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健康资料汇编

一、我国职业卫生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我国职业卫生的发展史劳动不但创造物质财富，而且是促进人类健康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在一定条件下，劳动过程和生产环境中存在的某些因素，比如化学毒物、生产性粉尘、物理性有害因素等，也能损害劳动者的健康，逐步引起人们对职业卫生方面的关注和发展。

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200~300年），我国《黄帝内经》中就有描述中暑原因及其症状的内容。

汉朝王充（公元27~100年）所着《论衡》中，有冶炼工被火烟熏眼鼻以及发生灼伤的记载。

宋朝孙平仲（公元10世纪）所着《谈苑》中，记有镀金人为水银所熏，头手俱颤；采石人由石末伤肺，肺焦多死；卖饼人因常看炉火，造成失明。

明朝李时珍（1587~1637年）所着《天工开物》中，介绍用粗大竹筒凿去中节排除煤矿中有毒气体，以及采宝石人下井时腰部系长绳，扣大铃作防范。

以上记载均比西方早，16世纪西欧始有职业卫生方面的记载。

1700年，被誉为工业医学之父的意大利拉马兹尼教师(Ramazzini，1663~1714年)所着《关于手工业者疾病的探讨》中，回顾了中世纪各行业中存在的职业卫生危害问题。

美国汉密尔顿(Hamilton，1910)进行了铅中毒、表盘涂镭工所患癌症等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厂矿企业职业卫生工作和科学研究几乎空白。

建国以来，在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引下，职业卫生工作与科学研究均获得迅速发展。

具体如下：1、职业卫生有关标准与法规逐步得以健全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职业卫生工作。

1954年，第1次全国工业卫生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职业卫生工作的开始。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并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工程安全技术规程》、《职员工人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即着名的三大规程，为我国企业的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956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卫生部颁布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101-56)》，附录中含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53项。

1963年，国家计委批准颁布了由卫生部主编的GBJ1-1962《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附录中含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92项，成为我国第1部有关劳动卫生的国家标准，1973年对其进行了修订，1979年颁布了新版的TJ36-197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附录中含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120项。

1981年，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成立，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规范化文件，标志着我国的卫生标准建设走上了规范、有序地发展轨道。

中央及各省市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近500份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尤其是2001年10月27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标志着我国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步入“有法可依”的崭新时代。

2、全国网络型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颇具规模1951年5月，全国第1个劳动卫生研究所—鞍钢劳研所成立，从此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大型企业系统相继成立了近300个职业病防治院(所)，各省、地、县2000多个防疫站(或疾控中心)成立了劳动卫生科，大多数省、地级医院设立了职业病科，逐步形成了全国自上而下的网络型专业机构。

全国近20所大学院校建立了劳动卫生教研室（或研究所），先后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高级专业人才3万余人，据初步统计，全国目前有10余万人的职业卫生专业技术队伍，人才队伍颇具规模。

3、职业环境改造取得重大成效50年代中期，卫生部提出“革、水、密、风、护、管、教、查”八字防尘方针，1979年提出“三同时”的概念，“三同时”的要求卓有成效的促进和规范了60～70年代、80～90年代两次全国性工业技术大改造，使主要职业危害因素初步得到控制。

90年代,卫生部又提出建设项目职业危害评价的概念，并逐步得以实施，现已逐步发展成完善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体系，从源头上有效地消除和控制了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作业环境的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4、职业卫生检测技术迅疾突破自动化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职业卫生检测技术。

形形色色的自动化、数字化、小型化的现场采样设备应运而生，一大批高技术含量的自动采样、分析一体仪陆续投入市场，极大地提高了检测工作效率。

气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光谱仪、色-质联用仪、液-质联用仪等先进的分析仪器陆续进入实验室，未知毒物鉴定、生产环境监测、生物监测的能力大大提高。

仪器设备的推陈出新、检测技术的迅疾发展，为职业卫生检测和职业医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5、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临床诊治技术迅速提高70年代，卫生部组织全国范围的职业病普查，在历史上第1次基本摸清尘肺和铅、苯、汞、锰中毒5种主要职业病在我国的发病情况。

同时，化工部在全国180多个化工企业40余万工人中展开健康监护工作，不仅掌握了化工行业职业危害因素，而且为全国探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其创建的就业前体检、上岗后定期体检及职业病普查，已成为接触有毒有害作业工人的健康监护常规模式。

80～90年代，有关尘肺及铅、苯等职业中毒的全国范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不仅促进了职业病筛检诊断技术的提高，使数十种职业病有了可靠的诊断方法，也为完善和规范全国职业病报告系统作出了贡献。

90年代，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职业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病临床诊治技术迅速提高,新的治疗药物、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职业病病人病死率下降、并发症减少、寿命明显延长。

6、职业卫生研究成果显着规范化检测方法的研究，为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提供了可靠保障。

我国的有害因素监测工作起步较晚，50～60年代所使用的设备、方法比较原始。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职业卫生事业如雨后春笋，有害因素监测工作也迎来了迅疾发展的时代。

广大科技人员研究、引进、开发了各种各类的监测设备、检验方法等，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极大地推进了检测工作的发展，同时，规范化研究工作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经过2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大批规范化标准测定方法应运而生。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颁布标准测定方法403项，为科学、客观评定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浓度(强度)提供了依据。

分子毒理方面的研究，为化学物“三致”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低浓度的化学品对人体的危害，往往因检测技术和手段的限制而被人们忽视，分子毒理学的迅速崛起，为化学物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犀利的武器，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为职业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提供了可靠的工具。

生物标志物所反映的是外来理化因素及生物因素与机体细胞相互作用引起的一切生理、生化、免疫和遗传等多方面的分子水平上的改变。

生物标志物在筛选易感人群，减少接触危险性、发现可逆的和亚临床病变，预防职业病的发生等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尽管刚刚起步，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为职业病诊断、筛选提供了依据。

我国在职业病流行病学调查方面起步较早，从70年代卫生部组织全国范围的职业病普查到80～90年代有关尘肺及铅、苯等职业中毒的全国范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再到近期的分子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探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模式，而且促进了职业病筛查诊断技术的提高，也为完善和规范全国职业病报告系统作出贡献。

药物研究为职业病的治疗提供了手段，如克矽平、汉防己甲素、二巯基丁二酸钠等药物的合成填补了我国职业病治疗的空白。

（二）职业卫生的发展前景展望1、职业卫生的工作模式向纵深发展职业卫生的工作对象将面向一切职业人群，包括工人、农民、脑力劳动者等其他职业人群，以适应现代高科技产业职业危害的防治要求。

职业卫生工作模式将由单一的监测—监护—评价转变为检测—监护—评价—控制配套系统服务；由单纯职业危害性监控转向职业性、非职业性危害因素的全面监控；由对部分职业人群健康监护转变为对全系统所有劳动者的监测监护。

职业卫生工作中，解决如何发现职业禁忌证、如何早期发现和有效防治有害因素引起的职业病、亚临床病变和远期健康效应将成为新的方向，劳动过程中的工效学问题、不良体位姿势、生物节律问题、职业性心理紧张等将成为职业危害防治工作的重点，甚至社会心理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也将纳入职业卫生工作的内容之中。

2、职业卫生的研究全面突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时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和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突破是现代医学最辉煌的进展。

如何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成果从分子水平上研究职业危害的生物学效应，已成为新世纪职业医学领域令人关注的亮点。

生物标志物研究的广泛、深入的开展、分子流行病学的异军突起，预示着职业医学在新的世纪里将会产生质的飞跃。

生物标志物在筛选易感人群、减少接触危险性、发现可逆的和亚临床病变，预防职业病的发生等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因此，它在职业危险度评价、生物监测、职业流行病学调查、易感性预测以及职业病临床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从分子生物标志物研究到职业危险度评价、生物监测、易感人群筛选以及职业病临床的应用中间需要一座桥梁。

在职业医学实践中，如何探讨低接触与健康变化的关系、如何确定接触生物标志物的阈限制、如何评价预防和临床干预的效果、如何制定卫生标准和临床诊断标准、如何界定职业禁忌证等等，都需要流行病学知识与技术的介入，这样分子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将会迅速崭露头角，将会对职业医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劳动过程中的工效学问题、不良体位姿势、生物节律问题、职业性心理紧张、社会心理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等将成为职业医学研究的新的方向。

3、职业健康监护突飞猛进职业医学的新发展，将使职业健康监护从对生产工人所患法定职业病和职业性伤害的诊断、治疗和劳动能力鉴定的旧模式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新模式。

基因多态性和易感性生物标志物的研究，为职业禁忌证的确定提供了可靠的手段。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为易感基因分型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法，且个体基因型相对稳定不易受外界因素影响使个体易感性预测成为可能。

通过鉴定影响个体对环境因素反应的基因和等位片断的多样性，即能准确地预测出影响人类健康的危险度，筛选和保护高危人群，预防职业危害的发生，达到一级预防之目的。

目前国内外正对化学毒物、致癌物、矽尘等与反应基因、细胞周期基因、修复基因等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的关系进行研究，预期将能发现更多的与环境有害因素相关的易感性基因和易感性生物标志物，对职业健康监护的范畴扩大到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保护易感性个体或高危人群有着积极的意义。

研究技术和检测手段的飞速发展，接触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的监测，可灵敏地反映生产环境因素对靶部位的早期效应，使接触职业有害因素的个体或人群中的不良效应、亚临床病变和远期健康效应得以早期发现，达到早期防治的目的。