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

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
钱明
科举制发展到明代，尽管已弊病丛生，但仍具有较大的选拔人才功能，王阳明本人及其家族成员多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

在阳明的家族成员中，其父王华“自布衣魁天下”［1］，为成化十七年春廷试一甲第一；其岳父诸让（？-1498，字养和，号介庵，官至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虽比王华出世早，但与华“金石相期”，举子相资。

阳明本人的举业之路则与王华、诸让有莫大关系，其二弟守文、妹夫徐爱的举业之路更与王华密不可分。

本文拟通过对王阳明科举经历的详细叙述，透析其举业观的双重性以及成因。

一
据弘治八年王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记载：成化十八年，阳明11岁，诸氏“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王华，见一旁“儿嬉”的阳明，遂曰：“尔子，我女妻之。

”自此阳明“服公（诸让）之德，感公之私”。

两年后，生母郑氏去世，阳明“寓京师”，“居丧哭泣甚哀”［2］。

诸公“悯我（阳明）中年，而失其慈。

慰书我父，教我以时”。

弘治二年，“（诸）公参江西（江西布政司左参议），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甫毕姻好［3］，重艰外罹，公与我父，相继以归。

公既服阕，朝请于京，我滥乡举，寻亦北行。

见公旅次，（诸）公喜曰：‘甥，尔质则美，勿小自盈。

’南宫下第，我弗我轻，曰利不利，适时之迎，屯蹇屈辱，玉汝于成。

拜公之教，夙夜匪宁。

从公数月，启我愚盲。

我公是任，语我以情，此职良苦，而我适丁。

予谓利器，当难则呈；公才虽屈，亦命所令。

（诸）公曰‘戏耳，尔言则诚。

’临行恳恳，教我名节，踯踯都门，抚励而别”［4］。

对于以上这段经历，阳明隐去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即在南昌结婚当晚，阳明“偶闲行人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

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5］。

若诸让不把阳明从道士身边追回，阳明是否能顺利中举，很值得怀疑。

被诸让追回后，阳明习书法，先在书艺中体验“游于艺”的快乐，又读程（明道）著，以正吾心，“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对明道心学，感悟渐深，“后与学者论格物，皆举此为证”。

然当时的科场现实是，能否熟习程朱章句之学，乃是举业成败的关键。

阳明“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的自得之学，对举子业无益处甚至有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后全靠诸让“教我以时”（意指流行于业界的八股学），及时矫正其方向，才使阳明于弘治二年“始慕圣学”（主要是程朱格物之学），接着便利用偕诸夫人归余姚途径广信的机会，谒见朱学名流娄谅于家舍。

娄谅教其“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对此“深契之”。

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范式的举业之指导思想，为日后的成功登第奠定了基础。

紧接着，弘治三年，王华“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阳明）讲析经义”［6］，督促阳明研习经义，积极应试。

期间，阳明虽“日则随众课业（即科举课目），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

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但依然把科举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只是此时的阳明，已把入圣与举业合二为一，把“讲析经义”与“搜取诸经子史读之”相结合，以“经”证“史”，视举此为入圣之途径，成圣成了他的主要目标。

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完成了从单纯应式向以入圣为目的、应试为手段的道德学问的方向转换。

此时在阳明心目中，应试及第只是手段，若为其所累，则为“累心”。

因此，弘治五年，当阳明与孙燧、胡世宁同举浙江乡试后，虽为准备会试而更加努力地研习“宋儒格物之学”，王华为此还特地把他接到京师寓所，让其“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他的心思已日趋活跃，已非举业所能羁绊，于是“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从而对程朱格物穷理说产生了怀疑。

然而，当时阳明虽对身心性命之学已有感悟，但并未找到入门途径，于是在焦虑中“自委圣贤有分”，对入圣产生了动摇，只好再回到应试的套路上“随世就辞章之学（即程朱章句之学）”
不难看出，阳明虽在王华、诸让的督促下温习应试，但心目中却始终未放弃对圣学（即心性之学、为己之学）的探求。

他是想在实现家人及自己的举业夙愿的同时，实现圣学重建的目的。

这样的心态，对科举应试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果然，中举后当年会试，阳明“下第，缙绅知者咸来慰谕”。

四年后的弘治九年会试，阳明又因“为忌者所抑”，而再次下第。

当时，“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先生（阳明）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此时的阳明，已从对科举制度的失望走向反叛，于是把举业仕进降格为外在的“动心”之欲，由科举之学转向身心性命之学，由“求学”转向“求道”。

此后二年，阳明寓京师，对作为考试标准答案的朱子学的怀疑亦愈加强烈：“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

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

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因此故，他便先“学兵法”，因“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似有转试武举之念；后“谈养生”：“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最后的结果，却是既未应试武举，亦未遗世入道（即道家道教），而是在家人的督促下，于弘治十二年春第三次参加会试，被“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7］。

阳明取得这样的举业成绩，应首先归功于王华、诸让的督促和教诲，但阳明本人在困惑犹豫中一直未放弃举业的努力，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
从21岁到28岁，阳明总共花了8年时间，参加了3次会试，才登第成功，这能不能说明他的智商不高，或者是他所受的教育不好呢？都不是，而是他本人在科举之路上的犹豫仿徨所致。

之所以如此，其少年时代狂妄放逸的个性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阳明自称“吾昔放逸”，王华曾“斥之为狂”，王世贞则记其逸事道：“（阳明）幼特好逸游，走狗、斗鸡、六博诸所从为，非不肯补博士弟子，毋亦无耐任之耳已。

稍游塾间，出与鬻雀者争，相人目异之，为取钱贾雀送还，曰自爱自爱。

异日，夭子柱石也。

守仁自是奋激读书一载，学大进。

”［8］要“无耐任”的阳明读书应试，的确不易。

后虽在王华的督促下勉强与叔伯等人“讲析经义”，然亦为白天随众温习功课，晚上“搜取诸经子史读之”，未把精力集中于空洞的经义举业上，而是放在了务实的子史学业上。

有好多次，他甚至想放弃举业，以兵学乃至养生学来代替经义之学。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作为应试标准的经义章句之学失去了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科举制度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详见后述）。

尽管在王华、诸让的督促教诲下，“启我愚盲”，“语我以情”，“教我名节”，使阳明最终完成了登科大业，“玉汝于成”，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内心深处对科举的怀疑与抵触。

因此，嘉靖五年，当阳明得知王畿、钱德洪两位高足“并举南宫，俱不廷对，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后，便大加赞赏，委以教授师的重任，“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9］。

此时的阳明，可以说已从科举制的仿徨者变为科举制的抵制者，从被动参与变成了消极回避。

其间的心路历程，似与陈白沙略异。

白沙是因屡试不第，遂不满于八股的思想钳制，进而反对官学化的朱学而转向心学；而阳明则是因狂妄放逸，目空一切，进而怀疑朱学，无心举业，导致两次下第，折腾八年，终成正果。

换言之，白沙是因举业上的挫折才转向心学，而阳明则是因怀疑朱学才屡试不第。

于是故，王华、诸让便想通过启其愚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促其回到正统、主流的轨道上，以完成科举及第之大业。

在此过程中，如果说王华主要起了榜样示范的作用，那么诸让便主要起了教育督促的作用，这便是阳明对诸让的教诲之恩始终铭记在心的原因之所在［10］，也是阳明与诸氏家族始终保持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

比如阳明曾写过《寄诸用明》、《书诸阳伯卷》、《别诸伯生》、《赠阳伯》、《送诸伯生归省》、《诸用文归用子美韵为别》等诗文［11］。

其中诸用明是阳明内兄，诸阳伯、诸伯生是阳明妻侄。

阳明还非常推崇内兄诸用冕和族叔诸克章。

如他在弘治十七年写的《若耶溪送友》诗中说：“内兄诸用冕，惟奇负艺，不平于公道者
久矣。

今年将赴南都试，予别之耶溪之上，固知其高捷北辕，不就当会于都下，然而缱绻之情自有不容己也。

”［12］在正德十四年写的《寄诸弟书》书中说：“石川叔公，吾宗白眉，虽所论或不能无过高，然其志向清脱，正可以矫流俗汙下之弊。

今又日夕相与，最可因石川，以求直谅多闻之友，相与讲习讨论。

惟日孜孜于此，而不暇及于其他，正所谓置之庄、岳之间，虽求其楚，不可得矣。

”［13］石川叔公即诸克彰。

钱德洪说：“克彰号石川，师之族叔祖也，听讲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礼。

”［14］说明诸克彰虽为阳明长辈，但甘愿就弟子列；而阳明则在内行家人礼的同时，又赞颂他是“吾宗白眉”。

《阳明全书》中录有《书石川卷》、《与克彰太叔》、《又与克彰太叔》、《别族太叔克彰》等诗文，是阳明写给诸氏家人书信最多的人。

除此之外，阳明还为诸让妻即己之岳母张氏写过《祭张淑人文》、子诸绣写过《南野公像赞》、孙诸衮写过《白野公像赞》［15］。

虽然阳明与诸氏家族成员尤其是诸克彰的关系非同一般，但诸克彰与诸让又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对阳明的成长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则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考证。

至于阳明父亲王华，杨一清尝称其“学一出于正，书非正不读。

客有以仙家长生之术来说者，则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长生奚为？”［16］传统儒家的姿态可谓在王华身上要比阳明鲜明、强烈得多。

日本学者鹤成久章的研究已证明：阳明在弘治十二年的会试中，是以第二名《礼记》经魁及第的，而阳明的《礼记》素养也许就来源于王华的传授。

因为王华举业的专经也是《礼记》，阳明受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文献中还残留着王华有非凡的《礼记》学识的各种记录。

据说王华17岁时即以《礼记》为专经而参加了县试，知县对他的成绩赞不绝口。

又据说，王华当时曾在去杭州的船中与生员们辩论，使自己的学识得到承认，后被聘为家庭教师，主讲《礼经》，并撰有大概属于《礼记》注释书的《礼经大义》（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二）。

与王华“金石相期”的诸让，其礼记学的功底估计亦不在王华之下［17］。

正因为此，说阳明在《礼记》学上受到王华、诸让的熏陶，当不为过。

阳明不仅以《礼记》为科举应试之专经，而且还著有《孝经大义》一卷［18］，对儒家孝道观念的阐释，亦体现出他对《礼记》的精研。

如他在正德十四年所作的《书宋孝子朱寿昌孙教读源卷》中对“孝”的作用是这样解释的：
孝，人之性也。

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

保尔先世之翰墨，则有时而弊；保尔先世之孝，无时而或弊也。

人孰无是孝？岂保尔先世之孝，保尔之孝耳。

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孝之一事，充是心而已矣。

［19］
这说明，王华、诸让不仅给阳明的科举应试以强有力的指导，而且还深深影响了阳明的科目之选择，而从阳明后来的思想演变轨迹亦可以看出，他参加科举应试时的理论积淀，给他留下的思想印记是难以抹去的。

因此，要研究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就不能脱离其早年所接受的应试教育以及所经历的科举实践。

正因为阳明及其家人与《礼记》学有如此深厚的关系，才使得阳明有机会看到许多《礼记》旧本，这对其后来从《礼记》旧本中择取《大学》篇，进而肯定《大学》古本而否定朱熹章句本，无疑起到过较大作用。

而《古本大学》的存在，在阳明批判朱子学进而展开自得之学的过程中，对于获得经学上的根据与权威，都是不可或缺的［20］。

当然，在阳明的思想性格中，自由主义的怀疑精神自始至终充满其心中，故而无论学业还是举业，都会在其身上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当下功夫和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色彩。

明儒李材所谓“海翁（王华）最博古，阳明亦多闻”［21］的评语，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王氏父子在为学方法和思想立场上的差异。

这是因为，“博古”与“穷经”相连，在明代则立足于教条主义的“道问学”，而“多闻”与“博识”相连接，在阳明那里则表现为现实主义的“致良知”。

科举制的弊端之一，就是把人的思想牢牢禁锢在教条主义的儒家经典的格套范式内，使活泼自由的思想空间遭到窒息。

由于阳明身上带有浓郁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故而对刻板僵化的应试内容和举业形式心存厌倦，以至对是否参加科举应试动摇不定，是很正常的。

若
没有父亲、岳父的压迫、监督，很难说阳明不会做出放弃举业的选择！
正因为此，才使得阳明对科举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本人对举业的犹豫不决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一方面鼓励和帮助家庭成员积极应试，以争取登科入仕，另一方面又揭露和批判科举制的种种弊端，试图通过建立私学、举办民间讲会的方式，以填补科举制所造成的思想空缺，校正科举教育的种种弊端。

而阳明在对待科举制上所表现出来的两重性，又正好与其思想性格的两重性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王阳明对科举制是一直抱有怀疑和批判态度的。

尽管他本人是通过科举登第而步入士大夫行列，又尽管他曾经鼓励和帮助自己家人顺利完成了科举考试，并且通过科举教育为贵州等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22］，但这些都只是他的权宜之举。

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阳明所倡导的其实是游离于正统与非正统、主流与非主流、体制性与个性之间的自由主义思想。

因此，作为正统、主流、体制性之集中表现的科举文化，阳明更多的是持批判校正的态度。

他是想通过体制内的改良方式，完善和人化（或谓心学化）科举制度，并且利用科场这个平台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王学的影响。

所以他不仅没有选择放弃科举，更是鼓励和支持家人、门人积极应试、争取科第，试图让自己及其追随者都能成为改革科举制度的“局内人”。

注释：
［1］黄绾：《石龙集》卷二十四《祭实翁先生文》，明嘉靖十二年王廷相序刻本。

［2］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点校整理：《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0-1222页。

［3］按：阳明成婚之事，《阳明年谱》记于弘治元年七月条，有误。

［4］王守仁：《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载诸章达等纂修：《姚江诸氏宗谱》卷六，民国十二年叙伦堂木活字本。

［5］《王阳明全集》，第1222页。

［6］按：明代科举的乡试和会试的第一场中，有三道题出自“四书义”，四道题出自“五经义”。

“四书义”是必修课，而“五经义”的内容则为选修课，考生有可能从《五经》中自由选择专业。

此处所谓“经义”，当指“五经义”，反映了王华、阳明重五经而轻四书的倾向。

又按：牧相，字时庸，《明分省人物考》卷六十称其“少受业于王尚书华，华器异之，与文成公同学”。

［7］以上均见《王阳明全集》，第1222-1223页。

［8］王世贞：《凤洲笔记》卷十四《名卿迹记王守仁》，《四库存目丛书》集114，第639页。

［9］《王阳明全集》，第1300页。

［10］诸让弘治八年去世后，阳明即撰文祭之，然当时因忙于公务，未能参加葬礼，直到26年后的嘉靖四年九月，才归余姚省诸墓，并再撰祭文，以示追念。

［11］详见《王阳明全集》第147、277、738、739页；拙著《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第272页。

［12］引自计文渊：《吉光片羽弥足珍——新发现的王阳明诗文墨迹十种》，收入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1页。

［13］收入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七《续录》第293，中华书局，2001年，第251-252页。

按：此书开篇有方浚师案语：“王文成公有《寄诸弟书》一通，《阳明全集》中所未载也。

黄虎痴先生于收藏家见之，刊于《尺牍墨华》中。

”（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七《续录》第293，中华书局，2003年，第251页）
［14］《王阳明全集》，第983页。

［15］祭文称诸太夫人“寿考康宁，而子孙之众多且贤耶，亦又何憾矣”；称诸绣“禀性冲和，存心仁恕，德之不喜，怒之不颦”；称诸衮“冰玉其姿，芝兰其德。

有凤凰翔乎千仞之志，具鲲鹏摇乎九万之翼。

”见《王阳明全集》，第1213、1214页。

［16］《王阳明全集》，第1390页。

［17］关于余姚诸氏与礼记学的关系，请参见鹤成久章：《明代余姚の＜礼记＞学と王守仁》，《东方学》第百十一辑，日本东方学会2006年刊。

［18］《明史·艺文一》有记载。

［19］《王阳明全集》，第1023页。

［20］参见鹤成久章：《明代余姚の＜礼记＞学と王守仁》，《东方学》第百十一辑，日本东方学会2006年刊。

［21］李材：《观我堂集》卷十八《答许敬庵》，明万历十五年顾宪成序刊本。

［22］参见拙著：《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第352-36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