀起了一股信任研究的热潮。

其主要标志是,许多社会学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卢曼(Luh mann )的《信任与权力》(1979),巴伯(Bar 2ber )的《信任的逻辑与局限》(1983),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的《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1985),祖克尔(Zucker )的《信任的产生:经济结构的制度来源》(1986),科尔曼(Cole man )的《社会理论的基础》(1990),吉登斯(Giddens )的《现代性的后果》(1990)与《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普特南(Putna m )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1993),福山(Fukuya ma )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1995),佩雷菲特(Peyrefitte )的《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1995)以及米斯兹塔尔(M isztal )的《现代社会中的信任:社会秩序基础的探求》(1996)等。

从以上这些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信任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信任研究正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新趋势。

一、信任研究的理论自觉性日益增强信任研究的理论自觉性指的是社会学家自觉地以某一种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去研究信任问题。

这种研究最早开始于“常人方法学”的创始人加芬克尔(Garfinkel)。

他在《常人方法学研究》与《作为稳定的协同行动的条件的信任:概念和实验》中,从“常人方法学”角度研究信任,认为应从“一些使普通事物具有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特征的期望”[2]入手开展信任问题的研究,因而信任就是“对普通的和日常的道德世界的持续、规则、秩序和稳定性的期望”[3],信任是稳定的协同行动的条件。

加芬克尔自觉地以“常人方法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信任,这在西方社会学信任研究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如卢曼、吉登斯等继承了加芬克尔信任研究的思路,也以自己创立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展信任问题的研究。

卢曼在《信任与权力》中以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信任,认为信任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微观的个体信任或“私人信任”,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结构意义上的宏观的“系统信任”,一种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所概括出的期望:“在其最广泛的涵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4](1-2)“每一天,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

在这个最基本的层次上,信心是世界的自然特征,是我们借以过日常生活的视域的必要部分,但它不是意向中的(因而是易变的)经验的构成因素。

”[4](10)卢曼还将信任的问题界定为社会复杂性,将信任看成是人与社会复杂性遭遇时所出现的心理状态,认为信任是“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式。

”[4]由于社会复杂与理性有限,人类无法获取完整的信息,因而可以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来减少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从而确保内心的安全感。

因而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之一”,而“复杂性的简化因为其主观性而采取了特殊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这些形式描述为不确定性被吸收,或被容忍的程度变化。

系统用内在的确定性代替外在的确定性,因而提升它对外部关系中不确定性的耐受性。

复杂性如何减少的问题,与它在环境中的存在有关,因而转变为这种内在确定性次要问题的一部分。

”[4](35)总之,卢曼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

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而且不可能排他地与任何单方面相联系。

”[4](6-7)卢曼从宏观的社会关系结构角度研究信任,为社会学开展信任研究提供了范例。

其后的社会学家基本上沿袭了卢曼的研究思路,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范角度展开信任的研究。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和《现代性的后果》中,以现代性理论研究信任,代性制度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从现代性理论出发对现时代信任的本质、类型、作用以及信任产生的基础与机制等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属于制度层面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5]而信任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6]很明显,吉登斯对于信任的看法是比较宽泛的,既包括“人对物的信任”,又包括“人对人的信任”。

“人对物的信任”不是指对某一事件的信任,而是指对某一系统的信任。

系统指的是抽象系统,它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

吉登斯认为,一般而言,随着现代性制度的发展,“人对人的信任”将会逐步被“人对系统的信任”所代替,在当今晚期现代性的全球化风险时代,“人对人的信任”在实现个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抵御全球性风险中将起到独特的作用。

因此,在当代虽然信任基础、机制与过去有所不同,但“人对人的信任”与“人对系统的信任”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吉登斯还进一步将信任分为一般信任与基本信任。

他认为一般信任是对个人或抽象系统所给予的信任,这种信任产生于无知或缺乏信息时的“盲目信任”;基本信任是对其他人的连续性及客观世界的信任。

[5]这种基本信任产生于儿童早期的经验。

吉登斯认为,在儿童生活的早期就存在“本体安全感”的需要,在正常环境中,儿童对于看护者所产生的基本信任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

基本信任以一种本质的方式与时空的人际组织相联结。

从早期生活开始,在潜在空间中,在婴儿和看护者之间关系的锤炼过程中,习惯和惯例扮演着基本的角色。

在个体的后期活动中,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感之间的核心联结得以建立。

[5]吉登斯强调了惯例、习俗等制度在塑造信任、获取安全感、克服焦虑方面的基础作用,因而他的信任研究是卢曼信任研究的一种展开与具体化。

二、信任研究的范围日益集中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7]原始社会组织的衰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普遍存在的是现代社会组织。

具体而言,家族早已衰落,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缩小,而“道德性社团”与“法人组织”等现代社会组织普遍存在。

因而家族或家庭无法充当当代西方社会信任产生与存在的基本载体。

于是,人们纷纷从类似于家族或家庭的“道德性社团”与“理性化程度高”的“法人组织”中获取信任。

从“道德性社团”中获取的信任产生和存在于“道德性社团”中,它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可以称之为“道德型”信任。

从“法人组织”中获取的信任产生和存在于“法人组织”中,它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可以称之为“法制型”信任。

当代西方社会大量存在的是“法人组织”,它们主要是一些经济、政治组织,因而在当代西方人们除了从“道德性社团”中获取“道德型”信任之外,主要从这些“法人组织”中获取大量的“法制型”信任。

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信任研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这一趋势而日益将信任研究的范围集中于这两种类型信任的研究,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非常突出的研究成果。

福山与科尔曼是研究这两种类型信任的主要代表。

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重点研究了“道德性社团”的信任问题。

福山认为信任指的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

”[8]因此,在社团成员之间产生的相互信任、相互期待,是基于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观为基础。

社团成员具有先天的道德共识,是他们将社会道德内化之后形成的,它们使社团成员之间形成了自愿结合的“自发社交力”。

因此,社团成员彼此之间做出的信任行为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信任的自愿性源自于内化的道德规范,道德是社团成员之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基础。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直接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与方法重点研究了“法人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强调了即时的利益以及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成本———效益的计算在信任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信任是一种在风险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理性博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