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论劳动工资

劳动工资是指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了地租和资本利润这两个项目之后的工资。

劳动者的普遍工资，由劳资双方签订的契约决定。

两者利害关系不一致，一般情况下，雇主处于有利地位。

但劳动者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有规定最低劳动者的普遍工资。

且如果对劳动者需求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劳动者不够，则雇主们会相互竞高价雇佣劳动者。

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随着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

使得劳动工资增加的，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最高的劳动工资出现在最繁华，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

题外话：就业率、失业率的变化指标体现了对劳动者需求的变化，也是对资本的变化情况，即一国收入和资本是增加还是减少的。

劳动者的工资的变化情况，不知能否从侧面反应出一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是继续向前快速发展还是处于停滞的阶段。

快速增长的劳动者工资，是否也可以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快速的增加呢？比如改革后中国的变化。

呵呵。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最高工资出现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

亚当斯密举了英格兰和北美的例子。

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因为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

举了北美的例子。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但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

因数额如果数世纪不变。

那么每年的劳动者人数很容易供应所需的劳动者人数，甚至还有剩余。

即就业机会不足。

劳动量过剩，工资就会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他举了古代中国的例子。

而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中，情况就不一样。

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

职业竞争变得非常剧烈。

以致把劳动
工资减低到了极悲惨贫困的生活水准。

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后来波及所有的上等阶级。

最后国内居民减少到和资本收入所能够维持的人数，才开始重新的平衡。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

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现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

可能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

下层阶层生活改善，是对社会有利的，因为他们在任何的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

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正比，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够超过这个比例。

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

丰厚的劳动报酬，会鼓励劳动者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

要是劳动报酬不断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

如果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劳动报酬就会削减到其应有的程度。

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着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支配着人口的生产。

这需求在当时的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充足的劳动报酬，就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

不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且日益富裕时，大多数人民生活似乎最幸福，最安乐。

社会静止状态，境遇是艰难的。

在退步状态，是困苦的。

进步状态时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催的状态。

劳动价格通常在物价低廉时上升，在物资匮乏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都比较低落。

小结：劳动工资增高的是不断增加国民财富，最繁荣，变富裕的进步国家。

静态国家就业机会不足，工资只能是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退步国家下层阶级劳动力工资降到悲催的生活水准，最后波及整个上等阶级。

人口的需求其实像商品一样也支撑着人口的生产。

对比三个进步、停滞、退步三种社会，在进步社会大家都是最幸福的。

物价低廉时劳动价格上涨，物资匮乏时劳动工资比较低落。

题外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历史书中多讲述朝代变更的原因很多。

但是很少由从经济层面上解释。

在退步社会，下层阶层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低廉无法维持下层阶层的最低生活，使得劳动者阶层处于饥饿状态，那社会必然会动荡不安，从而波及到上层社会，然后那些导致朝代变更的一些历史转折的事情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真正的因必定是种下许久才会在导火线点燃后才全面爆发的。

种什么样的因，收什么样的果。

不考虑人道的因素，人口政策其实有道理的。

因为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口政策平缓了这种人口急剧波动的变化。

没有出现人口增减大起大落的情况，也许能够平衡劳动力的价格，不至于让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到无法负担起其自身的温饱，从而避免社会的动荡。

因为人口的增加也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一旦整个社会的物资无法满足社会所有人口的需要，必然是需要进行淘汰减少一部分人口，从而让需求和人口再次匹配。

而淘汰的方式，从历史上看，无非是通过天灾，人祸，动荡，战争进行的。

若能提前
的通过政策避免，或许就能避免动荡的方式。

对一种经济现象或者社会现象的研究，或许应该以认真的态度思考真正的因究竟是什么吧？真正的大爱者或者古时管理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或许不是时常都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在严肃的思考中用在常人眼里不能理解的手段方法避免着或者试图平缓这种冲突，避免动荡。

可能他们却因此而遭后世唾名，是非功过皆有后人评说，世人又是否有给过他们公平的评说呢？呵呵
第八章主要论述了劳动工资的决定或者不如说是在论述影响劳动工资的因素，除此之外还论述了劳动工资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劳动工资与国民财富的增减以及劳动激励问题。

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最终取决于劳动的生产物，但在分工的情况下，工资不等于劳动生产物的价值，因为这里边还要扣除地租和厂商的利润，因为工人劳动“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

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换言之，分享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

”但斯密意识到，在分工的情况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劳动生产物的总量会有很大的增进，但劳动生产物中所含的劳动量却在下降，也就是说，等量物品相交换所需的劳动量减少了，这似乎意味着工资待遇的下降，但斯密说，尽管如此，相互交换的便利程度提高了，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商品种类丰富了。

斯密从劳动的供给与需求量方面论述了劳动工资的决定：首先，他认为，劳动工资取决于供给双方的“契约”，也是劳动双方的谈判力量。

由于资方的联合较为容易，因而劳动工资较多地取决于资方。

其次，劳动工资不得低于人道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包含赡养和扶养的费用）。

这是供给方的一种力量。

因为，如果劳动工资不足以养家必然影响劳动的供给，“劳动者不
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就自动冲破了防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

”第三，劳动工资由于人们的“见异思迁”有关，——当然也可以认为这是由劳动工资的差别引起的，但它确实对劳动工资产生影响——“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教区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只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均衡。

”但斯密也意识到人们还有“安土重迁”的偏好。

最后，食品价格对劳动工资的影响。

这里边本身就包含了劳动供求双方的力量。

当食品价格很低时，劳动者的生活很容易得到满足（维持），因而，原来受雇的工人可能单干，而由于价格低时的农业资本家往往喜欢多雇佣工人以争取较高的利润，因而，出现供少于求，使得劳动工资提高。

“因为在这时期，农业家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卖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但这一情况是否会出现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物品的价格与劳动工资时有很大的关系的，往往出现的情况是，由于商品价格降低，使厂商利润降低，促使厂商裁减人员。

但斯密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食品涨价，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物价昂贵年度的荒歉，由于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

反之，食品跌价，会减低劳动的价格，而物价低廉年度的丰饶，由于增加了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

”
同时，我们还意识到，斯密地论述中已经注意到劳动工资与劳动供求的一种潜在关系，即劳动工资会对人口的增减有关系，而人口的增减又是劳动供给的新生力量。

“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

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
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

”斯密对劳动供求的分析，仍然凸显了他“看不见手的原理”，他说，“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虽屡次企图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作出适当的规定。

”
那么劳动工资与人们的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工人是靠工资来生活、繁衍的。

因此，工资如何能够保证工人的生活与繁衍是关系工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

“各种职工和佣工，都必须给付这样的工资，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而维持其种类。

”因为“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

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

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

”因此，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单靠市场力量是否能够保证到这一点？如果不能，是否需要政府来限制一个最低的工资标准？事实上，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工人劳动是否会使其感到愉快？当然，在为生活奔波时，是不需要有此种奢想的，但这一点也确实影响到劳动供给，影响到国民财富的增减。

“天性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有一定程度的纵情快乐，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

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阵殊疾病。

”因此，这就不仅要求有一个最低的生活标准（最低工资标准），还需要有工作时间的一种最高限制，而这些人道的标准靠市场力量是否能够实现？
“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

”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

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
家出现。

”
“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

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后者则须与雇主分享。

大制造厂中的雇工，容易受恶友诱惑，往往道德沦丧；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

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更大得多。

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
也许在马科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