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编码和解码

经典的编码和解码
【内容提要】经典的争论是当代文学理论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文学史的不断重写就是在不断地调整经典的名单。

经典如何形成？为什么文学史必然是由经典构成的？各种社会机制和力量是如何建构经典的？本文以现代性的经典建构的编码和后现代去经典的解码为焦点，分别讨论了经典争论中的美学理想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模式。

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探讨了经典开放性建构的新路径。

文学经典是一个舞台。

随着时间转换，诗人、作家们带着自己的作品进出，有些作品留在舞台上，成为精彩的经典剧目。

有些人乘兴而入，败兴而归，因为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

到底是什么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
古往今来，关于经典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英国学者利维斯在谈到英国文学经典时写道，伟大的作家构成了“伟大的传统”。

①伟大的传统=大家＋杰作=经典，这个公式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顶真，进一步追问：谁是大家？评价他们的标准是什么？谁有权来评价？要回答这些问题，单从文学史上难以厘清，于是，我们便进入了文化社会学的探究。

一何谓经典？
“经典”(canon)概念源出于希腊文kanon，意思是用作测量工具的芦苇或杆子。

后来这个词逐渐派生出“规则”或“规范”的涵义，今天，这个衍生义就
成了经典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②。

显然，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视为一种文化编码，而对这种编码进行分析则是一种解码。

我们先来看看经典的定义是如何编码的。

有人从类型学角度来区分经典，其文化编码的方式和标准也各有不同。

照弗勒(Alastair Fowler)的看法，经典可以区分为五种不同类型。

(1)“官方经典”，“官方经典是通过教育、赞助和宣传而被体制化的”。

每个社会和文化都有自己的官方经典，它们通常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

(2)“个人经典”，“每个人也有他自己的个人经典，是那些他碰巧知道和赞赏的作品”。

弗勒认为这两类经典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包含关系。

(3)“潜在经典”，就是尚未成为经典的那些文本，它们“和一切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面作品的资料库。

但潜在经典在现实中是无法接近的，其原因很多，诸如其文献记录很少，它们也许与世隔绝地藏在一些大图书馆里，所以接近这些经典有很多限制”。

(4)“遴选的经典”，它是通过文学偏爱和系统遴选而形成的，特别是一些学校的课程，“具有高度体制力量的选择的经典体现为一些正式的课程”。

(5)“批评的经典”，这类经典出现在文学研究中，受制于批评家的兴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相当狭隘的。

比如英国著名的《细绎》杂志，就通过批评家著文立说确立了一些批评的经典③。

毫无疑问，弗勒指出的五类经典的确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经典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弗勒却没有展开讨论。

因此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比如，“潜在的经典”和其他经典的关系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其他经典？再比如，“批评的经典”和“官方经典”关系如何？它们有可能是相一致的，也可能是彼此抵牾不相吻合，甚至截然相反。

还有，“遴选的经典”与“批评的经典”常常共有某种相似的谱系，甚至两种经典本身就是同一批评家所遴选的产物。

特别是在今天，教育体系中文学经典的确立、阐释和传播，多半是先通过批评的程序，达致一定范围的共识之后，才进入文学和文化教
材和课程系统。

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各层次的文学教育是常见的。

而“个人经典”因其较多的私人色彩而不具公共性，因此通常不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不过，当批评家的“个人经典”以批评反映出来时，就会和“批评的经典”相交错，所以我们看到文学史上批评家们关于经典的论争总是充满了火药味。

总体上看，“官方经典”、“遴选的经典”和“批评的经典”是最具公共性和经典功能的三种类型，三者的关系也最为复杂。

如果说经典本身代表了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某种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三者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一般来说，在政治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比较复杂，各种分歧和争议经常出现，其间所存在的各种张力也就越加凸现；相反，在政治文化较为封闭和保守的语境中，三者的关系会显得相对简单一致，官方经典作为最具权力影响的体制性力量一统天下，将会吞噬其他两种经典的自主性，转而成为单一化的经典结构。

接着，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经典如何以价值评价的方式来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经典编码的核心问题：经典的标准。

关于经典的争论无论持何种观点，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经典是一种评价或价值呈现。

无论是“官方经典”，还是“批评的经典”，抑或“遴选的经典”，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某种价值判断，因此，经典的形成过程决非自然选择的过程，毋宁说它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高度区分性的过程，说穿了不过是对某些文学作品的优先选择和高度评价而已，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复杂文化领导权。

在批评的和遴选的经典方面，文学史研究通常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经典的合法化编码途径，它就是依据特定价值立场来选择并阐释作为经典的特定文学文本，是通过一系列经典的符码的历史重写，来彰显文学史中流传至今并具有伟大传统功能的作品，它们构成了文学史的那些不可取代的独特单元。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被编码并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呢？两种常见的解答是：其一，依据现代性观念，经典彰显了
一种普适价值，因而超越了特定的时空间；另一种观念则是后现代性的产物，任何经典都不过是一定的社会集团文化选择和排斥的结果。

从前一种视角来看，人们关于经典的价值提出了无数理论。

弗勒认为一些文学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最重要的是经典的阅读使人感受到愉悦④。

克莫德(Frank Kermode)也旗帜鲜明地指出，经典的形成原因在作品自身，而非文学的社会机制作用。

究其根源乃是作品的内在特质，它提供了经典所独有的愉悦性⑤。

较之于克莫德，布鲁姆关于经典看法更复杂。

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经典的内涵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存在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所以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告诉我们经典是什么。

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经典的思考却又努力想总结出一些经典的特征，建立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

诸如，“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⑥，他同时还用“美学尊严”、“美学权威”和“创造力”等概念来描述经典。

布鲁姆相信，“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⑦他还提到，“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

”⑧阿迪尔里也提出了有关经典的三个层面。

第一，经典作品必然有其彰显自身独一无二特性的能力，并有一套适合于作品情境的精炼语言来解释其特征。

第二，经典作品具有某种表征性(或代表性，representation)，它提供了所表征的世界的知识，揭示了可能态度的表征力量，或创造了某种艺术模式，或表达了过往文化的共享价值等。

第三，通过文学批评，可以揭示出经典作品所具有的技术创新、智慧和伦理意义⑨。

显然，我们还可以罗列更多的有关经典价值的理论。

但问题在于，这种种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为什么？要回答这一难题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能换一种思路来考量呢？我们能否把何谓经典的问题，转化为经典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就转向了经典的文化社会学反思。

这一转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典的形成与其说依赖于作品自身的价值，不如说经
典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话语建构，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经典只是自身的特性所致，为什么经典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呢？如果没有各种社会文化体制的支撑，经典又如何存在呢？
二经典的现代性编码
文学经典的论争所以会在晚近演变成为一场“文化战争”，其根本原因乃是文学经典已成为权力关系和表征权利争斗的场所。

虽然经典的舞台一直在上演各种剧目，但大幕的背后暗中进行着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

经典所以重要，是因为经典在社会文化中承担了复杂的功能，所以经典从来就是各家理论必争的文化资源。

那么，经典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功能呢？
根据哈里斯(Wendell V. Harris)的看法，文学经典的选择至少体现出如下几种重要功能：(1)提供范本、理想和灵感，不同的经典选择体现了不同的范本、理想和灵感；(2)传播思想遗产，经典成为解释过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知识，以使当代人适应当下的美学、政治和社会的变化；(3)创造共同的参照系，因为没有经典就不可能有解释群体，典范性的经典也就是其他解释的参照系；(4)作家与经典的互惠，作家不仅是通过自己的创作能力，而且有赖于他们所赞赏的作品或符合他们目的标准而进入经典之列；(5)将理论合法化，不同的理论学派正是通过遴选不同的经典作品来使自己理论合法化，比如精神分析和新批评或解构主义，各有各的经典和遴选原则；(6)历史化，特别是一些特定的作品在特定时刻具有某种特别的力量，而其他作品则没有，所以经典具有某种需要解释的历史化力量；(7)多元化，有些时期的特定文学经典在支配的意识形态之外表达了非
主流人群的观念，因而起到了文化多元化的功能⑩。

显然，哈里斯的说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文学经典的多重功能，也许正是因为经典的这些不可取代的重要功能，所以无论当权者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家长或教育工作者，还是文化产业人士，从来都很关注文学经典的建构，尤其在现代性阶段。

我们知道，中世纪以降，经典讨论还只限于对基督教希伯来圣经和新约真实性的讨论(11)。

但严格地说，经典成为问题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

今天此起彼伏的经典论战，是一个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中才能说清楚的问题。

以下，我们将结合现代性的诸多层面来解析经典是如何被编码的。

社会学家霍尔把现代性视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交互作用的过程。

政治上出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经济上产生了市场经济，社会层面出现了劳动分工，而文化上世俗观念取代了宗教(12)。

如果我们把这种现代性的理论作为一个基本参照系，那么，经典的建构可谓与之关系密切。

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必然提出民族文学的经典建构的任务。

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理论揭示了经典建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他发现，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与印刷语言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而印刷语言又和摆脱拉丁语的民族语言文化及文学关系紧密。

“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精力充沛的活动是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

”(13)这里，安德森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形成的关键所在，所谓的想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享一种语言和文化。

这里，我想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作为民族语言最重要载体的文学，实际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前引哈里斯所概括的经典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资源来深究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要引入哈贝
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此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经典建构的基本语境。

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其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的一个特征就在于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机制的形成。

哈贝马斯发现，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公共领域是一种公共性的交往和组织形式，它的雏形就是18世纪欧洲各国出现的文学公共领域，“城市里最为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

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会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

”(14)在文学公共领域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了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许多基本法则，特别是平等的理性辩论的规则，它很快从文学的论争转向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

与安德森的观察相一致，哈贝马斯也特别强调公共领域与印刷文化的关系，从出版社、书店、杂志到读书俱乐部等，文学在其中显然起到了社会政治变革先声的作用。

通过文学公共领域对现代社会发展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独特角色，不难发现文学的重要功能，亦即文学成为资产阶级启蒙的有效思想武器。

接着，我们引入霍布斯鲍姆的“发明的传统”理论，用以解释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发明的”。

如果说公共领域描述了文学知识生产的体制形式的的话，那么，“发明的传统”理论则揭示了这一生产与民族性的复杂关联。

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发现，每当社会迅速转型并摧毁了旧的传统时，传统就会被持续地“发明”出来。

而这些传统又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问题密切相关。

假如说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概念从一般意义上描述了这个过程的话，那么，霍布斯鲍姆“发明的传统”概念则进一步深入到想象共同体的现代形成的隐蔽手段之中。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研究，“发明的传统”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发明的传统”通常呈现为一整套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形式化和仪式化特征；第二，“发明的传统”标明了某种与过去的联系，但这种连续性往往是
人为的，主要是为了应对变化了的新形势；第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中被植入了新的传统(15)。

尽管霍布斯鲍姆主要讨论是一些常见的国旗、国歌、游行、节庆等仪式性活动，但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这样的象征交流实践(或表意实践)活动，只不过其方式与上述活动有别而已。

更重要的是，文学经典作为“发明的传统”，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是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亦即当前时代出现的新文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通过新的视角和解释，对古典作品的经典性予以新的现代性阐释，将现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植入这些经典的解读和解释之中，使之去语境化(脱离古典语境)而重新语境化(重新置入现代性的语境)，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许多古典文学经典的现代阐释。

至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经典现代性建构的理论框架，它是由与现代性相关的三个概念构成的。

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首先呈现为民族国家和文化(文学)的塑造，是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根源”(安德森)，它通过文学公共领域这个具体的社会空间来得以塑型(哈贝马斯)，塑型的基本手段或路径就是各种“发明的传统”(霍布斯鲍姆)。

分析至此，还有一个必要的工作性区分，那就是经典的古代性和现代性的区别。

原则上说，任何时代都会建构出自己的经典，但是从长时段来考量，古代经典和现代经典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

这里我不打算触及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古今之争”，而只想就经典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来讨论古今差异。

有些研究发现，现代经典有三个方面不同于古代经典。

第一，现代社会某些物质和社会条件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性质；第二，现代民族国家及其不断增长的影响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形式，有助于确定独特的民族文学经典；第三，中小学和大学那些比较现代的世俗文学研究课程的创立，进一步推动了民族标准化课程中的所选作品的经典化。

(16)在我看来，经典的古今差异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经典的现代性现象。

其一，随着现代民族
国家的出现，民族文化建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民族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学经典的形成。

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论框架，我想强调的是，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之一，没有经典就会发现经典，进而确立经典；有了经典则需要重新以现代性的视角来遴选并加以阐释。

所以，现代性在其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经典建构原则。

那么，现代性在这里又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文学是一个资产阶级确立自己文化领导权的有效武器。

文学在生产、传播并强化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功能。

尤其是戏剧、小说等文类，由于其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和受众面大等特点，成为启蒙运动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

在摧毁封建阶级的伟大事业中，文学家成为革命的急先锋！无论是法国百科全书学派，抑或德国汉堡剧院及莱辛剧评，或是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等。

这一过程隐含了两方面的张力。

第一个是民族文学与启蒙普适价值观的张力，即是说，通过民族语言文学，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从民族语言文学的角度推进了启蒙普适价值观的传播。

据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直言，英国宁肯失去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说明一个文学家对于一个民族现代精神的塑造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它远不是地域和物质性存在可以比拟的。

第二个张力是现代性自身的张力，就是作为审美现代性一部分的文学，从赞美启蒙普适价值开始，逐渐发展到与之复杂的紧张关系，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的张力”(17)。

正是因为这一张力，后来经典的争论才演变成为一场极具颠覆性的“文化战争”。

其二，现代性的体制建构又是经典建构的前提。

现代教育的载体是学校，作为教育体制的基本形式，学校及其文学或人文教育在经典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诚然，经典的现代性建构不只是学校一个方面来承担，严格地说应该是广泛的社会文化机制相互作用的合力作用。

回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经典的现代建构是一个发生在公共领域里复杂的文化过程。

这里可以采用一个相关
的美学概念来描述，那就是所谓“艺术界”(art world)，提出这一理论的美学家丹托认为，“把某物看作是艺术就要求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

”(18)把这一陈述挪移到经典的现代建构问题上来，我以为也是同样适用，就是说，把某个文学文本看作是经典，同样也需要某种文学理论氛围或文学史知识，那就是“文学界”。

后来，迪基将艺术界进一步规定为包含若干系统的制度环境，其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却又互相联系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理论家、美学家等。

(19)如果说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运作的合力作用的产物的话，那么，在这个系统中，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显然是比教育界更加直接地参与了经典形成的建构工作。

以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来看，“发明的传统”具有“人为性”，经典的现代建构也同样如此。

社会学的一些发现很能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鲍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法者”角色的确立。

启蒙运动以降，知识分子登上了资产阶级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历史舞台，在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中，他们逐渐变成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立法者。

”“立法者”的功能不仅体现社会的政治法律层面，同样也广泛地体现在文学艺术或美学层面。

其中之一就是伟大的奠基性工作——“文化的发现”(这里我们也可以称作“传统的发明”)。

“文化的发现”核心就是赋予文化以三种观念：乐观主义(人性的无限可塑性)，普遍主义(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完美理想)和种族中心论(18世纪欧洲的思想代表了人类至善的顶点)(20)。

鲍曼注意到，在整个现代时期，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判断和艺术判断的大权，“另一种形式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作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

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21)。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奠基性的立法工作，学校的文学教育如何选择经典就会变得没有标准而无法实施。

鲍曼所说的美学家、批评家、理论家或哲学家在“文学界”所做的“立法者”工作，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中叶一直延续着，他们自
身的权威性也是通过确立权威的经典及其标准而得以实现，就像我们前引哈里斯关于经典遴选式的作家与经典互惠一样，“立法者”也是通过立法本身来获得自己的象征资本和文化权威。

因此，现代公共领域中的文学界的立法工作，完美地实现了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

从表面上看，经典就是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作品，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

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深入到现代性公共领域的文学界运作体制中去的话，就会发现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发明的传统”那隐蔽的“人为性”。

“文学界”的那些“立法者”们，一方面通过经典来传布启蒙思想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作为典范的那些文学经典，来传播高雅的趣味和文学的价值。

如鲍曼所言，那些教养良好，气质高贵和趣味优雅的精英人士，拥有审美判断和区分艺术高下的权威性，他们通过抨击大众趣味的低下和中产阶级的平庸来实现美学价值和趣味的阐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界”的立法与教育界文学教育联系起来了，经典便由“文学界”经典的知识生产转向了教育界的知识传播。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重要的美学家、理论家、批评家，不但探究那些复杂深奥的文学和美学问题，同时也为公众撰写通俗的教本和报纸评论，旨在引导公众正确地理解文学，把握经典的价值和意义。

启蒙运动的许多伟大作家既是美学理论和批评理论的探索者，也是公众审美教育趣味培养的引导者。

从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或是德国启蒙学派歌德、席勒、莱辛、赫尔德，或英国批评家德莱顿、约翰逊、蒲普等，都是这样的“立法者”。

至于休谟、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更是对审美趣味和伟大传统作出哲学规定的“立法者”，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理论为整个现代文学的自主性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方案，黑格尔的美学巨著则更加系统地探究了文学艺术，并将这个环节置于理性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中。

据考证，经典这个概念率先被用于世俗文学是1768年德裔荷兰古典学者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