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政府沟通的象征性意义

公共危机中政府沟通的象征性意义
作者：胡河宁
来源：《今传媒》2008年第07期
当今社会是个危机环伺的时代。

2003年的SARS给我们带来挥之不去的痛苦回忆之后，各种公共危机不断侵入我们的社会生活，重庆井喷事件、松花江水源污染事件、太湖蓝澡事件，乃至今年年初的冰雪灾害事件等等。

社会转型和自然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已经使我们处于不要问危机“会不会”发生，而是问危机“什么时候”发生了。

也许，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坏的时刻，也是最好的时刻”来描述当今世界是再准确不过了。

如果说，SARS和冰雪灾害等自然界造成的公共危机，在人们怨天尤人的同时，也能历练政府与自然抗争的综合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民众综合应对灾害的心理素质的话，那么，一些由于政府决策中缺乏与民众及时互动沟通酿成的公共危机，却是让人十分痛心的。

因为这些危机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007年厦门PX项目引发的公共危机，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对于厦门PX事件，公众的目光无疑集中在2007年5月底。

其实事件早在项目论证期间就已埋下了隐患。

隐患如同威力巨大的地雷，2007年3月被点燃，5月份全面爆发。

2007年3月，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政协委员赵玉芬的《关于厦门海沧PX 项目迁址建议提案》，不仅得到了105位政协委员的联合署名，而且作为当年全国政协头号提案提交了大会。

2007年3月19日，《中国经营报》刊登了对赵玉芬院士的采访报道《厦门百亿化工项目安危争议》。

文中历数了PX化学物质的极大危险性，以及该项目对厦门中长期环境造成的可见的乃至潜藏的种种危害。

2007年5月，一份获准在境内合法销售的香港杂志，因发表一篇题为《厦门：一座岛城的化工阴影》的深度报道而被厦门有关部门收缴。

5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刊发文章《百名政协委员难阻厦门百亿化工项目》，详细介绍了政协委员提案无法改变PX项目的一些细节。

至此，PX项目引发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厦门市民的关注。

连续几天，厦门市几个著名的网络社区中，关于PX项目的帖子点击率竟达数万之多。

事件持续发酵几天后，5月28日，厦门市民的手机里出现了一条将PX项目比喻为原子弹的短信，并以此号召市民上街游行。

短信在市民中疯狂转发，数量达百万个之巨。

网络舆论和恐怖短信终于引起了厦门市政府的关注。

5月28日，《厦门晚报》以《海沧PX项目已按国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为题，刊登了该市环保局负责人就海沧PX项目答记者问的文章。

5月29日，负责PX项目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样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厦门晚报》发表长文，解释了涉及PX项目建设的一些科学问题。

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并称市政府已委托新的权威环评机构，重新进行区域性的环境评估。

可惜，一系列姗姗来迟的“救火”式应急行动，并没有缓解民众已经爆发的极端情绪。

6月1日，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游行活动如期举行。

当天下午，厦门市政府再次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申PX项目已经暂时停工。

同时，市政府以手机短信的方式通报市民已“暂缓建设PX项目”的信息，并欢迎市民通过正常渠道向市政府反映意见和建议。

6月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厦门市已经暂停建设海沧PX项目。

之后，厦门PX项目终于停工，并迁址漳州。

简短的事件回放，我们看到，一个原本静悄悄顺利进行着的PX项目，在短短的10余天内，竟然以停工、迁址作为结局，个中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之所以造成民众强烈不满，并转变为尖锐对峙和抵制的局面，尽管其中因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厦门市政府在处理涉及PX项目的沟通中，其象征性手段使用不当是造成民众群情激愤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象征性行为来表达和巩固的。

这种理念是政府行政作为中默认的一种信仰，政府的所作作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它虽然无须挑明，但体现在政府决策、表态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之中，体现在象征性的沟通行为之中。

厦门市的PX项目，早在2004年2月就经国务院批准。

2005年由国家环保总局通过项目评估，2006年7月国家发改委核准通过，2006年11月正式开工。

据说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每年至少为厦门市贡献800亿元人民币的GDP，是一个号称世界最大的PX及其下游产业项目。

然而，如此重大项目的论证，以及工程的选址过程，都由“全能”的政府一手包办，民众并不知晓。

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化学专家通过向政协会议提案，发出了要求PX项目停工迁址的呼吁，这时已经预示着项目建设危机初现端倪。

然而，厦门市政府没有与专家进行积极有效的对话交流，仅仅是通过政府间的内部运作，致使政协头号提案胎死腹中，没能改变PX项目的进程。

然而，正如墨菲所说，该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发生。

在当今科学发展观家喻户晓的信息社会，物理性的强制力无法决定一切。

权力性的压制力量只会带来更大的敌对意识和普遍不满。

突发事件处理中一系列的象征性行为，往往能集中反映政府执政理念中积极的沟通行为与消极沟通行为之间的差别。

积极的沟通涉及有效事件处理的象征性行为，这种象征性行为有助于加深政府与专家及民众之间的信任，并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

消极的沟通涉及无效的事件处理的象征性行为。

因此，当厦门有关部门收缴刊载有关PX项目争议内幕的香港杂志时，这一具有强烈消极象征意义的行动无疑激发了厦门市民的疑问：“政府究竟想掩盖什么”？此时，厦门市的主流媒体在涉及PX项目方面集体失声，而《瞭望东方周刊》刊发的《百名政协委员难阻厦门百亿化工项目》的文章正逢其时，作为高层媒体正义呼声的象征，为厦门市民正面了解PX 的危害，及至后续的群体聚集行动提供了精神动力。

政治学家艾德尔曼曾经指出：“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立场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东西。

政府的活动及政府自身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动员，对民众个人具有潜在的影响力。

”这种潜在的影响力通过“象征性利益”来实现，其具体内涵归根到底取决于民众心理中对“安全”概念的知觉程度。

厦门市PX项目的现实确实如此。

该项目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具有非常复杂且不安定的因素，民众自然容易陷入心理不安的状态。

而当政治权力和专家权力意见冲突的时候，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专家的一边。

民众的逻辑推理是：与政府观点对立的专家自然是与民众一条心的。

就这么简单。

政府沟通过程中往往需要依靠生动的、前后一致信息中蕴含的象征性行为来强化政府意志。

信息前后一致的政府沟通，可以减少普通民众认知的不确定性。

民众是朴素的，这种朴素的情感需要真诚的沟通去培养和浇灌。

而厦门市政府在处理PX事件中前后沟通行为的不一致，尤其是采取了封口和试图销毁有关杂志文章时，民众当然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真正在为老百姓谋福利？正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信息给了民众一个实实在在的抵制和反对的理由。

而一旦民众最初充满理性诉求，经过网络媒体的无限制放大，进而转化为无理性的群体聚集运动的时候，一切试图扭转局势的努力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厦门市政府在引进项目的初期，就项目本身到底有没有危害问题，请专家尤其是不同意见的专家充分论证发表意见，并让民众了解论证的全过程；在项目选址方面，把一切可能被质疑的问题都在事先解决；厦门官方的媒体，如果在当好“喉舌”的同时，认真履行守望社会的责任，全面披露各方面的意见，真实客观地介绍项目情况，做好相应的舆论引导，而不是事前无声，事发后又只有一种声音。

那么，厦门市政府拉动GDP大幅增长的愿景也许可以变为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反思，我们不得不说，厦门市政府在PX事件沟通中的一系列行为，其象征意义无不起了帮倒忙的作用。

政府沟通中的象征性行为是由政府决策行动发出的侧面信息构成的。

各级政府都需要通过自己的决策传达一些产生深远影响的信息。

民众通过自己的方式解读政府沟通中的象征性行为，以此来理解并解读政府决策的意义。

这种解读有时是正确的，有时也会谬之千里。

因此，政府沟通的象征性本质时刻提醒政府决策者及至一般工作人员，必须通过政府一切可见性的沟通来表达政府追求什么。

尤其在执政理念和价值观已被确定之后，所有沟通行为传递的信息都必须是明确的。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政府沟通中的任何行为，都蕴含着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

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以及面对不同对象，其沟通行为必然具有截然不同的象征性含义。

因为，广大民众再也无法承受忽略沟通情境中多重意义理解所带来的复杂后果了。

这也许是厦门PX 项目引发公共危机事件给我们政府沟通的一种启示吧。

（胡河宁系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中国科技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组织传播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