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史学视野下《马丁·盖尔归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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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致力于构建历史规律、组织结构、普遍联系的宏大叙事策略，“微观史学把研究的视线投向了历史中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小的社会群体，将它们聚焦在历史学的显微镜下，通过研究分析，放大、重现和传递普通人生动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从而完成见微而知著、由特殊到一般的历史认识过程”①。

宏大叙事求助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强调历史解读的唯一性，寻求本质的内在相似性规律；而微观史学家则对传统史学家所理解的简单化、单一决定论保持质疑，强调历史事件的逝去性、史料本身的暧昧性应当有更加开放、多元的解读，并认为这一路线是最富意义的学术实验。

某种程度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微观史学”的兴起宣告了史学家以一种新的历史研究策略向“宏大叙事”告别。

《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微观史学早期的三大经典著作之一，该书以名为阿尔蒂加的小山村为研究疆域起点，关注十六世纪曾名噪法学界的“马丁·盖尔冒名案”，通过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日常生活探查将该事件进行全景化的“历史再现”。

同时，戴维斯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分析框架，以更贴近事件本身发展脉络的发展方式组织叙事，其引人入胜、充满想象的文学语言不仅揭示了一个“可能的世界”，还打开了历史写作体系的新窗口。

这一写作风格将看似毫无关联的历史碎片拼合在一起，更为深层次地展示出历史事件多层视角与多元动因的网络系统。

一、隔离：独特局部的真空试验
几个世纪以来，马丁·盖尔的故事被反复讲述，从案件讲述到文学小说，这一故事常常与吸引人眼球的古怪故事放置在一起，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戴维斯首次
接触这个故事则是在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中，同那些受到奇异感召力的观众一样，她也沉迷其中。

作为一名史学家，对于真相的渴求是发源于内心深处的本能，面对大量通俗、虚构的报告，戴维斯想知道：究竟何为真相？面对民间史料收集的残缺性、孤立性、复杂性，她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而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志的领域出发，将研究对象有意从所处的各种关系和背景中抽离出来，完全置于真空条件下进行实验性研究。

首先，戴维斯以名为阿尔蒂加的小山村为研究疆域起点，着重考察了村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婚姻制度与社会环境。

例如，本书的第一章就从马丁·盖尔一家的搬迁切入巴斯克与阿尔蒂加的异同。

巴斯克位于山地、河流与海洋之间，村民以牧羊、捕鱼、种田为生，而阿尔蒂加则沿着莱茵河一字排开，以种植小米、小麦和葡萄藤为主。

虽然地理位置接近，农业生产方式差异也不大，但戴维斯发现了两者真正的差异在于土地买卖上：巴斯克的习俗禁止转让祖传财产，而阿尔蒂加村因经济往来更为频繁，形成了更自由的土地买卖。

在实际调研中，戴维斯还考察了阿诺·迪蒂尔的家乡，以及马丁的离家路线等。

区域性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将问题集中起来，并以空间为维度，探索人物的日常生活世界。

其次，马丁·盖尔的事件发生在十六世纪中叶，在戴维斯的描述下，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暗流涌动交织在这场官司中。

如书中描绘，新教的宣传者已经在阿尔蒂加附近的村庄、小镇宣传新教教义，阿诺·迪蒂尔和贝特朗也开始对其产生兴趣。

新教所宣扬的自主婚姻给予了二人心灵补偿。

正如戴维斯所言：“新教的教义给他
［摘 要］立足微观史学研究视角，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

首先，将研究
对象与所处的宏大叙事“隔离”开来，关注局部的独特文本；其次，“聚焦”于案例之中，通过大量的史料调查，力图搜寻丰富的历史证据；最后，立足丰富的历史碎片，在合理性分析、多重版本呈现的基础上，通过情景设置、思维想象等方式“试推”出完整的历史脉络。

［关 键 词］ 《马丁·盖尔归来》；戴维斯；微观史学
微观史学视野下《马丁·盖尔归来》的历史探究路径
姜乃源1 陈 鸣2
注释：
①周兵：
《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38-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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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带来了什么希望呢？那就是，他们可以仅仅将他们的故事告诉上帝，而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

那就是，他们自愿打造的生活，乃是上帝的天意中的一个部分。

”①在这里，可以较明显地看出戴维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理论影响。

最后，区别于传统历史侧重于重大人物、典型人物的叙述方式，戴维斯将眼光转向历史中的平凡小人物。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故事主体是阿尔蒂加的村民，即使大法官蒙田也只是故事的参与者与旁观者；其二，注重女性的生活体验，戴维斯曾与吉尔·克尔·康韦共同开设了加拿大第一门妇女史课程，这一经历给予作者以独特、详察的眼光观照书中的贝特朗；其三，关注区域地理的社会模式而非宏观历史的社会进程。

有人曾以树干与树叶的区别比喻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学的不同，相比于树干，微观史学家的兴趣显然在树叶上。

我们可以说，“马丁·盖尔”就是这样的一片叶子，先把树叶取下来才能在显微镜下进行深度研究。

二、聚焦：多重视野的史料调查
纵观戴维斯的个人履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其从社会史、人类学到民族志、微观史学的研究兴趣转变，《马丁·盖尔归来》的成书时间无疑在这一转变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志的研究给予戴维斯独具一格的研究视点，即用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

一方面，借助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参与调查。

在书中，戴维斯使用了“社区”的概念，着重考察村民的经济往来、交往模式、宗教生活、婚姻制度、司法程序等。

在经济往来上，展现了阿尔蒂加与巴斯克的趋异；在交往模式上，描绘了村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与节庆仪式等；在宗教生活上，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研究中获取灵感，探讨村民的信仰、心理、精神活动等；在婚姻制度上，勾勒出了当地女儿的嫁妆费用与村民对于传宗接代的愿望；在司法程序上，从里厄审判到图卢兹审判的细致书写，不仅串联了案件的始末，也将十六世纪的法律观念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在史料不够的情况下，戴维斯常常亲身深入田野调查中，可历史早已成为过去，有些资料早已可遇不可求，当过去沉默时，我们应当怎么办？“戴维斯的做法是，尽量从本地或附近村子的资料中找出线索，如别人的婚书是如何写的？当地的年轻人是如何对待光开花不结果的婚姻的？村民是沿着何种路线经商或旅行的？”②戴维斯还对各类相似案件，以及年长的老者对这类事件的评价进行调研等，从不同的侧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添加了数量可观的素材。

此外，求证于案件相关的种种“证据”。

判决阿诺·迪蒂尔之后不久，作为案件的参与人，纪尧姆·勒叙尔与科斯拉分别将这一案件写成著作，并在坊间获得了一定的畅销。

前者以马丁·盖尔的故事传递道德教训，后者则以案件注释的形式谈及自己在案中的所想所思。

戴维斯将两本书相互对照，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推断影响著作产生的多种原因，以此甄别有用的史料信息。

再者，就是参照了多方的法庭判决记录，加约·德·皮塔瓦尔的《著名的案件》的开卷本便是马丁·盖尔案，并通过法律界、史学界对案件评论的语气等细微之处，揭示了法律界人士的观点评估角度与趣味倾向。

然而，后世的著作大多受到科斯拉、蒙田等的影响，加之事件本身的离奇荒诞，以至于在后世讲述中以讹传讹，流离世俗。

作为史学家，戴维斯坚信“成堆的文件藏在某个地方，在这些来自过去的印记中，可以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③。

为此，她亲赴法国五个升级档案馆，造访阿尔蒂加和塞亚斯，终于有所收获。

首先，多方的文献资料使戴维斯得以描绘阿尔蒂加、塞亚斯家庭、社会、宗教、政治模式的图景；其次，这些文献补充了科拉斯等人的讲述；最后，多个与马丁·盖尔案件相似的先例给予了作者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得以参照的可能。

不可否定，在追查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关键的案卷、记录早已消失不见，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或许无从佐证。

面对成堆的文献，有些看似若隐若无的资料是否有深入调查的必要？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通过局部文本的选取，戴维斯将马丁·盖尔案这片叶子放在了观察台上，而又借助不同的观测方式，力图从多维视角探究历史真相。

三、试推：历史碎片的借尸还魂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戴维斯遇到了正在策划《马丁·盖尔归来》的编剧与导演，并很快投入了电影的实际制作当中。

她认为电影若措置得当可以很好地揭示历史是如
注释：
①［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76页。

②［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代译序第20页。

③［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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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被表演的，在具体而微的层面，人们是如何经历历史的。

这让其以一种迂回的方式，以电影为媒介，进行历史还原的“思想实验”。

在拍摄过程中，戴维斯也发觉了电影本身的局限，并决定书写《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可是，她的“思想实验”并未结束，依然期冀通过以历史碎片为“灵媒”，得以拼凑出完整的历史脉络，甚至与历史直接沟通。

在符号学中，皮尔斯提出了其意义解释的“试推法”，并认为“试推与归纳、演绎不同，是一种‘双向’思考方式，目的是增加我们‘猜对’（即给出一个‘有效’意义解读）的可能性，而无法做到肯定猜对”①。

也正如戴维斯所言：“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②通过前期大量的调研，戴维斯已经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民间风俗、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特点探究人物的成长、塑造过程，以此重构马丁·盖尔一家的生活世界。

笔者认为，这主要通过以下几条路径建构：其一，通过情景设置，设身探索特定场景中人物的具身体验与所采取的可能性。

受家庭和环境影响，贝特朗关注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名声，同时，受到丈夫抛弃，她渴望马丁·盖尔归来给予她关爱和生活改变。

阿诺·迪蒂尔的到来使贝特朗看到了希望，当大家误认他就是“马丁·盖尔”时，贝特朗就没有一点怀疑吗？戴维斯抱有怀疑的态度，并以一个女人的敏锐构想：当贝特朗在床上接纳他时，定然意识到个中不同。

并通过种种迹象，推断贝特朗就是迪蒂尔的帮凶。

“通过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她帮他成为她的丈夫。

有了新马丁，贝特朗的梦想实现了”③。

其二，通过多方资料的校验，探查最具合理性的历史分析。

阿诺如何熟知马丁·盖尔并成功冒名顶替？戴维斯列出了三种观点：第一，他们可能在同一地方当过兵。

这种看法最早出现于里厄法官的诉状中，可事实上，马丁在西班牙军队当兵，阿诺在法国军队服役，而且相关的证据明显不足。

第二，他们可能在其他地方游荡时熟知。

在作者的“思维实验”中，这两个意气相投的人谋面了，并且彼此交心。

阿诺听到了马丁对妻子和家人含糊的看法，这仿佛是暗示阿诺前去帮他“照管”一般。

“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剧情，但与阿诺·迪蒂尔最后供认的并不相同。

”在供词中二人并未相遇。

这就给戴维斯推断第三种观点提供了可能：二人可能并不熟知，但在一次偶然的误认中，他被当成了马丁·盖尔，并从中了解了马丁·盖尔的事情。

去往阿尔蒂加时，阿诺首先来到了邻村的意见旅馆，在那里，他再一次被认作马丁·盖尔，越来越多的“误认”仿佛给予了阿诺鼓励。

在随后与人交谈中收集了大量细节，通过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和反复排练，阿诺成为“马丁·盖尔”。

这种观点表明作者相信最有可能的真相是什么，“自始至终，我使用条件语气动词——‘也许带来了’‘可能看见了’——或是‘也许’‘很可能’或‘无疑’一类的副词限定语，来标识给予旁证或间接证据的陈述”④。

这种研究方式不得不常常迁就于可能，但也提供了了解过去不可替代的视角，正如戴维斯提醒我们要注意多重版本一样，我们在阅读《马丁·盖尔归来》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解读过程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四、结语
戴维斯并非讲述历史事实，而是表述一种历史的探究过程。

笔者相信，在其对马丁·盖尔案感兴趣时，脑中已经构想出了一个大致的蓝图，不管是空间、时间还是讲述视角，都具有独特的选题意义。

在研究过程中，利用自身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志的经验充分调研，不断挖掘埋藏至深的历史碎片并试图拼凑出完整的历史脉络。

虽然戴维斯的思想实验与试推的方法引起了许多争议，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她念兹在兹的目标还是对过去的建构，还是对16世纪法国的法制、社会与文学史的讨论”⑤。

从这一角度而言，微观史学家以“虚”题“实”做的优秀案例，超越以往的研究方法，探索将小历史与宏大叙事相联系的途径，追寻历史的深层结构与广阔的社会语境。

作者简介：
姜乃源，山东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

陈鸣，山东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艺术研究。

作者单位：1.山东大学 2.山东艺术学院
注释：
①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07页。

②［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5页。

③［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71页。

④［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20页。

⑤［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代译序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