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思想史徐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认识古希腊
2300多年前，有位出身于雅典富有的显贵之家，自由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立之年就具有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卓越的史才。

作为亲历一场干系自己祖国盛衰的战争中因为贻误军机流落他乡。

我们可以说修昔底德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这场发生在公元五世纪末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被修昔底德誉为痛史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我们看一看，究竟痛在何处？
痛之一：对于这场战争双方的认识：交战双方并非是正义或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写到，双方的领袖，即三分之一派和三分之二派的领袖，都是用似是而非的名词，一排公开宣称支持多数人法律面前的平等，另一派主张贵族拥有智慧，表面上他们都宣称忠诚于公共利益，骨子里则是他们自己的奖赏。

他们利用一切手段互相攻击，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

可是，甚至这些也会被报复的规模所超过，他们将复仇推到了极致，任何一方都不遵守正义或公共利益的界限，而是都任意指定自己的法律。

他们或者依靠非正义判决的帮助，或者靠强力夺取权力，急急忙忙地满足着自己的党派利益。

任何一方都不在关心宗教，而为成功达到某些邪恶目的伪造出来的、貌似公正的借口，则得到极大的称赞；那些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公民则成为双方的牺牲品，他们要么因为中立而不受欢迎，要么因他们的生存而遭到嫉妒。

内战让各种各样的恶性在希腊诞生。

对于这场内战，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战争双方都是出于非正义的位置，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任何一方都不遵守正义和公共利益的界限，都企图用法律去达到一种非正义的目的。

同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叙述到，克里昂和其他人非常坦诚地抛弃了对雅典帝国形式上正当性的论述，揭露出赤裸裸的事实：帝国实际上是暴政，一种没有道德许可而形式的主权，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的神圣职责就是推翻它。

公元前427年，克里昂对雅典人说，你们应当记住，你们的帝国是对不愿臣服的臣民的专职，他们总是希望反抗你们，他们不会服从你们，及时你们宁可损害自己而对他们表示善意，但你们还是他们的主人。

他们不会爱你们的，但他们会被暴力压服。

因此，对于斯巴达或者雅典的衣服，是她们的任何盟友都不愿意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依附于他们在国内的敌人更加有害。

雅典的盟友之所以加入同盟，是为了抵抗波斯。

但同盟正忘记了规定的时间，并且雅典的盟友是没有退盟之权的。

因此，由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成了雅典在其他城邦推行霸权统治的工具。

同样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样以抵制雅典的霸权统治为目标，但却成了斯巴达对内进行霸权统治的工具。

痛之二：对于雅典民主的认识：帝国式的民主，狭隘的民主。

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末尾，伯利克里发表了一篇《葬礼演说》，“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

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

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

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

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政治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国家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

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民族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

我们雅典人即使不是倡议者，也可以对所有问题作出裁判；我们不是把讨论当做绊脚石，而是把它看做是任何聪明行动所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

另外，我们在从事冒险事业之前或冒险事业之中，能够对它深思熟虑。

其他人的勇敢，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当他们反思的时候，又会感到疑惧了。

但是，真正勇敢的人无疑应属于那些最了解人生的灾患和幸福的不同而又勇往直前，在危难面前从不退缩的人。

我们的慷慨大方同样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结交朋友旨在给他人好处，而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

当然，给予他人好处的人成为双方更为可靠的朋友，他们继续表示友善，以使受惠者永远保持感激之情。

但是如果受惠者在感情上缺乏同样的热忱，他们的回报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不是慷慨地赠与。

只有雅典人，他们在施惠于别人时从不计较利益得失，而是出于一种慷慨大度的信念。

”
我们应该看到，在《葬礼演说》中，伯利克里没有详述死者的优点，而是用雄辩的演说，揭示雅典为什么值得人们用直至死亡的忠诚来为其服务，这是与传统的秩序向违背的。

在伯利克里看来，雅典人是与其他希腊城邦人民是不同的，你所为之奋斗是雅典，直接违背了雅典一贯的民主政治作风。

雅典人也就是借着自己的民主政治之风，一步一步推行者自己的帝国政策。

因此，雅典人虽然信仰的是所有人的民主，但由于雅典人有了优越的文化，因此，赢得了及通知希腊人、也统治蛮族的权利，雅典人把公民间的平等与所有人的平等小心的区别开来了。

雅典的民主并不是多数人的民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是一个大约拥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雅典人的领土阿提卡所拥有的人口大体于此相等。

在需要考虑的三十万人中，大约三分之一是衣服劳动者，六分之一是外国人。

自由而拥有公民权者站总人口的一半，能提供大约五万尅服役的男性。

雅典引以为傲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会制度，每届继任的，都是五百名新的、没有经验的成员。

决定其人选的，不是愿望或者适合，而是纯粹的机遇。

雅典民主政治本身是有着狭隘性和局限性的，是帝国式民主。

痛之三：权力和财富的追逐，使古希腊走向衰落。

伊迪斯汉密尔顿说对于战争的起因，在她看来，不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个是民主制的雅典，一个是寡头制的斯巴达，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共性。

权力和财富产生一种亚球更大的权力和财富的欲望。

战争的动机是贪婪，狂热的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

修昔底德在第七卷结尾时对西西里远征谢幕时说，“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找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说来，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于战败者来说，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因为itamen是全军覆没；他们的痛苦是很大的，他们的毁灭，诚如俗话所说的，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

”西西里远征是整部史书中悲剧中的悲剧，悲剧的原因可能不是满足于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是更可能感到的悲哀。

雅典人的失败并没有是弥罗斯人得到拯救，胜利的斯巴达人变得至少与雅典人一样富有侵略性。

胜利的斯巴达人摧毁了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换之以寡头政治，雅典人以前的自豪感荡然何存？
参考文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本，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希腊四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希腊帝国主义》【美】威廉弗格森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