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与适度发展非政府组织

求实　2005.9改革与发展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与适度发展非政府组织欧阳兵(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03) [摘　要]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非政府组织两者间具有密切关联度,但在中国的国情下,当前两者并非呈现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应确立何种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指导思想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一是要明确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的功能,二是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市场机制培育、人本观念重塑的现状对非政府组织积极作用发挥的制约影响。

基于这两个视角,较适宜的政策指导思想应是适度发展非政府组织。

[关键词]和谐社会;非政府组织;以人为本[中图分类号]C91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5)09-0062-04[收稿日期]2005-06-15[作者简介]欧阳兵(1959—),男,江西吉安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重要施政理念,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建设美好社会的现实理想和共同愿望,为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指明了可靠途径。

从政府统筹的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无疑要求不断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管理层级精简化的今天,发展非政府组织自然就成为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议题,而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在政策指导思想上探讨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力度,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首先要予以应有的关注。

一、判定社会和谐与否的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1](P 363)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

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这一隶属关系,不仅表明社会和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谐的集合,社会和谐必然表现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而且表明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构成了社会的总体和谐,三种和谐又共同构成判定社会和谐的三个基本指标。

何谓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简言之,政治和谐是指政治关系的和谐,是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客体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范或秩序,而这种规范或秩序给双方都带来利益因而关系比较缓和的状态;经济和谐是指经济关系的和谐,是现存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环节的契合比较良好、尤其是社会的不同阶层、集团对已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正面评价趋于较高一致的状态;文化和谐是指文化关系的和谐,是多种文化型态(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企业文化与社区文化等等)基于最本质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而建立起来的彼此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平等交流、和睦共处的状态。

三种和谐在决定社会和谐中缺一不可,然而各自作用又互有区别。

对于社会和谐来说,政治和谐的作用较根本,经济和谐的作用较直接,文化和谐的作用较持久。

因为源于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如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思想上层建筑如意识形态等)内部的和谐为整个社会保持和谐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和谐进行,实际上为社会和谐注入了最本质的内容,至于文化和谐,则力图从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来培养社会的主体———人的和谐自觉,这种和谐自觉一旦形成,将对社会和谐产生持续的推进作用。

认识三种和谐在判定社会和谐与否中迥然各异的作用,并不是说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三种和谐的重视在力度上要厚此薄彼、或在时间上有先有后,既不能陷入“政治决定论”,也不能陷入“经济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而应坚持全面统筹的观点,实现三种和谐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英文全称是N on -G 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简称NG O ),或N on -Profitable Organization (简称NP O ),也叫T hird sector (第三部门)。

按照国内一些学者的定义,它指的是那些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具有介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治组织形态。

[2]非政府组织的这些特性,使得人们选择它作为治理政府结构、调节社会矛盾的补充手段已愈来愈成为当今一种合乎理性的必然。

诚然,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在国外早已得到充分体现,在我国其积极作用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识:第一,在当好政府的“二传手”方面。

随着国有企业的重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增加,“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日益明显,政府众多的事务将放在宏观控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余下的大片“中间地带”已由非政府组织接管,同时,非政府组织沟通政府与民众,起到了反映社情民意、帮助和监督政府完善政策法规的积极作用。

第二,在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棘手问题方面。

改革进程的日渐深入,使“三农”问题、城市贫困、城镇下岗工人的再就业等问题日益突出。

以上难题的解决政府仍将继续起主导作用,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可低估。

例如,据有关专家统计,仅在“九五”期间,中国农村扶贫工作中就有20%的资金来源于非政府组织系统。

第三,在促进国际合作和民间交流方面。

非政府组织通过不同类型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与国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交流不断增多,建立了相互合作的交流机制,不但有利于了解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有利于得到不少项目、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

但是,也应客观理智地看到,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上述积极作用的背后,还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一些负面因素,突出表现在:第一,自利性的局限。

非政府组织代表和维护的是特殊群体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社会的所有利益或社会的一般利益,所以,这些特定的行业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存在矛盾就在所难免。

例如,非政府组织下的行业协会是非营利性的组织,但其成员却是由作为竞争者的营利性的企业组成,许多工业或商业协会在成为服务于每一行业成员的收集和传播信息中心的同时,其协会成员完全有可能利用它们所掌握的信息来控制价格、把持生产。

因此,行业协会的某些活动必然涉及不正当竞争甚至垄断。

第二,个体性的局限。

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或自治是其获得自主性并展开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但这种独立或自治也可能削弱非政府组织的自律性,助长狭隘的团体主义或个体主义意识,使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容易变成有碍于社会有序运转的我行我素或不可预测。

第三,封闭性的局限。

欧洲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通过多年对那些有众多成员的组织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组织的成员过于为自己的营生奔忙,而无暇顾及组织内部事务和有关目标与策略的争论。

结果,少数活动分子成为组织领袖,由他们封闭性地作出决策,其成员的作用只不过是批准一下而已,这就是所谓的“米歇尔规律”。

[3](P295)染上“米歇尔规律”所说毛病的非政府组织,当其规模变得更为复杂,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少数几个领袖的过激意志很容易变为组织意志的时候,它就可能会有从某一方面给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之举。

以上从一般意义上对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和非积极作用所作的初步归纳旨在表明,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有个清醒估价。

然而,如果说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而上述非积极作用对我们探讨发展非政府组织的政策指导思想尚构不成决定性影响的话,那么探讨制约非政府组织积极作用发挥的条件,对于明确这一政策指导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制约非政府组织对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积极影响的条件分析从根本上说,一切运动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我们说借用非政府组织为构建和谐社会献力,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地扩张其积极的一面,规避其非积极的一面。

但是,扩张其积极的一面是在积极面出现之后而非之前,否则将会本末倒置。

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面能否出现、出现的程度如何,又受制于所在社会的多种具体条件。

根据社会和谐的三种和谐构成,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本文将这些具体条件分解为民主政治建设、市场机制培育、人本观念重塑三方面来与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展开对应性分析,以进一步审视非政府组织。

(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对非政府组织积极作用发挥的制约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政治文明核心内容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在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产生了直接推动力量的同时,我们应看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现状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积极作用的发挥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影响,表现在:1.我国民主化建设的渐进性影响。

我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民主传统、民主习惯极为缺乏,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至多是为民做主的“清官政治”,自古以来,人们祈盼的是“明主”而非民主。

这样民主意识极为缺乏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指望一步到位。

回顾我国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民主建设的历程可以认为,我们基本上选择的是一条谨慎、务实、渐进化推进民主的策略,这集中体现为我们以发展党内民主和乡村基层民主为重要突破口来推进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

这一格局,使目前我国的公民社会建设还呈现阶段性、初始性的特征。

这一特征又使得公民社会没有能够成为非政府组织赖以繁衍和大量积聚、成长公民各种要求、主张,并向政府表达的基础条件,甚至成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对话、沟通、合作通道的架构者和确立稳定秩序的深厚土壤,马克思在阐述公民社会的意义时用的是“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4](p250-251)的判断,实际上和上面是同一个意思。

因此,我国民主化建设的渐进性通过公民社会建设的初始性,一定程度影响到非政府组织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例如,志愿者活动和公民慈善募捐活动在提升现代社会文明水平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按照国际上成功的做法,这些活动正是非政府组织大显身手之处,然而我国有些地方由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普遍滞后,公民参与意识不高,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作用难以显现,以致不得不由政府来组织包办这类活动。

2.我国民主化建设的思辨性影响。

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自卢梭、洛克等人主张的以代议制论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论问世以来,先后历经了从人民民主论到精英民主论,从一元民主论到多元民主论,从政治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从行为民主论到参与式民主论的发展过程。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一过程包含了由重视“实质民主论”最终向重视“程序民主论”演进的特点。

“实质民主论”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状态,强调个人权利的实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并主张从政治过程的后果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程序民主论”则认为民主是一种过程,个人的自由权利只有在这种过程中才能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程序。

从理论渊源说,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受到过西方古典民主理论特别是卢梭人民主权思想的不小影响,偏重于实质民主,因而我国的民主化建设始终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在宪法意义上享受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即是说我们对人民当家作主(即实质民主)强调较多,对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即程序民主)注意不够,而民主政治的魅力主要表现在民主程序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