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巢老人外文翻译

外文翻译题目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分析与社工介入路径思考学生姓名孔兢专业班级社会工作08-1 学号 200809020115 院（系）政法学院指导教师（职称）胡莹（讲师）完成时间 2012年 5月25日谁为中国人养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问题及对策1摘要早在197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简称OCP）颁布实施，旨在降低中国的生育率。

从那时起，就有大量的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

逐渐上升的中国老年人群体比例正产生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并发症，这种情况势必要通过相关政策的出台才能缓解。

本文采用一种新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聚焦于夹在“三明治”中间的一代——即必须要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那代人。

此研究收集到的定性数据试图从另一个视角看待这种人口结构变化的后果，并找到合适的问题解决办法。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城市地区的可能选择会比较多，而在乡村地区，可供大量老年群体的选择越来越少。

2引言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历了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增加，两种人口指标显示中国正在为一个老龄化社会。

虽然大多数学者同意，人口增长放缓较之于人口爆炸会导致更少的社会变迁（科尔，1986），持续的低生育率也无形中影响了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像中国的这种发展中国家，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本文通过研究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家庭结构和家庭护理模式的研究，将焦点放在独生子女政策和老龄人口之间的联系上。

正如我们所记录的这些改变，我们也为这些新的挑战确定对策。

这将通过分析从三明治，即要赡养中间一代收集而来的定性信息而确定。

虽然众多的老龄人口学家，[沃德Spitze，1998]和曾[1991]）强调对三明治一代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老龄问题的研究上，但是相关的研究却很少。

我们的此次研究正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探索减轻老龄化后果的可行性措施。

这项研究重新审视了中国近年来人口和经济所经历的转变，尤其注重逐渐增加的老年群体比例和由此引发的文化、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我们通过所获得的数据来分析社会变迁。

最后，我们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可以减轻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难问题。

3 研究意义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中国人口近13亿，年平均增长率为1.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

从1950年到2003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从41岁提高到71岁（郑，2004；人口参考局，2004）。

倘若，这种模式持续下去，到2040年60岁以上的将达到400万。

这个数字意味着世界总人口的26%，甚至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杰克逊，2004和张，2001）。

这种从相对年轻到老龄人口的转变是前所未有的（张，2001）。

此外，这种老龄化影响需要加以解决，因为他们对中国国民的生活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早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时，不仅人口年轻化，总人口也少于如今的一半，只有541.7。

那时，中国领导人还没意识到控制人口数量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数量意味着更多的人参与到反对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并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中国新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的警告被扼杀，这导致了在接下来的25年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

然而，到1971年，毛泽东意识到需要鼓励计划生育并发起万新邵方案以促进晚婚，扩大代际间隔。

但是，人口增长持续。

结果，在1979年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

因此，中国的生育率从1963年的7.5（波士顿，2000）到2003年的1.7（PRB,2004）。

现如今,大多数中国人承认中国确实存在人口过多的问题（王，1999）。

中国政府所宣传的宣传“少生优育”的观点很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念根植于人们的大脑中（格林哈尔希和邦加茨，1987）。

城镇居民首先调整了OCP。

接下来，农民也已经从违抗转向接受，由不理解转变为逐渐意识到OCP的重要性。

由于传统的压迫教育，大部分农村妇女并未接受过教育，90%的农村人口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因此，这样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Chesnais＆王，1990）。

此外，尽管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仍然为农业大国（PRB,2004），由于家庭仍然是农村老人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这样的人口组成势必使老年群体成为受OCP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格林哈尔希＆邦加茨，1987）。

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另一部分人口是没有男性后代的家庭。

正如我们下面所讨论的，最年长的儿子和他的配偶传统上承担着赡养年迈父母的职责（格林哈尔希＆邦加茨，1987）。

因此，为确保自己的养老问题，一些家庭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措施。

在2000年，中国的男女性别比为1.17: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

而全球出生婴儿性别比始终在1.05:1。

中国极高的出生性别比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他的出现原因是多层次的（托马斯，1995）。

失踪女童的常见解释为溺杀女婴（科尔＆巴尼斯，1994）。

暂且不管性别失衡的具体原因，但是我们相信这种差别受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这将对老年养老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由于女孩的缺乏，将导致更多的单身汉和更少的儿媳妇来为他们养老。

更令人不安的是，有研究显示，男性后代的家庭义务感最弱（FULIGNI＆张，2004）。

失踪的中国女童的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她们的缺席肯定会影响中国老人所获得养老的质量和数量。

总之，中国的传统养老模式正在经历很多变革。

历史悠久的联合家庭已被核心家庭取代（曾，1991）。

家庭义务感也逐渐被削弱（Fulifni＆张，2004）。

正是如此，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变得更为迫切。

除了近来中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也经济也经历着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转型以来，一些群体受益很多，即使城市地区失业率高，许多居民丧失了他们的传统优势，一般的，经济改革对城市存有偏见，城市被视为经济繁荣的发动机，由此也获得丰厚的待遇，如食物和住房补贴（艾，1993和赵、陈，2004）。

然而，在农村地区，医疗体系崩溃和预先存在的城市收入差距变得更为明显。

正如很多不发达的国家一样，中国同样面临着经济发展和快速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正是如此，中国遏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性别比失衡，老龄化，高失业率，城乡不平等，并积极遏制像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的城市动荡。

因为中国的快速老龄化已经给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从9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致力于建立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养老体系。

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覆盖政府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正因如此，2002年，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只覆盖了城市劳动力的45%。

而农村地区则会更少。

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意味着只有不到25%的劳动力享有保障体系。

中国政府意识到在21世纪的头20年是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时期，但是如何做尚未定论。

多数学者同意改革按劳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全面资助系统或者两个系统的某些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挑战。

可行的修改措施会使得社会保障体系更为持久，这其中就包含了将退休年龄从55推后到60岁。

其他的可行措施则包括逐渐降低收入替代率、扩大覆盖范围使之包含城市和乡村。

但是，所有的措施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他们容易带来很多并发症，更易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正是这样，谁来为中国人养老？尤其是农村地区。

4问题及对策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降低死亡率和延长预期寿命这一系列问题使得中国进入老龄社会，而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势必让我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研究特别专注于OCP 所带来的人口变化，探讨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养老服务的提供，并试图回答“谁来赡养中国老人？”因为由扩大家庭所带来的传统养老方式不仅不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选择，而是整个国家的重要议题。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大部分家长，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认为一个孩子供养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即4-2-1模式）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有经济能力的父母现在就为他们的未来做打算，然而，有这种经济能力的大都在城市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表明了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有这种能力。

相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能力这样做。

尽管这项研究并非对所有的中国老人都具有适应性，我们的访谈确实显示出了农村和城市地区老年服务的差异。

在城市，我们建议扩大已经存在的社区居委会的覆盖范围，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由于城市居委会的标准尚未建立，这应该在适当时候以上海模式为试点建立起来，吸取成功之处，进而推广。

在上海，可以建立志愿服务队伍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让年轻的志愿者帮助老人。

这个方案的成本很低，但却是高效的。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养老服务不再依靠家庭成员。

对于那些不幸没有居住在居委会附近的人，机构养老是另外一种可行性的选择。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机构养老作为一种养老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熟悉机构养老，选择自愿搬迁到这些设施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

同样，新建教堂和养老院的增加也使得机构养老成为一种可行选择。

然而，只有提升养老院的活动成效并使之推广，才可以消除居民的疑虑，使机构养老得以推广。

当然，一个人所在的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可能会有助于对他们的照顾。

另一个决定人们选择的是养老保险。

这种养老金计划在城市中很受欢迎，被很多有能力的老年人购置。

但是，这对于那些在农村地区的几乎没有资源的贫困老人，则仍然要依靠家庭养老，倘若家庭养老服务无法提供，则只能靠政府救助度过晚年。

农村居民养老服务的提供远比城市带来更多挑战，由于有能力的年轻人向外移民，使得农村的老年相对人数更多。

此外，城市老年护理选择，如养老院、退休金计划等并未在农村地区实行，使得在农村地区传统的孝观念依然占据主流价值观，因此，家庭依然是在农村养老模式中占据主要地位，目前为止，60%以上的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生活在多代家庭提供的养老服务中。

与孝道相关的价值观念一直在强化，比如，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加强家庭成员对老人的照顾，即孩子和孙子需要照顾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传统观念。

通过观察可发现，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一些年轻夫妇开始和妻子的父母共同居住，这一改变不仅可以促使中国人传统性别观念的改变，还能衍生出更多的养老选择。

政府的额外救助，也将会帮助老年人应对已经并将继续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

但是，由于财政拮据，这一措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施。

尽管如此，只要存在着城乡差异，大规模的年轻一代就会向城市迁移。

而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唯一模式，这也急需解决。

因此，政府的一个长期目标必须要缩小城乡差异。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很多的财力，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在此期间，应该大力提高农村人口尤其是女性的教育水平，并把城市的低保制度应用到农村，这些制度有助于使年轻的农村人口留在当地。

在1991年，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而现在需要达到广覆盖，并被所有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