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翻译家张枣的帝国汉语伦理追求

诗人翻译家张枣的帝国汉语伦理追求

摘要：诗人张枣在探求现代汉语诗歌发展新路的过程中，主动“流亡”异国文化场域，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以实现建构汉语文学帝国的梦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尤其是对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的集中翻译，是其借镜他国语言新质以改造汉语诗歌语言，丰富诗思内容的具体手段。他的诗艺理论、创作实践和诗歌翻译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对话现象，体现了复杂的翻译伦理关系。对张枣诗歌翻译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人中西双修，古今融通的伦理追求。

关键词：张枣；诗歌；翻译；伦理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5-0086-04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524）

翻译中的伦理观古已有之，但系统的翻译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法国翻译文学家贝尔曼（Antoine Berman ）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文中

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概念，强调“对翻译及译者的现代思考应

该从翻译历史、翻译伦理及翻译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1]（P23)

。如今，翻译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译者担负的伦理责任是将“他者”作为“他者”向自我的语言空间开放，在异域语言与自身语言之间，进而在他者与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并以对自我的革新与丰富为最终目标。本文将翻译伦理作

为理论视点，分析诗人翻译家张枣的翻译伦理观及翻译实践，从而考察他的诗歌翻译、诗歌创作与文学抱负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张枣的诗歌翻译实践

张枣是第三代先锋诗人中的杰出代表，20出头即博得诗名，展露出极高的诗才和天赋。他的早期代表作《镜中》风行于8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被誉为“现代中国意象诗的翘楚”[2]（P21）

。1986年，张枣移居德国，到特里尔大学和图宾根大学求学、任教，后回到故土生活，2010年因肺癌病逝，年仅48岁。

张枣并非专事翻译，他的译作并不多，早期译过荣格的《论

诗人》和为庞德100周年诞辰纪念会而翻译过《诗章》的一些片段。他选择的翻译对象都是深受或曾受到过超现实主义影响的诗人。《最高虚构笔记》出版于2009年，是他和陈东飚合译的史蒂文斯诗文集，其中刊印有由张枣翻译的诗歌24首，包括：

《我叔叔的单片眼镜》《手持灯笼的处女》《诗歌有一种杀伤力》

《我们季候的诗歌》《两只梨的研究》《这杯水》《回家途中》《深山里的弱脑子》《人与瓶》《现代诗》《阿尔佛莱德·厄乌瓜伊夫人》《人背物》《词语做的人》《阳光中的女人》《一首诗，取代了一座大山》《世界作为冥想》《宁静平凡的一生》《内心情人的最高独

白》《桌上的行星》《不是物象而是物本身》《一目了然》《夜读》《晴朗的一天，没有记忆》《纯粹的存在》；另有一则诗歌散文《徐缓篇》。此外，他还翻译过保罗·策兰、马克·斯特兰德、西默思·希尼、乔治·特拉科尔和勒内·夏尔，后合集为《张枣译诗》。

诗人洒脱随性、独特不羁的个性，加之常年在异域漂泊不定，这使得张枣的诗歌翻译很难持久。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

顾彬之间约定翻译对方诗集的承诺最终未能兑现，也曾计划翻译里尔克晚期的作品，结果仍然不了了之。他精通德、英、俄三国语言，

可惜却未能留下多少翻译作品，实属译界憾事，难怪被称为当代诗人中典型的浪费者。然而，张枣虽算不上翻译大家，但他的诗歌翻译质量却非常高，曾受到其诗人好友们的高度评价。正如其诗作虽算不上高产，但篇篇精品，几乎无次品

秦中书

∗∗∗第43卷第5期绥化学院学报2023年5月Vol.43

No.5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

May .2023

收稿日期：2022-11-07

作者简介：秦中书（1981-），女，四川泸县人，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翻译。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华莱士·史蒂文斯译介与中国新诗的互文性研究”（19SKGH221）。

一样。钟鸣说道：“翻译，他极有天赋，但终为苦活，也是他所不能忍受的。”[2]（P141）张枣的诗歌翻译功力一再被人提及，“由于语言天赋，他自然也是个称职但很懒的诗歌翻译家。不多，但精”

[2]（P149），他发表在《今天》（1992年第1期）上的特拉克尔的诗作是所有译本中的最佳者，《卡斯帕·豪赛尔之歌》为德译汉之经典。

张枣翻译最勤的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有现代派“五巨擘”之一的称号，其诡谲奇奥、晦涩多变的诗风在英美诗坛独树一帜。中国对史蒂文斯译介始于20世纪70年代，较为全面和具有代表性的译文集为《史蒂文斯诗集》和《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前者是由当代诗歌批评家唐晓渡等人主编，198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之一，译者是诗人西蒙和水琴，后者由张枣和陈东飚合译，2009年出版。两译本均为诗人译诗，集中翻译了史蒂文斯各时期的经典篇目，但二者各具特色：西蒙译文较忠实准确，选词及建行与原文较贴近，是难得的好译文，但诗的意境和韵味稍逊。张枣译法松弛有度，用词大胆新奇，意象丰盈，韵律性强，译文极富张力，更具诗性。尤其是译文中词语搭配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和诗意延宕使得张译与史蒂文斯原诗之间颇有几分精神契合。李海英认为：“如果要谈史蒂文斯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译者张枣应是一个首选的例子，张枣的许多诗作中，都闪现着史蒂文斯的影子。”[3]

二、张枣的诗歌翻译观

（一）当前诗歌翻译不足的现状。中西诗歌的交流和互动以翻译为介质。当前，西方经典诗歌作品的译介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也是译介学人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张枣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以诗人的洞察力敏锐地指出当前诗歌翻译不足的现象，体现了诗人高度的伦理责任。他认为“俄语法语德语英语中，对重要的诗人翻译得都不够，譬如荷尔德林、斯蒂文斯、庞德、保罗·彻兰，马拉美的诗还没有好的翻译。即使是一些已知作家，翻译得也远远不够，譬如达里奥、巴列赫、霍鲁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4]（P237）同为诗人翻译家的黄灿然也曾对“众多西方现代诗歌汉译极端不足”[5]（P27）现象表示担忧。

（二）诗歌翻译的妥协与误读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诗歌的可译性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张枣持与弗罗斯特相似的不可译论观，但他对诗歌翻译的理解更为深刻。在他看来，所有的翻译均是阅读，两种语言的绝对对称是不存在的，译者往往弱于被翻译者，所以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只能是一种妥协。误读是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翻译是将一种文学移植到另一种文学的过程，文本的理解永远不会跟原文完全

一致，因此文学的接受是误读，翻译总是误读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认为误读不含贬义，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处理原文与译文关系上，张枣认为译文无法与原文对等，误读是必然结果。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阐释是某种程度的误读，诗歌翻译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进行。这种对差异性客观存在的指认无疑是描述翻译研究的路径，也具有后现代翻译观的色彩。

（三）两种类型的翻译。张枣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翻译：粗糙的直接的翻译和精微性的翻译，他认为：“前者会导致语言与诗歌上的革命，后者最终满足了翻译家自身的创作欲”[4]（P236）。作为鲁迅的推崇者，他对粗糙直译的看法与鲁迅的硬译功用之说可谓一脉相承，即以异语形式丰富汉语表达法。虽然新诗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表现力还有待发掘，这样的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具有重要的探索价值。作为诗歌译者，张枣表示在翻译时，“愿意将诗歌独到的语言优美地传递给读者”[4]（P236）。读他的诗歌译文，读者的确能被他努力传达原文独到的美所折服。

（四）译文的可读性问题。虽然诗歌佳作并非都来自诗人翻译家，但长期以来，诗人译诗仍然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诗歌翻译模式。冯至、郑敏、戴望舒等老一辈诗人成功译介了西方诗歌名家，成就无数译坛佳话。张枣也是一个成功的诗人翻译家，翻译是张枣的业余所得，但他对翻译有极高的要求，具有专业批评家的严苛，对翻译的可读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职业翻译家才是真正的翻译，职业家翻译的译文更具可读性。”[4]（P235）诗歌翻译迥然有别于非文学翻译，人们很少从职业翻译家的角度来论述诗歌翻译，切斯特曼的翻译职业伦理也主要是基于非文学翻译提出的。相较之下，张枣对职业翻译家的青睐足见他并不主张译者主体性的随意发挥，同时对新时代的诗歌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背后有深刻的伦理观作指导。他的持重和精益求精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更突出，他的诗歌绝不贸然出版发行，不仅“悔少作”，还有“毁”少作的情况，在150余首自创诗歌中，令他自己满意的也就80来首。

（五）翻译界与创作界需要加强交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无数文学家藉由翻译而踏上创作道路，从而开辟出现代文学的新天地。翻译实践具有滋养和补给创作活动的作用，以创作而观翻译也能加深对各国文学的了解。“翻译界和创作界的交流不是个人接触，而是对彼此的关注和进行作品间的交流”。[4]（P237）正是由于同时兼具诗人和翻译家的双重伦理身份，张枣才表现出对西方诗歌比其他当代诗人更多的倾心和关注。“翻译的本质是开放、对话、交杂和非中心化。”[1]（P16）对张枣而言，汉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是诗人汲取养分的土壤，通过翻译，可以“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从而搭建语言和文学间的桥梁，加速语言创新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