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晋商簿记报告研究

清代民国时期晋商簿记报告研究
簿记报告是每年年终之时商业字号编制的一种商业账簿文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年终之时商号的资产、资本、收入和支出等类别以及各类之下各项的细目和数额。

商号据此计算本年的盈亏。

编制簿记报告的方法曾先后出现原始计量记录、三柱结算法、四柱结算法和龙门账等,依据编制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三柱式簿记报告、四柱式簿记报告和龙门账簿记报告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刘建民先生搜集了近600份清代、民国时期的晋商簿记报告。

对它们展开分析、研究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会计史研究的进展,尤其是清代以来簿记报告编制方法及其变化发展等内容。

三柱结算法及由其编制而成的三柱式簿记报告在秦汉以前即已出现,到两汉时期达到成熟阶段,产生了以“收﹣支=余”为结算公式的形式。

但是,汉代以后的会计史研究中,三柱结算法和三柱式簿记报告便从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似乎在汉代以后的民间商业活动中不再使用这种方法。

然而,由这批晋商簿记报告可知,三柱结算法及三柱式簿记报告仍广泛应用于民间商业活动之中。

只不过,由于连续性合伙经营组织的出现,使得这种结算法由“收﹣支=余”变为“存﹣该(除)=利”。

四柱结算法与四柱簿记报告在东汉即已萌芽,在唐宋时期逐渐发展并应用于官厅会计和民间会计活动之中。

它的结算公式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最早应用于官府统计钱粮、人口等经济活动中。

即便到明代,官府编制的赋役黄册依然用这一结算方法。

在这批晋商簿记报告中同样有采用四柱结算法编制的簿记报告,但它们所使用的结算公式在“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基础上发展出商号盈亏的计算,其计算盈亏的方法分别有“实在﹣旧管=余利”和“新收﹣开除=余利”两种。

并且由“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衍生出的“实在﹣旧管=新收﹣开除”则是龙门账结算公式出现的理论基础之一。

龙门账的名称来自其双轨制结算方法,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学者仅将龙门账视为一种结算法。

但通过对山西票号总清账上各项业务分析后可知,山西票号的记账方法是一种特殊的复式记账方法。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学者们都将“进﹣缴=存﹣该”作为龙门账的结算方法。

但通过这批晋商簿记报告来看,最初的龙门账结算方法要比这一方法繁琐、复杂。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账务性质认识的变化而逐步精简至成熟形态。

虽然
“实在﹣旧管=新收﹣开除”是龙门账结算公式的基础,但二者之间绝非是简单的术语更换。

龙门账结册以“进﹣缴”为一线、“存﹣该”为一线分别编制进缴结册和存该结册,最后分别计算各自差额用于稽核账务,这与由“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而得到的“实在﹣旧管=新收﹣开除”是不相同的。

结合西方社会经济史理论可知,与西式复式簿记的产生一样,龙门账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存在着联系。

清末民初,由于留学归来学者的影响,中国国内逐渐开始了一场针对中国传统簿记制度的改良运动。

运动起初由理论引进发展到实践运用,根据对中国传统簿记制度的态度不同,分为改良派和改革派。

两派都以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活动范围推广各自的方法。

与此同时,山西地区也在进行着“会计改良”,不同的是山西地区的改良主要是对现有会计理论和实务的总结。

从这批晋商簿记报告来看,直到民国末期,晋商的会计制度才受到西方复式簿记的影响。

晋商在编制簿记报告时,除采用一定的结算方法外,还会使用到苏州码、印章等。

通过分析晋商簿记报告,可知苏州码在编制簿记报告时的有着不同的用途,而同一类的印章在不同的商号中有着不同的用途,可见当时并没有使用印章的严格规定。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部分学者认为打厚成是资本家用于隐藏利润、剥削无产者的一种手段。

但通过分析晋商合同及簿记报告内容后,可以发现打厚成作为一种财务处理手段,其主要作用是用于处理商号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股东和伙友利益分配等之间的矛盾。

同时还体现着中国传统理财思想中的开源节流、培本固元等思想,并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体现。

裕庆协记是开办于平遥侯冀村的一家当铺。

利用它的簿记报告,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对其创办、发展等情况有所了解。

其簿记报告记录了股东、资本等的变化情况。

通过对其历年利润变化情况的分析,可知由于当时山西省政府紊乱的金融政策和战争因素严重影响了该当铺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